没有丝毫征兆，父亲大人离开了这个世间。在热闹的元宵节即将到来的前三天，在沿途都是盛开的烟花的路上，听电话中母亲泣不成声的言语，坐在驶于夜色中的车里，恍如梦中。
夜幕降临，家门口，人影散动。正堂上，一块门板，一块布盖在他的身上，就这样，一块布就将我们隔开了。拉开布帘，先看见父亲大人的眉，他的额头和他——闭着的眼，心一哆嗦。
爸爸？我轻声地清晰地唤他。
他不应我。
拉他的手，没有丝毫的温度，
瞬间世界彻底凌乱了，明明周围全是人，而我困在了黑暗中。
父亲大人的童年很少听人提及，奶奶的口中都很少说起父亲的童年，母亲似乎也不太了解父亲大人童年的事，我翻遍所有的老照片，最早的是父亲大人的初高中毕业照。看发黄的老照片上那年轻稚嫩的眉眼，心想，这个男人怎么能这么帅，这么有能力呢？
父亲大人年幼时，发过一场大烧，导致腿脚不便，有一条腿瘦若儿臂，走路有一些跛。算命的说，这是散财童子下凡，天上神仙不愿意让他来，就拉了他一把，在他腿上留下了这个印记，就是这孩子太厉害了，有一些克，奶奶有一些不喜。又说这个孩子受到了惊吓，于是父亲大人便有了这个跟随他一生的小名——惊儿。
后来查了查那段历史，原来是建国后的脊髓灰质炎导致的不对称性瘫痪，想了想，我还是相信前者，毕竟是散财童子，神仙来的不是？
不管怎样，这条腿带给父亲极其强烈的自尊，融入了父亲的性格。大概因为身有缺陷的原因，父亲大人做什么事情都倾其全力，做到极致，第一个证明就是学业成绩，一九七四年的十二月，父亲大人以数学四次年级大考满分百分，总分全年级第一的成绩取得了高中毕业证，这一骄傲的成绩屡屡被他提及，也是他当时在学校极其骄傲的根本。可毕业之后，因为一些政策的原因，父亲大人没能考大学，这不是考不上，用他数学老师的话说，他是一定可以考北大的——这位数学老师是北大毕业的（孙佩茹老师）——所以父亲也一直这样相信着，可惜当时不给这个机会，没考上大学成为父亲的一个遗憾，也可以说是他执意支持他的儿子上学的一个动力。
学业结束后，该人生大事了。这个时期，父亲大人认识了母亲大人，期中具体的曲折，很少听他们讲述。
偶尔一个劳作的夜晚，母亲大人在昏黄的灯下给衣服缝扣子，念叨了几句，“你一个老偏儿（瘸子），怎么进门提亲的时候，走路就和正常人一样的？当时看了半天就楞没看出来，提亲那么大事，你怎么敢提着几块黄饼子，就上门了？那点破东西被人丢出墙外去，丢人不？”
父亲得意的笑，“别看当下穷，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放心好了，有我呢！”
灯下缝扣子的母亲大人，穿针引线，没再说什么。
这一幕，很短，也不知道怎么就在被窝里的迷迷糊糊的我记住了。
于是，日子就在父亲大人的张罗下开始了。
没多久就有矛盾了。母亲和奶奶总有一些不合时宜的争吵。在一次矛盾后，父亲大人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就对母亲大人做出一些极其伤害感情的举动。然后，母亲掉着眼泪出门了。父亲在街坊邻居的七嘴八舌中，弄明白了事情的原委，父亲大人知道错了，冤枉母亲了，着急就去姥姥家接母亲，结果不在。
父亲大人事后说，当时心里一下就急了，就找啊，家里没有。姥姥家没有。亲戚家都找了一圈了，还没有。
着急的四下找啊找啊，甚至在当时河水近乎断流的萍河边都看了一遍，一直到街坊过来告诉他，看见母亲大人在地里拔草呢。于是父亲大人赶过去就看见，老大的太阳下面，母亲大人蹲在田地里，一个人默默的拔草，身后是一排排整齐的玉米苗。不知道母亲大人在想什么，也不知道父亲大人如何和母亲道歉的，这件事后，父亲大人决定盖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
父亲大人开始积极筹款，终于筹集到巨额资金——四百元。又去北湖渠村儿的老舅家寻求帮忙。老舅爷还是很有号召力的，带着大队人马就过来帮忙了，于是，三间半的土坯房就这样建起来了，外面看，坚实的石头地基，漂亮外层的砖墙，屋内的墙是烧过的土坯，地面上是夯实的整齐的坚实土地面。在进屋的两侧留了两个窗台，说是要给老母鸡打窝，以后天天有鸡蛋吃。
待房屋建完，借来的钱是花出去了，母亲大人心慌慌了。挣工分一个月才几块钱。而这就是四百的外债啊，按当时正常工分赚钱来算，这可能一辈子都换不清了。
这时父亲大人对母亲做出了一个承诺，放心吧，有我呢，一定让你享福。
父亲大人开始钻研各种赚钱的路子，额，在那个时候，叫不务正业。
第一件事，是倒卖蜂蜜。爷爷当时养了蜜蜂，总会去站点卖一些蜂蜜，当时物资奇缺的现象引起了老爸的注意，不知道怎么运作的，父亲大人得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顺利的偿还了当时看来无法偿还的巨债，这让母亲觉得，父亲这个人还是可以的，可以说是超级厉害的。
母亲说，父亲大人从来不干正事。大家都在地里干活，他就坐在那，翘着腿左看右看拉仇恨。父亲大人自己说，那叫思考以后的路，也就是那个时候，父亲大人下定决心，脱离土地，不能土里刨食了。
父亲大人从蜂蜜实践中，推测出物资全国奇缺的情况，他做了一件事情，骑着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其他地方都响的破永久二八自行车，驮着两个巨大的袋子，出门了，这一去就是三天，母亲在家里做什么无从推测。
我想第三天的傍晚应该是这样，暮色时分，夜从四野侵上来，天光中还剩下一丝清亮的蓝，蝙蝠在院子的上方盘旋，父亲大人破开夜色，喜哄哄的进家了。他一定是人在大门口就开始叫老李，老李了。面上应该是掩饰不住的喜色。进屋，关上两扇木门，坐上炕头，从怀里——不对，按照父亲大人的一贯做法，应该是从腰间的布袋里掏出大大小小的零钱，堆在炕上。
原来父亲大人驮着二百斤的瓜子，到了北京的街头去售卖。其中艰辛不一一说了。这堆零钱点燃了这个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可是十五块钱啊！
这是什么概念呢？老爸参加生产大队的生产，具体工分忘了是多少了，但给的不是足额，因为他是老偏儿。曾听闻每日所得折合人民币最多2角。而老爸这三天，弄来了十五块钱，这抵得上两个多月工分的收入啊！
从那天起，父亲大人拖着他的残腿，开始这趟长达三百里的自行车长途旅程。队伍越来越大，先是带着舅舅，然后带上姥爷，然后生产队的人似乎人心都开始浮躁了，村里也开始有人跟随了。
也就是这段时间，印象中，父亲大人总是趴在炕上央求着我们给他踩踩腿。当时不懂事，觉得好麻烦啊，现在再想摸摸父亲大人，已是不能了。父亲大人将两百多斤瓜子，捆在破自行车两边。硕大的袋子，压着一辆破自行车，三百里，一个腿脚残疾的青年人倔强的蹬车，一天骑到北京，一天售卖，一天返程。三天一个往返，母亲在家，这三天炒好瓜子。三天三天又三天，就这样，一点点给家里点燃生活的希望和幸福，他的双腿，就应该是那个时候，落下的毛病吧。
爸爸——
当悄悄卖瓜子的大军，越来越多，蔚然成风时，生产队终于放开了，不再干涉离队的人们。而父亲大人则不再卖瓜子了。爷爷是裁缝，而父亲大人耳濡目染，也就会了做衣服。改革开放初期，一件西服是很稀罕的物件。父亲大人琢磨了琢磨，做了十几件西服，用包袱包起来，走进了北京。这一次遇上了贵人，一位在百货商店卖东西的大姐——我不知道她叫啥，父亲大人没提——看着父亲穿着干净利落，就给他留了一块地，让他在那摆台，卖他的西服。结果，一天就卖光了，那大姐说，以后你做的衣服，都给我吧，我帮你卖。父亲大人欣然同意。
后来父亲大人还闹了件糗事，一次给人送货的时候，送到人家的家里。要用人厕所方便一下，结果进去，又憋着出来了。父亲大人说，进去哪儿都那么干净，不知道尿哪儿，也不认识马桶。出了门，急匆匆的在一个犄角旮旯解决了，为这，老妈笑话了爸很久。可爸说，一定要让妈妈过上那样的生活。
于是，开始了做衣服，骑车子到北京卖衣服，毕竟不用带上那么重的瓜子，而且收入也高了。
母亲大人心疼父亲，便要求和父亲一起去进布料，帮着驼回家。父亲也欣然允诺，可是在驮着布料回家的途中，在必经的国道上，母亲大人车把一歪，差点被路过的小轿车压到，父亲大人就再也不让母亲大人跟随了。于是，艰辛的路上只有父亲大人一人，母亲在家照顾我们。
后来啊，每次去北京的时间最少三天，老妈一个人在家不方便，恰好此时，当地县城开始流行在结婚时穿上一件西服，父亲大人的西服在县城也有了市场，于是父亲大人和母亲大人开始了晚上做衣服，白天卖衣服的生活。对这期间的生活，我便有了一些印象，自己在院子里等着他们回来，妈妈总是会带一些糖块回来，有一种糖稀，白色的脆脆的很好吃，于是，亮着灯，背靠着褐色石基的老屋，看着天边明亮的星，蝙蝠无声的在院子上面盘旋，成为了记忆中的一种场景。
母亲大人说，那个时候，父亲大人几乎每天睡眠不超六个小时。最累的时候，是赶完庙会，收摊回家的时候，和形形色色的买家交锋，一天下来，连话都不想说了。躺床上两分钟就睡着了，是那种打着酣的熟睡。没有闹钟，父亲总会在某个时候爬起来，吃些饭，便开始打样儿，裁剪，缝纫，熨烫，剪线头，直到深夜，第二天，又早早爬起来，就这样坚持着。
父亲大人善于观察揣摩，总在关注北京街头的流行服饰，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每天看新闻联播主持人的西服。因为如此，父亲大人做西服总是在款式细节和面料上领先市场一步，用现在话来说，做出来的西服总是爆款。后来，一起卖衣服的小商贩和父亲大人商量，让父亲专注做，批发给他们，他们来卖衣服。
父亲大人合计了一下，觉得能和母亲大人在一起的时间长一些，就同意了。
于是印象里，睡觉前，总是父亲大人在脚踏缝纫机前埋头吭哧吭哧蹬机子的情景，母亲在昏黄的白炽灯下，一针一线的缝扣眼，缝扣子，剪线头。家里就三间半土房，半成品的衣服都放在炕上，怕灯光晃我们的眼，便用一张纸，将灯泡罩起来，将灯光拢在一小块的范围内，那张纸在白炽灯的烘烤下，不久就变成了干燥的黄纸片，进入我们的梦乡。
一件一件一件的衣服走出去，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富裕的幸福走进来。后来，脚踏缝纫机换成了电动缝纫机，电烙铁成了蒸汽熨斗，一点一点的家里放不下了。产量已经由开始的一天三四件，增加到了十件。餐桌上先有了白面大饼，后来白面饼里加上槐茂酱，再后来槐茂酱里点上香油，到节假日的时候，偶尔来一份西红柿鸡蛋面，一家人围着餐桌，那个氛围好热闹啊，不是节日胜似节日。到后来，餐桌上开始顿顿有菜。
某年的除夕之夜，那是记忆中的第一顿饺子，火在灶膛里旺旺的，饺子在锅里翻滚，水气蒸上来，弥漫了整整一屋子，30瓦的钨丝灯泡在水气中，把低矮的屋子，照的昏黄，那水汽让整个人的心底，都熨帖了，暖暖的幸福。
不久后，父亲大人开始了第二座房子的建造，在村子的最南头，又起五间宽敞明亮的水泥板房，从土坯房里搬到了明亮的房子里。有了厂房，开始雇人来做。算算日期，那个时候应该是一九九零年，父亲大人实现了对老妈的承诺，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我一直以为这个过程是很轻松很简单的，一直到长大后回头看，才明白父亲的扁桃体为什么反反复复的发作，那个时候不懂，不明白又养孩子，又讨生活的艰辛。不仅仅是养活，父亲大人应该对我们来说是严厉的溺爱。他似乎从不吝啬于我们的花销，总是给我们最好的东西。
孩子们想看电视，买吧，买台彩电。
孩子们想要自行车，买吧，买最好最流行的山地车。
孩子想要一间自己的卧室，建吧，给里面购置上最想要的单人床，写字台，就像曾经在城里看见的那样。
那么多，那么多——父亲大人有求必应，可是对自己啊，父亲大人从来都是能省就省，一分钱都觉得没有必要花。给自己买东西从来不会超过一百元，觉得贵。
爸爸——
在老屋这期间其实发生了很多事，我们不知道具体曲折。比如，听闻我们应是兄弟四人；可我记忆只有我和哥哥，这中间发生了什么，又有怎样的心痛？比如，与同行生意场上的种种竞争、艰辛，父亲大人从来未对我们提及，只是反反复复的扁桃体炎发作；比如购置布匹，车辆抛锚，推着车走到夜半到家这样的琐事；比如被熨斗里的蒸汽烫的整个脸如同熟透的猪头，一件一件往事，一件件都是父亲大人的痕迹！
妈妈有两首共鸣的两首歌，一首是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一首是蒋大为的《牡丹之歌》。妈妈最喜欢那句歌词：“有人说你富贵，哪知道你曾经历经贫寒。”她认为这歌词简直是为父亲量身定唱的。
从老屋搬到新房时，哥哥读初中了，而我小学即将毕业。
父亲大人性如烈火，做事行动如风。父亲坚持让我们走学习的路，他意识到只有学习才能脱离土地。哥哥的中考成绩出来后，不是很理想，不能够继续读高中。父亲大人把正在从大舅家玩耍的我喊回家，大发雷霆，情绪激动的时候，一尺抽在了屁股上，米尺折了。这是记忆中唯一一次父亲大人的体罚，现在想想应该是恨铁不成钢的捉急。
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在态度上正视学习的，这之前从来没有在乎过学习。因为父亲大人这之前都没有对学业成绩有明确要求。
只是迟了，学习习惯不好。初中又是不能抵抗诱惑的阶段，金庸古龙梁羽生，电子游艺厅，热闹的庙会集市，总之，没有顺利的考上高中，需要缴纳赞助费。
我至今都记得那天，父亲怒气冲冲而又无可奈何的带着赞助费，蹬着自行车到高中报到缴费去，那天父亲大人的无可奈何让我深深的感到了愧疚。
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直沉浸在对不起父亲大人的辛苦这个情绪中，没有意识到，更残酷的是，自此后二十多年，我就再也没有长时间的在家呆过。
于是在高中的前一年半，在学业的摧残中度过。为了把学习成绩提上来，熬夜拉长学习的时间，每天晚自习后，悄悄的溜回教室，等老师都睡了。点燃蜡烛，继续学习。以至于整个人每天都是恍恍惚惚的，不在当下的状态。这种不讲究方法的学习是无效的，每次考试觉得自己发挥很好，成绩总是教会我做人，惨不忍睹的成绩啊，这种来自成绩的提醒每周都会有一次。能在这种残酷的煎熬下坚持下来，唯一的动力就是父亲大人的辛苦。
实际上这个痛苦的过程一直到高二的期中考试，那次期中考试，终于考了全年级第四名，而这次憋着劲的考试，似乎也耗尽了我所有的精力。考完试之后，成绩还未出，就开始高烧，哥哥赶到学校，归途中，路过县医院输液。第二天下午，又开始高烧。烧的整个人迷糊，浑身上下，碰哪儿哪儿疼。父亲大人很是无奈，母亲带着到乡村诊所去看，就有了每天上午输液，烧退，傍晚时分，高烧又起。
记得期间下起了雪，那天烧到了39.5度，整个天地都是旋转的，坐在输液的椅子上，灯都是晃的。输完液后，感觉很轻松，踏着雪，咯吱咯吱的往回走。妈妈看我精神好一些，也有一些高兴，到家，父亲大人看我精神很好，高兴且小心翼翼的样子，让我心里温暖了许久。因为很久以来，我总觉得父亲是恨我的，恨我不能给他长面子出气，而我做的事情也确实不能让他感到骄傲，他在乎的学业，我从未考过第一名，与他的高中成绩相比，云泥之别。再加上父亲大人从来都是严厉的批评加上口无遮拦的咒骂，这些咒骂被当时不懂事的小屁孩当成真实的语言，落在心里，形成伤疤，揭开伤疤是深深的自卑。直到现在，用心看，才会看到这些咒骂背后，是对那些愚蠢行为的愤怒，是对命运的不服输，是对平庸生活的一种反抗，其实他是深深地爱着他的儿子的。可那时不懂，爸爸——现在我懂了。
那次持续一个月的高烧，最终以一场乡村叫魂仪式结束的，真的很神奇，输液都不退的高烧最后，一场叫魂治愈了，心里更踏实的是，似乎通过这场高烧知道了父亲是爱我的。
那场持续的高烧有后遗症，自那以后，感觉脑子总是不好用了，记不住东西，学业回落到了一般。
而后，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在家乡临县的县城做了一名物理教师。父亲大人很高兴，觉得这么多年的学没有白上，毕竟在高中做老师，是有一种自古以来的社会地位在里面的。终于父亲大人开始在邻里间炫耀，我儿子是高中物理教师，父亲大人以我为骄傲，我开心这一点，压在心头的那个期望终于去掉了。尽管和别人家的孩子对比依然不是很优秀，但父亲大人终究是认可了。
由于种种原因，我不想在那个县城一眼看到六十岁以后的生活，于是，没有和父亲大人商量，和校长直接辞职，然后卷着铺盖卷，一头撞进了这个霓虹闪烁的不夜城。
那时起，父亲大人和我开始电话的联系。
我以为每次掩饰的很好的声音背后，父亲大人都能感觉到儿子生活的艰辛变化。一直到后来，生活顺畅了，逐渐给父亲大人购置东西。父亲大人才安心一些。
母亲说，这一两年，父亲对谁都是两句话不合就开始发脾气，但是每当他看见他的两个儿子，就开始温顺的笑，他舍不得发脾气，因为——我们是他的心尖尖儿。
爸爸呵——
二零一九年春节前，和哥哥一起回家，父亲很是高兴，那天多吃了一些饭，开心的走来走去。农村的冬天很冷，我不留神感冒了。回到北京，身体体检，胃不好，约的胃镜是春节前一天。做完胃镜，身体不舒服，犯懒，就不想回家了。春节那天，和父亲大人视频拜年，他红光满面，开心露着满嘴大牙笑着。计划身体好些了，带着孩子媳妇儿，春节后回家。
二月十六是一个周六，天很蓝，可是起床后，总觉得天上灰蒙蒙的蒙了一层什么东西。上午父亲大人打电话来，没接到。下午，嫂子打电话，说父亲大人晕倒了，就一个电话，父亲大人从此真的不会再理我们了。
爸爸，我再也不偷懒了，我再也不会为了赚钱不回家了，我再也不做惹你生气的事了，爸爸——
一件接一件的仪式在熙熙攘攘的簇拥着开展着，那是一种很奇怪的心态，我总觉得父亲大人就躺在床上酣然的睡着。眼下的灵堂与一切与他无关。可下一刻，我悄悄打开蒙面的布，看见父亲大人苍白的脸，便感到锥心的痛与控制不住的泪，我不肯接受，压抑着不肯哭，可泪水止不住。
一念起，便是一件往事，便是满面泪。
夜，我摸了摸父亲大人的手，那么冷，那么白，痛风肿起的地方已平复入场，他的痛风终于好了，可再也不能应我了，爸爸——
恍惚的七天，直到看着父亲的棺进了土。回到家中，收拾完残局，一切都安静了。
午后，一切如故，宁静晴朗的日子，母亲大人躺在床上，碾转反侧，不能安睡，恍惚的我走过去，隔着被子，给母亲大人按摩起腿来，一下一下，母亲大人终于疲惫的睡了，很快，鼾声响起，我安静的坐在母亲大人的脚边，小心翼翼的，一声不发，生恐吵醒她。阳光洒进屋子，在鼾声中，悲伤紧绷麻木的心，终于感到了一瞬间的松弛，一瞬间感到生的幸福。我就那么坐着，听着母亲的鼾声，泪水终于不在控制，无声的流淌下来。悄无声息，泪流满面。我闭上眼，仿佛父亲大人就在母亲旁边一起熟睡着，呼呼的睡着。
睁开眼，窗外，在晴朗的午后，吹面不寒的春风吹过，“过两天就不冷了，开始暖和了……”父亲大人背着手，抬头看着晴朗的天空说。
爸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