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谁：何也！形声字。从言，隹（zhuī）声。金文字形，象鸟在叫。基本义：疑问代词，指什么人。

      如《左传·隐公元年》：“其谁曰不然？”读音有两种，一般来说“shuí”为读音，多见于庄重场合和极富感情的诗朗诵中；“shéi”为语音，较生活化，多见于影视剧节目和日常生活中。

    谁也指哪个人、哪些人，如唐·高适《别董大》：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毁：缺也，形声字，从土从毇（hui）省。毇指碾米或者舂米，土加毇省意为击打、踩坏之意。“毁”的原义就是破坏、损坏，如“烧毁”、“焚毁”等。《易·系辞》：乾坤毁，则无以见易。《诗·豳风》：无毁我室。

      毁后延伸指亏缺、减损，如毁齿，意为乳牙脱落，更生恒齿。

      毁又指诽谤、诋毁，如“积毁销骨”。指不断地毁谤能使人毁灭。

      毁也指居丧期间过度悲伤而损害健康，如“毁疾”、“毁颜”。 《礼·曲礼》居丧之礼，毁瘠不形。

誉：偁也。从言、与声。誉的原义就是称赞、赞美，如《礼记·表记》：君子不以口誉人。

      誉也指名誉、荣誉，如《韩非子》：誉辅其赏，毁随其罚。

      誉也通“与”，如《管子·明法》：交众誉多。

    《论语集注》：毁者，称人之恶而损其真。誉者，扬人之善而过其实。

试：考察。

直道：孔子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正直做人，不媚上、不瞒下、不偏袒、不自私。孔子曾说：“以直报怨”、“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其中的“直”，就是指“直道”。

全文理解为：

    孔子说：“我对于别人，毁谤了谁？赞誉了谁？如果有所赞誉的话，一定对他有所考察。夏、商、周三代的人都如此，所以能直道而行。”

      明末江西新建人程登吉编了一本启蒙读物《幼学琼林》，他这样形容孔子对人的点评： “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

      意思是：得到孔子一个字的表扬比得到华丽的衣服还要光荣，受到一个字的贬损比受斧钺之刑还要难受。

      左丘明曾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贤人谁能修之？”

    《春秋》的记述，用词细微而意思显明，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婉转而顺理成章，穷尽而无所歪曲，警戒邪恶而褒扬善良，如果不是圣贤，谁能做到？

      孔子不会随便批评、诋毁一个人，也不会随便褒扬一个人。而是通过精准的用词来定义、陈述事实，让事实自己说话，所谓“尽而不污”，被批判的人，权势再大，也心服口服。这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

      钱穆曾说：“孔子著《春秋》，不虚夸人之美，不隐藏人之恶。无论褒贬，一概用事实说话，一如其实，事以明道。”

      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个道理：无论我们是表扬一个人，还是批评一个人，都要经过自己认真的考察。而不是不知前因后果就随便跟风，盲目乱说。 毁誉见于直道，而直道自然在人们心中。

      《乐毅报燕王书》云：“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绝交了，不必诋毁对方，别人毁我或者誉我，也不必太在乎。

      毁誉是大事，要非常小心在意，对待他人，要杜绝诋毁，谨慎赞誉，一切立足于事实说话，只说事，不说人。

      对于媒体来说，该褒扬的要大力褒扬，该贬损的要依照事实大胆贬损，只有这样，人们的价值观才不会紊乱。人们才会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该做，社会风气就会好起来。

《春秋》和“春秋笔法”

      《孟子·离娄》说：“《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

      意思就是：当时各诸侯国的史书一般都叫《春秋》，只是鲁国就叫《春秋》，没有加个专名，而晋国、楚国自己加了专名。《春秋》就是个共名。

      古时历法先有春秋，后分冬夏二时。因此把国史记载叫做《春秋》，这就是“春秋”作为史书名称的由来。

      所以如果有人说孔子从小就开始读《春秋》，不要觉得奇怪，因为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史书都叫《春秋》。

      我们现在通常所指的《春秋》即《春秋经》，是我国古代史类文学作品，由孔子编撰。

      鲁哀公十四年（前841年）春，鲁国在大野（今山东嘉祥县的获麟堆）围猎，大夫叔孙氏的车手鉏商获得了一只怪兽，大家都以为不吉祥。

      孔子看了说，这就是瑞兽麒麟！并叹息嘉瑞之无应，吾道之穷矣！于是停止了《春秋》的编写，李白有诗云：“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所以《春秋》也叫《麟经》、《麟史》。

    《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

      孔子作《春秋》，目的在于惩恶而劝善，所以“《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它是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

      据一些文学著作记述，至迟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记载国家大事。《春秋》是由鲁国史官记录大量当时本国诸侯，大夫，国人等失礼非礼之事；

      鲁国史官也会收集其他诸侯国公侯大夫等失礼非礼之事，会记录诸侯国公侯间大夫等间书信内容，比如晋叔向与郑国子产关于铸刑书的书信，其中记录了齐国史官因为保持真实记录而被杀掉的事件等等。

      现存《春秋》，从鲁隐公记述到鲁哀公，历十二代君主，计二百四十四年，它基本上是鲁国史书的原文。

      旧时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但后世亦有不同说法，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

      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

      虽然春秋之作者有争议，但其经过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则无大异。事实上，春秋作为一鲁国的史书，其作用早已超出史书范围，春秋用词遣句“字字针砭”成为独特的文风，为历代文代史家奉为经典。

    《春秋》所记，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国大事，现所存全文，不过一万六千多字，但据曹魏时的张晏和晚唐时人徐彦引《春秋说》，都说是一万八千字（张说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说见《公羊传·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见《春秋》原文，从三国以后脱露了一千多字。很多大事遗漏记。

      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余（太史公）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司马迁对《春秋》极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近代学术界曾对于《春秋》的史学价值存在质疑。然而史料记载中并没有对《春秋》的历史记载产生怀疑。

      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序》中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

      朱熹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春秋》记史的笔法与《史记》不同。司马迁明确指出：”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但《春秋》的“微言大义”并不意味着其“言”是失实的。张京华有这样的评价：“如果说‘良史’、‘实录’代表了古代史学的基本原则，‘微言大义’则是代表了古代史学的最高境界。”

      也许正因如此，《左传》才会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这是从先秦孟、荀到两汉马、班诸家一致的看法。

      两汉以后，今文经学衰微，学者多受古文经学门户之见的影响，开始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并由此引发了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春秋》性质之争：史书？经书？文学？政治学著作？亦经亦史？

      无论从哪方面考量，《春秋》的开创之功都是无可争辩的。

      它的编年体例，为史学三大体例之一，“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垂范千秋，继之者众，《资治通鉴》最称出类拔萃。

      它的私修性质，打破了官方对史学的垄断，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先声。而“二十六史”中，私修者多达三分之一，亦可说是受其引领所致。

      它的春秋笔法，姑且不论有多少后人穿凿附会之处，但其本身所彰显的史学精神却勿庸置疑，那便是勇敢无畏，刚直无私。

      中国史脉能绵延至今而不断，与孔子当初所赋予的那股坚韧之气息息相关。圣人其萎，而《春秋》不老。爱读《春秋》者，代不乏人。

      最为民间所熟悉的，恐怕就是三国那位与孔圣人齐名的关圣人关羽了。君不闻一幅对联有云：

孔夫子，关夫子，万世两夫子；

修春秋，读春秋，千古一春秋。

    《春秋》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

      其中左丘明《春秋左氏传》，公羊高《春秋公羊传》，谷梁赤《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

    现《春秋》原文一般合编入《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