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 3》梳理了曾国藩与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同僚下属之间的协作交往，读来最为深刻的就是他与李鸿章的亦师亦友，和衷共济。后人的一般印象中，曾国藩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道学家，但也是独具慧眼、知人善用之人。
曾国藩比李鸿章大十二岁，李鸿章终生以做过曾国藩的学生为荣，一生都以老师相称。
曾国藩为什么会在名将如林的湘军集团中，选择非湖南籍的李鸿章做接班人呢？除了李鸿章自身具有的人格品性、宏才大略，政治需要外，可能还有他对曾国藩一如既往的恭敬、谦让；对曾氏湘军体系思想的全盘继承；对老师亦步亦趋，随时随地尊听师训的虚心。
曾国藩与李鸿章交往中，虽也有意见相左、各执一词之时，但大的方面师徒二人始终是有情有义、有始有终、密切配合。曾国藩去世以后，李鸿章也继承了他的衣钵，并担负起挽救国家存亡的大任，不畏难、不逃避，让曾国藩的事业火尽薪传。
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安徽合肥肥东人，世人多尊称 "李中堂"，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 “中兴四大名臣” 之一。
耳提面训
如果说曾国藩的一生动力是 “成圣”，李鸿章则是 “成功”。
李鸿章科举之路可谓一帆风顺，十八岁中秀才，二十一岁中举人，二十四中进士。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安徽籍翰林。他的一生本应该是跟曾国藩当年一样，在翰林院悠闲宁静的氛围中研究史学、协理奏折、精进学问，一点点的升迁。
咸丰三年太平军攻入安徽，李鸿章受命回籍办团练。
李鸿章办理团练，文官转武官，自然缺乏实战经验，光凭一番血气，胜少败多。在安徽，面临上司不和、官场倾轧，几欲不能自立于乡里。
咸丰八年，太平军再次攻入庐州，家中祖宅被毁，幼子身亡。
数年里，不但没有建功立业，反而如丧家之犬，仓皇四处逃窜。
放眼四顾，天下谁人可依？
李鸿章最后选择投奔曾国藩的湘军大营。
曾国藩的幕府不像军营，更像一所学校，校长就是曾国藩。他对待属下就像老师对待学生一样。
对于李鸿章投奔，曾国藩甚为高兴。但也深知李鸿章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需再经一番磨砺。
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让他有机会接触军中第一流的人物，与不同的将领辩论军事，磨其锋锐，练其心智。
不但学习为人为官之道，统兵带将打仗之法，曾国藩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
在曾国藩的疾言厉色、耳提面训下，李鸿章从生活散漫、傲慢无礼转变成起居有度、恭谦礼让之人。潜移默化中为人处世发生了很大改变，大开眼界、增长才干。
李鸿章对幕府期间恩师的教海，感激终生，他说，他后来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
曾国藩对李鸿章这块美玉，也是做到循循善诱、敦敦教诲，尽力雕琢。
独当一面
曾国藩做事过于求稳，遇事犹豫再三，李鸿章思维清晰，明快果敢，在曾国藩的幕僚中，李鸿章的作用最大。
李鸿章之前在安徽办团练，“专以浪战为能”，被朝廷诟病诸多。在曾国藩幕府十年的历练，慢慢练其心、老其才。从营数年，学得实践之学，经世之用。
咸丰十一年十月，太平军进攻上海。上海官绅请求曾国藩救援。
李鸿章首当其冲、坚求请缨。
曾国藩遂派李鸿章创建淮军，求援上海。这一事件改变了李鸿章的命运。
苦熬多年的李鸿章终于可以自立门户、独当一面。在曾国藩的幕府中他又上了一课——建军。曾国藩亲自讲解如何行军、如何扎营、如何挖壕、如何待敌，亲自为淮军制定营制营规。
在曾国藩的精心教导下，李鸿章沉下心来苦练数月，然后抓住机会，亲临前敌指挥。
淮军连战数捷，不但挡住了太平军对上海的进攻，还发起反攻，使得太平军仓促退走。
这一战，李鸿章让上海士绅、曾国藩都对他树立起了信心，奠定了他在上海不可动摇的地位。
这年年底，李鸿章由署理之职实现实授江苏巡抚。
除了军事打仗，李鸿章还署理洋务。正是上海成就了李鸿章的洋务基础。他在与西方人的密切接触中，了解世界局势，眼界大开，学会借用西方先进技术和作战方法。
曾国藩对李鸿章在上海的表现非常满意，对李鸿章的军事才华与带兵能力有充分的肯定，这为曾国藩以后决定把李鸿章作为他的接班人打下了基础。
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同时派出他的三位得意部下出任：左宗棠任浙江巡抚，沈葆桢任江西巡抚，李鸿章任江苏巡抚。
这三人都属破格委任，曾国藩皆寄予厚望。然而，三人表现截然不同；左宗棠和沈葆桢在权力范围与曾国藩产生重叠后，很快因利益不同而发生冲突。李鸿章与曾国藩能做到互助互谅、珠联璧合，从来没有撕破过脸。
师生之间亲密无间，配合默契，这是曾国藩日后交班给李鸿章的一个重要原因。
衣钵相传
咸丰三年六月，湘军攻下南京城，曾氏兄弟实际也步入一个危险的境地，中国历史是，狡兔死走狗烹。曾国藩手握重兵，是当时中国最有权势之人，朝廷时时刻刻对他即疑虑又恐惧。
长期沉浮官场并熟读史书的曾国藩，深知自古手握重权者，无不死于位高权重而不知退者。为避免悲惨下场，加上后期湘军胜兵自骄，暮气很重，遂裁军交权。
但是曾国藩有他的计划，那就是 “裁湘留淮”，把军事重心转给了李鸿章。
军事重心由湘军转到淮军，意味着曾国藩已经选定李鸿章作为自己事业的接班人。这也合乎当朝统治者们寻求权力制衡、相互掣肘的政治利益。
太平天国平定后，原本势力不大的捻军异军突起。同治四年四月二十日，负责围剿捻军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被杀，朝野震动。
曾国藩只好以衰弱之身，再度披甲挂帅。
此时湘军已裁，只能依靠淮军，李鸿章全力配合曾国藩剿捻。无奈，自太平天国后，曾国藩 “心以用烂，胆以惊碎” 身体严重透支，精力耗费殆尽。
剿捻进展不顺，一年多时间里，曾国藩多次被御史参劾，在朝廷与捻军的双重压力下，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
朝廷对军事一贯急于求成，一年后，致令曾国藩，要他以调理身体为由，把兵权交于李鸿章。曾国藩不得不接受半途而废的剿捻结局。
在其后的天津教案中，朝廷又一次上演曾、李互换。
在处理天津教案时，曾国藩承受巨大压力，旧病复发。最后也是由精通洋务的李鸿章，帮他收拾残局。
同治九年以后，师徒二人分理南北，心境大不相同。
李鸿章年富力强、意气风发，后来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长达二十五年之久，在晚期政治舞台上占据重要位置。
曾国藩在“天津教案”后重返两江总督之职，心情抑郁、病残颓弱。
同治十一年一月，接到曾国藩去世的消息，李鸿章悲痛万分。
曾国藩一生就像个兢兢业业的校长，为培养学生不遗余力。而对学生来说，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
此时，没有了恩师的耳提面命，李鸿章的心境我想是 “程门今已矣，立雪再来生。”
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是：“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是因为，其终究是一个朝廷的傀儡，早年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后期代表清政府签下30多个不平等条约。
后人们经常用 “卖国贼，裱糊匠” 来形容李鸿章。纵观他这一生，前半生行军打仗，才识有余；后半生作为外交家，殚尽竭力，鞠躬尽瘁，却一败涂地。
李鸿章的失败不是他一个人的失败，是整个中华文明的失败，他处的那个时代，水流过急，变化过快，以他一人之力，是不可能稳撑大船而不覆。清廷腐烂保守而不自省，虚有其表而无其实，脆弱的如同一座纸屋，任凭李鸿章多大的战略才华、外交手腕，他也只能是在千疮百孔的破屋中，东补西贴。
曾国藩庆幸的是，他的去世，免去了类似于李鸿章的尴尬处境，做到生前备受尊重，死后享尽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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