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9年，宋代女词人李清照跟随“衣冠南渡”的茫茫人群，路过西楚霸王项羽自刎的乌江边，有感而发写下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的历史名句。

南宋初期兵慌马乱，寻常百姓的感触今人实难体会，但通过当初满含情感的诗词我们总还能窥见一斑。乱世中，我们所知的名字还有陆游、辛弃疾、林升、张元千、陈亮等等——还有那位被后世敬仰的民族英雄岳飞，他虽然不是文人，但一首《满江红》也足以永世流传了。

李清照为南宋朝廷的软弱感到义愤，一介女流也只能是发发牢骚，很快她就安居金华终日歌酒，“惊起一滩鸥鹭”了。不过千千万万的南迁百姓却没法释怀，时刻盼望着能带他们重返故土的英雄出现。人们相信，那些曾护佑中华的神灵必定会降生人间，再造传奇的。

百姓的精神诉求是单纯的：首先是国家能够抵挡金兵南犯，其次是再图光复。翻看历史，他们知道此时尤其需要唐朝张巡式的英雄。

张巡，被后世称作东平王，也是唐朝凌烟阁中一位悲壮的护国功臣。安史之乱期间，他拒不投降叛军，凭区区两万余众苦守雍丘、睢阳，保证了大唐赋税来源江淮地区不陷落于叛军，为朝廷平叛争取了宝贵时间和经济保障。

南宋百姓们相信，英雄都是天上的星宿或神灵下凡护佑百姓的，而英雄需要涅槃重生。

临安太阳镇的“五凤朝阳”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当年林升的《题临安邸》是今天学生教材中的作品。只不过经历900年后，他诗里杭州今天还是杭州，而南宋的临安只能从杭州市临安区找到一些影子。

临安区有个镇叫太阳镇，山清水秀，是个很好的旅游度假地。小小太阳镇还拥有两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是与张巡有关的东平王庙会，另一个是被称作“五凤朝阳”的灯舞。

在中华文化中，麒麟与凤凰皆为神物，麒麟为鳞虫之帝，凤凰为羽虫之王。凤凰还被认为是不死之鸟，可浴火重生，而天宇中最热烈的火又莫过于太阳。南宋时，来自北方的先民定居此地时，他们发现此处山灵水秀，周边五座山恰形似五只飞翔的凤凰共同朝向此地，“太阳”得名也就由此而来。

因为“地分九州，天作五方”，所以古人说“凤具五相”，《小学绀珠》卷十记载:"赤者凤、黄者鹓鶵、青者鸾、紫者鸑鷟，白者鹄。"这五凤分别是东西南北中五方天宇中的王者，承载着安定与繁荣的期望。

山能如凤，只因心中盼凤。当初南宋百姓们热切盼望更多如张巡这样的英雄能涅槃下凡，护国佑民，所以人们就地建起了一座东平王庙，四时祭拜，渴望神灵垂青。后来抗金的岳飞、韩世忠等这些忠臣良将是不是“神仙附体”我们无从知晓，不过久而久之，东平王庙会以及庙会保留节目“五凤朝阳”灯舞倒成了本地传统文化的标签。

那些文武双全的英雄

开篇我们提到过岳武穆写《满江红》，作为一名武将，我们很难把他归入文化人一类。《说岳全传》有岳飞枪挑小梁王欲夺武状元的桥段，想必岳鹏举天资聪慧，基本文化素养还是有的。加上有个能断文识字在儿子背上刻字的“英雄母亲”，岳飞能写出慷慨激昂的词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名字中占个“鹏”，所以后世传说岳飞是佛祖灵山上的金翅大鹏转世，也算是与涅槃的凤凰有所关联吧。

岳飞是能文的武将，而数百年来在临安东平王庙里供奉的张巡，则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文武俱秀之才。虽然后世人们乐意把东平王塑造成一位披坚执锐、威风凛凛的将军形象，但事实上他是正儿八经的儒生。

张巡生于公元709年，柳宗元说他祖籍蒲州河东解镇，是生于河东后迁居南阳的。我们知道，柳宗元也被叫作柳河东，他生活的年代距离张巡也就几十年，所以作为老乡，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如果张巡真是河东人，那还真有点巧，历史上另一位文武兼备的忠义大将关云长也是那个地方的。

安史之乱前正值唐朝的鼎盛时期，历史上叫作“开元盛世”。张巡早年饱读群书，并且考中了开元年间（公元741年）的进士。在古代，考取进士就意味着登了皇榜，必须拥有顶级学问才行。张巡同时代的诗仙李白、诗圣杜甫都未能考取进士，我们所熟知的人物中，张巡的山西老乡白居易倒是算一个真进士。所以，没有安史之乱的话，张巡的人设形象是可想而知的。

早年的张巡是一介书生，确切说是看过一些兵书的书生。32岁进士及第后，因为有些书生意气，其在官场并不如意。由于不愿奉承巴结权贵，张巡先后只做得了清河及真源（河南鹿邑）县令而已。然而儒家“当仁不让”的价值观和安史之乱的机遇，却把这位原本碌碌无名的小县令推上了历史潮头，造就了名垂青史的英烈。

儒生的倔强

《论语》中曾讲了这样一件事：孔圣人的学生子张问老师关于“仁”的问题，孔子回他：做到恭敬、宽厚、诚信、勤勉、不苛刻就好，并且说“当仁，不让于师”。意思是在实际做事时要记住这些原则，即便是面对老师也不必屈从。

公元755年12月，地方藩镇势力安禄山、史思明发动了安史之乱。也许是因为太平日子过得太久，唐朝的军队很快便溃逃千里。从安禄山的根据地范阳（北京）到东都洛阳，沿途州县的官员要么望风而逃，要么就地俯首投降，致使叛乱大军很快便兵叩潼关，进而攻破长安。

在沿途俯首称臣的唐朝官员中，就包括张巡的上司谯郡太守杨万石。杨万石原本命令张巡开城投降恭迎叛军，但张巡愤然拒绝并带领本地军民坚决抵抗，由此拉开了雍丘、睢阳（今河南商丘）保卫战的序幕。

睢阳是进入江淮腹地的门户，叛军若攻占睢阳便可长驱直入，饮马江南。在这个战略要地上，张巡和睢阳太守许远（后世追谥“双忠”）的守城条件是极其恶劣的，非但孤立无援，甚至附近唐朝军队之间还有政治算计而拒绝予以策应。

守城过程曲折壮烈我们不作赘述，按《新唐书》载，两年里张巡和他的属下历“大小四百战，斩将三百、卒十余万”。后期因叛军长期围城引发粮食危机，痛苦抉择后，张巡带头“烹人饲兵”继续战斗，力图待到朝廷援军到来。然而“双忠”直到兵败城破，也没等来援军，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张巡和许远这两位护国忠臣牺牲在了胜利的黎明前——他们双双被杀后仅三天，唐朝大军就收复了睢阳。

千古争议：东平王的功过

张巡、许远苦守睢阳，如果从单纯守城池角度出发，无疑是失败而悲壮的。但从整个唐朝平叛的战局来看，其意义却非常重大——睢阳战场在东部地区牵制了二十多万意图南下的叛军，既保全了唐朝的财政主要来源江淮地区，也为唐肃宗整军平叛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从战略层面看，守睢阳不但是成功的，而且意义深远，甚至可以说奠定了大唐后150年的国祚。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张巡被唐宣宗列入凌烟阁，谥为“忠烈侯”、“东平王”。

孔夫子讲“吾道一以贯之”，弟子曾参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张巡作为儒生，其为国守城的壮举自然见了忠。但为了守睢阳，他的做法也有不小的争议，其中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在城内无粮的情况下，带头“杀妾饲士”，进而在睢阳城内发生了将士“烹人”的事。

《新唐书》的《张巡列传》记载，公元757年下半年大概5个月里：“……巡士多饿死，存着皆痍伤气乏……被围久，初杀马食，既尽，而及妇人老弱凡食三万口。人知将死，而莫有叛者。城破，遣民止四百而已……”可以说惨烈到难以想象。

关于这件事如何定性，据说当时在朝廷内部也引起不少争议。一方认为，无论如何杀百姓而食太过有违伦理道德；另一方则认为，这是特殊情形下的事件，其情可原，加上守睢阳意义重大，当彰其功，赦其过。最终，朝廷斟酌后采纳了后者的看法。

如果抛开一个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和当时的历史环境，只是从道德层面评论张巡吃人显然是不会有结果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这里试着探讨一番。

食人之殇

安史之乱前张巡是县令，许远是太守，他们都是大唐的地方官。千百年来，人们赞颂一位官员通常会说他“爱民如子”，是一方父母官。在民间，逢灾荒之年，民不聊生到极致的时候，即便是亲生父母也难免做“易子而食”的艰难抉择。如果把这两个成语结合起来看，似乎张巡当初的决定也算可以理解。

明末清初有一位思想家叫王夫之，他对张巡的批评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认为，情况再艰难也没有理由杀百姓充军粮，如果照顾个人人格，大可以自杀殉国以免城内百姓涂炭，这并不影响自己尽忠的名誉。在他看来，张巡和许远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了属下和百姓，让他们付出没必要的代价。

这样的看法有问题吗？乍一看好像没有问题，但细细品又感觉哪儿不对。

首先一个是敌人的身份认同问题。安史之乱的发生并不是完全是偶然的。盛唐时期的国家政策是包容和开放的，所谓万国来朝就是指这个时候。一方面唐朝在版图内大量吸纳安置周边少数民族，其中就包括安禄山的根据地范阳、辽西等地；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人才也很多得到重，比较有名的如哥舒翰、高仙芝以及发动叛乱的安禄山、史思明等就属此类。

在这种情况下，边疆地带归附不久的其它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本就不高，加上安禄山的政治野心，发动叛乱也就具备了基础条件。事实上，安禄山、史思明的叛军中汉族人只是少数，叛军对陷落地区的唐朝百姓可以说残酷至极。以长安为例：叛军攻入后，对长安城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洗劫，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兵祸之前长安城人口多达90万，而唐军收复长安时已然十室九空，百姓仅剩数千人。

返回到张巡、许远奋战的雍丘、睢阳战场——从公元755年末到双忠殉国的757年末，张巡抵抗叛军的时间累积两年左右，发生叛军围城断粮以及张巡下令烹人饲士是757年下半年的事情。这之前，张巡几番兵不厌诈，让叛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再有张巡曾怒骂带领叛军攻城的唐朝叛臣尹子琦。很难想象，如果张巡、许远像王夫之说的那样只是自己尽忠的话，睢阳百姓的遭遇能好到哪里去。更重要的是，前后半年时间里叛军若一路南下到江淮腹地，又会掠杀多少百姓？

即便我们不谈为朝廷尽忠的职责，单单从百姓的生命和财产这笔账来算，王夫之的主张也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张巡和许远都是饱读诗书的儒家弟子，岂能不懂道德伦理？他们一个杀妾，一个杀仆童以资军粮，其实乃是大义之举，因为他们所做所为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和敌人死磕到底！只有这样才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一年多以来支持他们而牺牲的下属和百姓，也不负自己的信仰。中国古代儒生内心的这份刚强，说是民族精神脊梁毫不为过。

以一抵百——献身作羹带来精神加成

睢阳城里死在自己人手上并被烹作羹的百姓当然是无辜的，但《新唐书》也写了这样一个细节：“人知将死而莫有叛者”，意思是睢阳城里军民高度齐心，就连即将被杀了吃掉的人明知道自己要死，也心甘情愿不闹事。归根结底，其一大家知道无论战、降都肯定一死，与其让叛军杀死，不如死在自己人手上，也算为国家做一点贡献；其二大家一起同仇敌忾已经一年多了，从心底里来说军民已如同亲人，铁板一块。

如果睢阳城内被吃掉的三万百姓本身都无怨无悔，那么谁还有资格去批评为国捐躯的张巡、许远呢？至于寻常人讲的那些苟且偷生的道理，成为叛臣贼子的同僚尹子琦早就在劝降时给张巡讲过了，而且比许多人劝的更在情在理。只是所谓的情理在“双忠”所持的大忠大义面前显然是无力的。

在睢阳城被吃掉的百姓中，首先是女人，其次是老人和孩子，吃掉他们尸身的将士起初心情也是复杂的。在张巡杀了自己爱妾强令部下吃掉她时，很多人是哭着咽下的。在后续的战斗中，这样的士卒真正做到了以一当十，因为他们早就不把自己当活人了。这些人心里明白，自己原本存在的价值就是保卫国家，保护女人、老人和孩子。当一切都保不住，尤其是应受保护的人都甘愿被杀敌的将士吃掉时，士卒们拿起刀枪的精神必然坚不可摧。说到这里，大家就不难理解为何当初睢阳城能坚守两年不破了。

张巡和许远都是进士出身，论讲伦理道德恐怕一般人还不是对手。那么他们手刃家人、仆从，带头吃人的时候没有纠结过吗？当然是有的。用张巡的话说“我恨不得割我自己的肉让大家吃，又怎么会不舍得牺牲自己的妾呢？”此时，国家民族大义于个人小家来说是有些残酷，甚至不近人情的。那么吃人这件事有没有更多道义上的支撑呢？同为进士，满腹经纶的张巡和许远也并非找不到让自己稍微释然的溯源。

腹葬循古：最原始的收殓礼仪

从春秋时期的孔夫子开始起，儒家对于丧葬的礼仪就十分重视。其原因是在涉及丧葬的场合，人们的感情真实而强烈，往往这样情景之下是最符合现场教化预期的。在儒家经典中有一种提法叫作“礼失求诸野”，从其精神内涵可以理解为：礼的形成是有传承的，当我们困惑于“礼”的真相时，就从人们最原始的生存方式上找答案。那么原始的丧葬又是怎样处理亲人的肉身呢？

《葬经》上有解释：“葬者，藏也”。也就是说，丧葬原本的真义是藏，是保护、保存。人类存在的百万年来，围绕“保存”而产生的丧葬文化中，对族人尸身的处理方式蕴含了太多哲学、感情、想象、世界观等因素。这其中最原始的理念是：逝去的人应该和活着的人在一起，并且该理念已经在许多考古发掘中得到了证实。此外，中国古代也有子孙住墓地丁忧守孝的传统，也是这一理念的延续——当然，这扯的有点远了。

我们熟知的古人丧葬做法有土葬、火葬、水葬、树葬、天葬等等，其中尚有另一种是听起来有些令人不舒服的，那就是腹葬。顾名思义，就是将故去的人分而食之。此种葬法理念与西藏的天葬相近，在非洲中部的贝拉尔族和巴西的土巴厘人中至今仍有存在；在我国的苗族传说中也有类似内容，要知道苗族可是和汉族有共同历史的少数民族。人类先民们的这些做法张巡和许远大抵是有所知晓的，只不过他们所面对的是一群还活着的将死之人罢了。

还有一点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即《新唐书》是宋朝欧阳修等人编写的，成书时安史之乱已过去近300年了，史料和史实之间也定然存有出入。比如，书中曾记张巡在杀妾时，属下多有饿死，就算是没饿死的也有气无力了。试想，如果守城的将士都有饿死的情况了，那百姓又会是什么境况呢？要吃人的话，又何须用“杀”这个动作呢？有很大可能是，所谓的“杀”只是一个分尸的动作形式罢了。之所以要突出张巡“杀”妾，应该有史家彰显东平王形象的情感成份。

了不起的“三夫人”

传说东平王张巡的爱妾姓霍，她是自刎献身的。这可能是后人的文饰，也可能是当时的真相。如果是后者，那决然要为这位伟大的女性点赞！想象一下，既然她是张巡的爱妾，张巡本身又是这样一个不屈的人格，那她必然会认同张巡，大家已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情况下霍姬从容自刎也不无可能。

安史之乱后，朝廷为张巡、许远在睢阳建祠并且各封其妻、荫其子，而陪东平王张巡在九泉之下的恰是这位被后世称作“三夫人”的霍姬。后来“双忠”被封了神，如“东岳押案”、“阴司都统使”等，清朝的乾隆皇帝则封张巡为“显佑安澜之神”，随着双忠信仰在华夏大地延绵传承，人们也并未忘记这位可敬的女子。

在福建厦门集美区灌口镇，就保存了供奉这位“王姬娘娘”（因为身份是妾，所以不能称王妃）的庙祠，而且不止一处，分别名曰“山峰宫”和“瑞塘宫”；江西鄱阳的张王庙也是如此。“山峰宫”的对联是这样写的：“舍生殉国事，忠贞兼节烈；救世显神功，巾帼胜须眉”。让人不禁感慨，生死存亡关头，中华女性的气魄与奋勇杀敌的战士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凡人没有忘记“王姬娘娘”的伟大，已封神广享人间香火的东平王似乎也放不下自己的这位爱妾。前文我们提到过临安太阳镇的东平王庙，清朝时就发生过一起被当地百姓称作“神婚”的事情。

跨越千年时空的情缘：东平王成了临安姑爷

太阳镇“神婚”故事传说是这样的：东平王庙香火旺盛，太阳镇周边的界头村有一女子前来上香，见东平王圣像威风凛凛且透着文雅俊秀之气，随口便与同伴说道：“我要是以后能嫁个这样的郎君就好了”。孰不知一语成谶，就在她上完香走出殿门之际，房檐上掉下来一片瓦正中天灵盖，姑娘很快便香消玉殒了。

按说这是一件碰巧而不幸的事，但十里八乡的老人们在听完姑娘同伴讲述后认为，这是东平王显灵，被带走的正是转世投胎的“三夫人”。于是乎，乡亲们索性丧事喜办，抬着张巡神像和姑娘的棺材沿街吹吹打打，为东平王办了一场喜庆的“神婚”。从此，东平王庙中也就有了本地的“东平王娘娘”，太阳镇的乡亲们也都成了东平王的“亲戚”。因神婚当天是农历的十月二十四，此后太阳镇的东平王庙会就改成了这个日子，一直传承至今。

东平王成了临安太阳镇的“姑爷”，太阳庙会（即东平王庙会）的内容也丰富有趣了起来。为期三天的庙会前两天叫作“抬菩萨”，东平王夫妇神像出庙巡游路线也是固定的：第一天是东平王娘娘回娘家，第二天则是去东平王娘娘的姥姥家，最后一天才是回庙活动。神像巡游过程中，沿途老百姓会争相从娘娘座撵上扯点红绸布下来，他们认为这样能沾到东平王夫妇的神气，保佑全家健康吉祥。

中国大江南北所有庙会的核心主题是一致的，那就是“酬神娱人”。太阳庙会也是如此，人们在祭祀缅怀张巡、平王娘娘的同时，也加入了许多娱乐和商贸的成分，这就是从古至今所谓的“左祖右社”、“前庙后市”的原因。从太阳庙会抬菩萨的过程来看，这是典型的春节走亲拜年路线，不难推想太阳庙会最初应该是春节期间举办的，庙会上的保留节目五凤朝阳灯舞也可以佐证这一点。众所周知，社火庙会很多都是在元宵节期间举办的，而元宵节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灯会。

拥有悠久历史传承的庙会原本就是一个地方历史文化的沉积，只有细细品读历史才能深解其中的特色。如临安太阳庙会，就是东平王张巡搭台，东平王娘娘做主角庙会，这其中的人文情怀是饱满而丰富的。

值得细品的东平王封神名号

东平王张巡的封号耐人寻味，因为安史之乱中做出的贡献，张巡被朝廷先后追封为“扬州大都督”、“邓国公”、“通真三太子”、“司马圣王”、“文武尊王”以及本文中的“东平王”。从被封“邓国公”来看，张巡的身世确实与河南邓州有关系，而“文武尊王”则是对他优秀才干和忠义的肯定，“东平王”则是因为他和许远独立支撑了唐朝平叛的东部战局。

张巡的神号也同样有意思：在宋朝，人们奉张巡为“东岳押案”，是为冥界阴神，大概是因为张巡在战场上能秉持正义，明辨是非，克敌惩奸；到了清朝，人们已经将泰山庙里的东岳大帝视为当年东平王张巡的附身之神——东岳大帝据封神演义的说法是助武王伐纣的武成王黄飞虎，也是识大义、忠孝两全的功臣。乾隆和嘉庆皇帝则先后封张巡为“显佑安澜之神”，属于水神。两位皇帝的意思大概是张巡当年力保江淮不失，太平盛世下就保佑让长江淮河少一些水患造福百姓吧！在中国的阴阳理论中，水是至阴之物，作为水神的张巡倒是也暗合了他此前冥界阴神的身份。

笔者写在文末的话

东平王张巡是一位真正注解“杀身成仁”的历史英雄，随他而去的东平王娘娘献身作羹，更是可歌可泣；“双忠”的另一位英雄睢阳太守许远，则是一位真正的杭州人。临安太阳镇的东平王的庙会、五凤朝阳等系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数百年，是临安乃至杭州的历史文化名片之一，弥足珍贵。

然而，历史大潮滚滚总是留有遗憾，太阳镇原本的东平王庙已荡然无存，昔日的东平王及东平娘娘的神像如今只落得寄居他人檐下的境地，留给人们的只有以往庙宇寥寥百余字的描述。悲怆怀古之余，幸有本地若干仁人、名仕近年来欲重修东平王庙，笔者也发心愿参与其中，若有志同道合能以善举助力的朋友，也可回复交流——东平存遗志，不负我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