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认识曾国藩——蜕变
曾国藩曾经的刚直不阿到后来的圆通，之中发生的渐变过程值得回味。
曾国藩的多次之辱和皇帝弃之让他回家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总结过去的诸多不顺，有外因，也有自身的内在问题。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外因是不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内因则是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的诸多缺陷所致。
由于以前为人处世，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
例如在请求骆秉章发兵援救的一封信，字字如锥如芒，不仅没有一点商量的口气，而且还略带嘲讽之意，是一副舍我其谁、比谁都高明的架势。难怪当日骆秉章批评他刚愎自用。且做事听不进别人意见，所以也就没人愿意给他帮助、出主意。
在湖南时朋友们对他的批评：“近日友朋致书规我，多疑我近于妒功嫉能，忮薄险很者之所为，遂使我愤恨无已……仆之不能推诚与人，盖有岁年。”
朋友们不能理解他，难道都是因为不明大义，身处局外？他自己就没有任何责任？“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句圣人之言，他虽然耳熟能详，但实际上没有真正做到过。
面对官场同僚，他确实常以圣贤自命，而以小人目人，面色如铁，话语如刀。
不光是对同僚，就是对自己的亲兄弟，他也成天一副“唯我正确”“你们都不争气”的神气，处处批评教训，弄得当年兄弟到北京投奔他，结果都待不了多久就返乡了。设身处地，推己及人，那些自尊心受挫的同僚当然也会以冷面冷心甚至排斥辱骂来对待他。
经过诸多反思，他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致命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刚强。
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到达胜利的彼岸。
曾国藩在这里把家居的两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经过一年多的乡居，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咸丰八年（1858年），太平天国势力又回光返照，攻破了清军江南、江北大营。皇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曾国藩。
曾国藩的朋友们惊讶地发现，曾国藩变了，变得他们几乎不认识了。
第一，他变得和气、谦虚、周到了。
第二，是他对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
第三，是他不再慎于保举，而是“同流合污”了。
第四，是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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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回官场的曾国藩知道如何与人打交道了。圆通并不是妥协，是一种以退为进的行为方法，刚柔并济，才能达到好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