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昆和朋友们及他们的家人在豪雪后的寒冷中所发生的事，梁老师估计写得比较压抑，至少心里是不爽的。光字片只是一个点，其他比这里更苦的地方又会怎么样？这个先别管了，调调味吧。

正月初六，秉昆刚到“和顺楼”，邵敬文就找过来了。

邵敬文说门口的告示他看到了，中午他要带几位客人来吃饭，而且只能打白条。

他说：“人家提出要来这里，我作为主人没理由不满足。我可是通过好几位朋友的介绍认识人家的。南方做羽绒服的父子俩，原先是养鸭的农民，后来不养鸭了，办起了羽绒服厂，逐渐有经济实力了，想在咱们北方拓展市场，有意租下我们文化馆的一层楼。如果谈成了，我这个馆长今后几年就好当了。”

秉昆一听南方”和“拓展市场”之类的话，就气不打一处来，但见邵敬文英雄气短的样子，顿时心软了。

邵敬文接着说：“文化馆账上已经没钱了，市里的拨款还不够开半年工资，我当馆长的不想办法不行啊！要是到别处去打白条，那也没谁肯给我面子啊！秉昆你看这事……”

秉昆痛快地说：“门口那告示对你例外，只管带客人来吧，酒水除外，想点什么菜点什么菜，算杂志社宴请老主编了，这事我做主。”

白笑川闻讯出现，说会通知几位曲艺家，中午前来助兴。

那顿饭邵敬文的客人们吃得很开心，双方在饭桌上把合同签了。

送走他们后，白笑川说：“自从‘和顺楼’开业以来，就这么一次我陪得高兴。”

秉昆说：“老邵瘦多了。”

（看来，老邵这个馆长特难当）

周秉义岳母金月姬的姓名像是朝鲜族的，其实她是汉族，金月姬是她的化名。

抗战时期，她作为东三省老资历的地下工作者，化名是当年的工作需要。

担任了省妇联领导后，她曾想改回到真名实姓，可那么一改，许多熟悉她的战友和同志将不知道她是谁了。组织上说服她不妨继续用“金月姬”这一化名，她一向事事服从组织，便答应了。

她长期担任省妇联领导，除了组织部门管干部档案的人，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真名实姓。

（秉义的岳母，还没有好好介绍过，现在来认识一下也不错）

组织部门把她归入抗日干部，但同属抗日时期的干部，她的革命资历却要老得多。许多抗日干部的革命时间从一九三八年算起，通称“三八式”。她却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就参加革命，次年入党，当时才十九岁。老太太革命历史清白，既无污点，也无疑点。因为解放前打过仗、负过伤，身体被折腾垮了，落下了病根，组织上完全出于照顾她，才安排她担任了一个闲职，还是副的。就资历而言，那是相当委屈她了。

组织部门的同志当年对她说：“鉴于您的身体情况，我们考虑来考虑去，觉得这样安排您比较合适。省妇联主席现在是副省级，如果您担任副职，那就只能是厅级。您考虑考虑，不必勉强，有什么想法再沟通商量。”

她当即表态：“不必考虑，请组织决定吧。革命不是交易，共产党人不应该向组织摆资格，和组织讨价还价。感谢组织对我的关怀，也多谢同志们为我的工作费心。”

（这就是高风亮节啊）

她说的不是冠冕堂皇的假话，而是发自肺腑的真话。依她想来，丈夫已经是副省长，自己何必再争一个副部级待遇呢？担任正职，那是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主持工作，而自己的身体确实再难承担重任了。何况，革命是一回事，凭一腔热血就行；领导人民大众建设新中国是另外一回事，领导哪一行业都得尽快从外行变成内行，对于自己能否做到这一点她信心不足，起码没有丈夫那么有信心。担任省妇联的副主任，她自认为是可以胜任的。

除了以上很实际的考虑，她头脑中保留着那种功成身退的想法。她这位省妇联副主任一当就是三届多，直到一九六六年。其间换了几届妇联主任，她这位资深的副主任却从没换过。没人与她争，争不过的。一把手资历比她浅，她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适，对一把手都很尊重，从不摆老资格。她对机关的同志包括普通工作人员也特别和气，与人为善，绝不给人小鞋穿，这让她获得了极高威望和普遍敬意。

十六七年中，她的工作无非就是在开大会或举办大型活动时坐在主席台上，主持、照稿讲话、颁奖等。她还参与有关妇女问题的调研，节假日到妇女密集的行业慰问，仅此而已。一年有一半时间，她待在家里不上班。

“十年”伊始，这成了她的一大罪状。“享受的是高干待遇，干的工作却比机关服务员还少！”“红色寄生虫！”“不走路的走资派！”“僵尸型妇联领导！”——矛头指向她的大字报还不少。

最令人费解的是，从尊敬到攻击、践踏，竟不需要转弯子。

（令人费解的事或人，真的不少）

那些批判并未让她惊慌失措。几乎所有的领导都受批判，如果自己例外才会让她惊慌失措。相反，她认为革命群众以大字报的方式对她的棒喝是鞭辟入里的，她心悦诚服地表示接受，表示坚决改正。

她把自己十六七年间的存款悉数捐给了造反派们，到造反派们的各级指挥部、联络处去，逆来顺受地当他们的老勤务员。

（这有多难是无法想象的）

她那么做也是真心诚意的，为的是刷洗“红色寄生虫”这一耻辱。对于她，那种比喻如同烙在她身上的无形“红字”，是所有批判词汇中最让她深感不齿的。

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后来她的丈夫猝不及防地卷人了所谓共和国第一大案。她和丈夫先后锒铛人狱，分头关押，十年间互相不知死活。

她和女儿郝冬梅一样，也是在“十年”结束、自己重获自由之后，才知道自己丈夫己被迫害致死……

一九八七年，当了几年挂名的省委顾问以后，她彻底退休了。唯有母亲和岳母两个身份，对她来说才有实际意义。

她以正厅级的干部级别享受副部级待遇，这是组织部门特批的——再也没有人质疑了。

有时她难免也想，自己当年的不计较，是否意味着是一种迂腐？如果当年稍微表示一下对级别的重视，组织上是会考虑的。现在的副部级待遇就不必特批了，好像如今某些副职干部名片上印着正职级别似的，名不正言不顺，有点儿闹心。

这种想法她只对女儿一个人说过，连对女婿周秉义都没说过，怕女婿内心里看低自己。女儿倒是很开通，劝她想想自己那些为革命牺牲了的战友。即使这种话是由女儿口中说出，还是让她脸红了好一阵子。她那一批干部与如今干部有一点不同，他们因待遇问题心理不平衡时，有牺牲了的战友们比着。只要肯比，一比就没情绪了。

（这是残酷的，现实的，无奈的）

对秉义这个女婿，金月姬没见到时心理上是抵触的。

“你也太没底线了吧？妈知道你当年受爸妈牵连吃了不少苦，但是再苦，咬咬牙不就挺过来了吗？妈不是在监狱里都挺过来了吗？不就是由高干女儿变成‘黑五类’女儿了吗？不就是当了几年知青吗？比你爸妈当年干革命还苦？说到底是你不够坚强。如果够坚强，能守住择偶的起码底线，挺到现在选择的标准不就又可以高起来了吗？找个什么样家庭的不行？偏往边边角角的地方找！光字片那种地方妈是听说过的，那种地方的普通人家里能出多么优秀的青年吗？不见面，妈也能估计到你嫁了个什么样的丈夫！”她对女儿择偶的失望没法掩饰。

（站在母亲的角度看，这是可以理解的）

冬梅则不解释，不分辩，更不争论，静静听着，默默一笑而已。见了秉义，她的态度转变了。见面地点在她家客厅，谈话方式基本是岳母问，女婿答，过程没超过一小时。

秉义走后，她对冬梅说：“形象还不错，个子挺高，国字脸高鼻梁的，算得上仪表堂堂吧。你爸像他那个年龄时就那样，你俩挺般配。有书卷气，书卷气是男人的好气质，举止也斯文。我奇了怪了，光字片的人家怎么会有他那样的儿子？”

（从侧面突出了秉义的优秀）

冬梅笑道：“我以为你会要求我跟他离婚呢。”

她认真地说：“如果你真给我带回一个平庸的女婿来，你当妈不会吗？反正你们又没孩子！”

冬梅问：“那，下一步妈什么意见呢？”

她郑重地说：“妈收回先前关于你丈夫的话。不知者不为罪，归根到底是你的错，你也没跟妈多讲讲他呀，只说他是光字片的，我可不就会那么猜呗。别急着听妈的意见，先回答妈一个问题——你爱他吗？”

冬梅肯定地回答：“当然啦！”

她又问：“很爱吗？”

冬梅有些奇怪：“是啊。”

“现在还很爱吗？”

冬梅不高兴了：“妈，你问得莫名其妙！”

她说：“有些夫妻，谈恋爱时互相很爱，谈的就是恋爱哩。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可婚后没几年，热乎劲儿一过去，彼此感情就寡淡了，所以妈才那么问。”

冬梅自豪地说：“我们跟那样的夫妻不一样，并且将永远不一样。”

她也满意地说：“妈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有了你这句话作为前提，妈可以正式发表意见了。你们一块儿回家来住吧，免得妈整天只能在家里看到小阿姨一个人，日子过得挺冷清的。”

（果然是与众不同，但也不会另类）

于是，秉义就成了变相的倒插门女婿。

如果说秉义给岳母留下的第一印象只不过是良好，那么，共同生活了不久，他就是优秀的女婿。如果以一位老共产党员的眼光看，他还是一名优秀的年轻党员干部。

每天晚饭后，秉义怕她寂寞，总是会在她睡前陪她聊一阵子。她有言在先，不喜欢聊政治。

她说：“我这一辈子对别人说的话，十之七八与政治有关，别人对我说的话也如此。好像与政治无关的话成了我们这样的人可说可不说、说几句意思意思的话似的。如今我想反过来，多与人聊些与政治无关的话，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大小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逸闻趣事，你们当年的知青经历，哪些书对你的影响，还有柴米油盐、萝卜白菜、棋琴书画、风花雪月等，范围越广越好，随你的便。”

她了解人间百态的欲望特别强烈。

（过生活，不同的人还真有不同的需求）

秉义说：“妈，只怕聊某些人某些事的时候，起先似乎和政治无关，但聊着聊着，不知怎么一来又和政治有关了。”

“那也没什么。中国的事，与政治根本无关的本来就少。柴米油盐、萝卜白菜尤其是政治，棋琴书画、风花雪月以前不是直接被批成‘封资修’了吗？与政治有关了，咱就把那部分跳过去，或者换一个话题。在自己家闲聊哩，我不扣帽子，也不打棍子，给你充分的言论自由。”她对女婿讲什么很宽容。

倒是冬梅很潇洒，她从不认为自己有陪母亲聊天的义务。吃罢晚饭，她起身便走，或到楼上读书、听广播、学英语，做在学校没做完的工作。有时也下楼旁听一会儿，对话题感兴趣就掺和几句，不感兴趣起身又走。她还抱怨说，丈夫陪她的时间少了，陪她妈的时间多了，自己的幸福指数降低了。

“秉义，你听听，哪像女儿跟妈说的话？你们小两口在一起那么多年了，你陪妈聊会儿天就冒犯她了？都是你把她惯的！”

然而，世上只有母亲反感儿子惯媳妇的事，很少有丈母娘反感女婿惯自己女儿的例子。老太太乐得合不拢嘴，从此对秉义更加青睐。

有一天晚上，岳母指着挂在墙上的一幅书法，问秉义有何评价。

秉义问：“妈指的是书法，还是字意呢？”

那幅书法写的是北宋大儒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安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她说：“两方面你都谈谈。”

秉义看着书法作品说：“能看出不是一般书法爱好者写的。肯定自幼临帖，童子功扎实。虽然是以楷体写的，但此人行书草书比楷书更高一筹。行书草书写惯了，写起楷书来未免有些拘谨。”

她拍膝说道：“对极了。”

她解释说，省内一位著名书法家“十年”前曾写了一幅同样的字赠给冬梅爸爸，“十年”中被抄家的造反派烧了。去年，冬梅爸爸忌日前，人家又写了这一幅字，请最好的裱匠裱了，派孙子送来的。

她说：“人家不是写不好楷书，八十四五岁了，手发抖了。当然你说得也对，普遍认为他的行书草书比楷书更好。冬梅爸爸愿意家里挂楷书，看着眼不乱，所以人家才写的楷书。再送一幅来，是表达怀念的意思。冬梅她爸当年给人家解决了住房问题，人家心里一直不忘。他孙子说，老人家写完这幅字后，再谁求也不动笔了。我还想听你谈谈字义。”

秉义乖巧地说：“我没想好。妈问我，肯定已经想成熟了。妈的看法对我会是一种启发。”

秉义叫丈母娘“妈”时，比叫亲妈还亲，老太太听得很受用。

她说：“好，你让妈先谈，那妈就抛砖引玉。老实讲，妈不是很喜欢那一类话，觉得矫情。即使发自内心，也还是会让妈觉得意思太大了，大得不着边际。话一大到那种程度，再由衷，意思也空了。什么叫‘为天地立心’呢？我文化水平低，左思右想还是不明白。万世是多少年呢？谁能在当代主宰得了一万年以后的世事呢？而且也不必非有人这样啊。别说一万年，一二百年以后的世界怎样，由后人去主宰就是了哩！‘为生民立命’，那就得勇做社会的改革派。如果改革不成，就非革命不可。改革也罢，革命也罢，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有时要豁出命去。即使把命都豁出去了，那也不见得就能成功。即使成功了，也许还费力不讨好。又难又有风险的事，要求人必须破釜沉舟义无反顾，哪还有精力有心思‘为往圣继绝学’呢？又是往圣，又是绝学，那就是要当大学问家呗！分散精力三心二意的，我看两件事都做不成。发自内心的大话和空话，那也还是大话和空话哩！妈是过来人，听大话空话听够了，所以不是太喜欢。当年冬梅她爸却很喜欢，我俩常因为这幅字抬杠。”

（不管怎么说，秉义的岳母还真需要秉义来跟她聊，冬梅也可以，但她不会跟母亲聊这些的）

听了一席话，秉义顿时对丈母娘刮目相看，暗自钦佩。条幅上的四句话他当然特崇拜，曾如获至宝地往日记本上抄过。前边抄的是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后边写的便是张载的名言。那四句话也是他喜与人谈的，倘对方没听说过便颇为自得，觉得自己在人生境界上高人一等。

丈母娘的话令他如酷暑中寒气，有种思想上被通体刮痧了一遍又痛又散火的感觉。他暗想，幸亏自己机灵了一下。如果先谈了，便有些尴尬了。

对于丈母娘的评论，秉义认为不无道理。他字斟句酌，沉思着说：“妈的见解很精辟，我受益匪浅。我认为，张载那四句话表达的是古代文人对人生价值的一种理想。理想嘛，免不了有浪漫色彩。他说的不是一名知识分子应该怎样，而是中国全体知识分子应该起到的社会作用。如果将‘为天地立心’理解为让世界上确立起平等、人道、正义的原则，那全世界古往今来的优秀知识分子们做得肯定不比政治家差，作用也大得多，影响长久得多。他也不是讲一名知识分子要把那四句话全做到了，正如妈指出的，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讲的是每一类型的知识分子起码要从四个方面选择一个方面来做，并且要竭力做好。不论把哪一方面做好了，便不枉为知识分子了。不过，妈的话启发我想到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曾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同时是诗人，或特别喜欢诗的人，所以表达什么理想时就特别诗化。诗化就有浪漫色彩，太浪漫了容易成为大话空话。影响到近现代，就让中国成了一个口号大国。往细处分析一下，我们的许多口号有既大又空的特点。”

老太太频频点头道：“你的分析也让妈受益匪浅嘛。不是什么特点不特点，直接就是缺点、毛病，比如……”

秉义笑道：“妈，咱就不举例了，越过去行不？”

老太太也笑了，和颜悦色地说：“行，听我女婿的。秉义啊，妈跟你讨论这个问题是另有深意的。”

秉义说：“我看出来了，请妈指教。”

他就向丈母娘俯过身去。

老太太把一只手轻轻拍在他肩上，极其严肃地说：“你已经是副巡视员了，名牌大学毕业，年富力强，‘十年’中表现又好，以后还会进步的。现在我们党组织上一个突出问题是干部严重老化，青黄不接，文化偏低。我从文件中看到，十一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三百六十六人中，有大学学历的才五十三人，省部级领导班子成员中有大学学历的才占百分之十八，初中学历以下的占百分之四十六。十二届中央委员的平均年龄比十一届还大，因为一些靠‘十年’捞取政治资本起家的人被清除，恢复工作的老干部又进来，所以平均年龄反而大了。”

秉义说：“我还没看到过这样的文件。”

老太太终于把手从秉义肩上收回，饮口茶，继续说：“你当时还在北大读书，当然看不到。那样一些文件副部级以上干部才看得到，你现在的级别还没资格看。妈告诉你，从各方面讲，你今后进步的空间都很大。我也没什么当干部的经验，只嘱咐你两条注意事项，你一定要往心里记。第一是说话问题。回想起来，我这一生说了许多言不由衷的话，假大空的话，连自己都说服不了。以后中国会不同，还那么说话太令人讨厌，这也会影响年轻干部进步。形势还是要紧跟，‘左’不好，‘右’更不好。要尽量以自己的语言来呼应形势。说得好，听起来就不怎么假了。即使还有点儿假，也能听得顺耳点儿。身为年轻干部，你如果连这种话都说不好，岂不白上北大了？第二是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与人民大众要处得很亲，走得很近，越亲越近越好。与老干部的关系也要亲近，包括离退休老干部，见着了要格外热情、尊敬，逢年过节要探望，以个人名义探望最能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别以为他们退了就没能量了，能量不小的。成事也许不足，败事太简单了。比如我，要是对哪位年轻干部不顺眼，一封短短的信就够他喝一壶的，进步的机会也许就错过了。当然我不会做那种事，我不会不等于所有老同志都不会。你千万要注意与知识分子保持距离。越是那种在社会上有名气的知识分子，越要敬而远之，不可与他们太亲近，更不可引以为友。他们政治上太没常性了，今天顺心就拥护什么，明天一不高兴又带头反对，总体上他们太难驾驭太难把握了。他们中许多人太危险，又难以预测，说不定什么时候自我引爆，引为朋友的干部就倒霉了，撇清关系不那么容易。你以为你划清界限了，可在组织看来仍是个事，你的前途不就断送了吗？所以，你当年那些是知青好友后来成了知识分子的人，包括大学同学、老师，都要尽量与他们减少往来，不往来了最好。你要保证自己的社会关系清清白白，绝无杂质。跟知识分子保持不当社会关系，致使不少干部吃了亏，这种历史教训值得记取。明白吗？”

（应该说，我们都知道，但通过她说出来，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秉义连忙点头说：“明白。可有一个人与我的关系太例外，我没法中断和她的亲密关系。”

老太太愣了一下，低声问：“什么人？”

秉义说：“我妹妹。”

（差点吓到老太太了）

老太太想了想，理解地说：“那当然得例外。冬梅说你妹夫还是北京的一位诗人，小有名气。已经是妹夫了，那也没法子。我听冬梅好几次谈到你妹妹，她俩关系挺亲近。对冬梅那没什么，她不是块当干部的料。你妹妹的女儿叫玥玥，与你父母生活在一起是吧？”

秉义说：“是。”

老太太说：“我有个想法，让玥玥住过来吧。楼上还闲着一间屋，闲着也是闲着。玥玥住过来了，能就近上好中学。听冬梅说她挺活泼，这里多了个活泼女孩，气氛也会生动些。她来了，我也有小友了，解放你，免得冬梅总发怨言，好不好？”

（这就解决了玥玥在周志刚的生日宴中跑出来后就不见了的问题）

秉义说：“好。”当时，他还不知道妹妹与蔡晓光的事。

老太太又说：“那样，周蓉来看女儿时，我也能多影响影响她。有一个始终自觉与党保持一致的知识分子妹妹，坏事不就变成好事了吗？”

秉义说：“但愿如此。”

老太太说：“你要对我有信心，我影响知识分子还是有一套经验的。你下次回父母那边替我解释一下，我行动不便，司机也不太愿意把车往光字片那边开，怕卡在那边的小街里，进不了退不出。我没法去看他们，他们年纪也都不小了，同样不必来看我。亲家关系，彼此装在心里就行了。冬梅经常和你一块儿回去，就等于代表我了。这个意思，你一定要替我转达到了。

秉义说：“妈，我记住了。”

晚饭桌上，老太太不无遗憾地对女婿说：“秉义，你如果是我儿子该多好！”

冬梅立刻跟了一句：“那可不好。”

老太太板起脸批评道：“别总跟你妈杠着说话行不？在这一点上，你要向秉义学习。怎么就不好了？”

冬梅也板起脸说道：“如果秉义成了你儿子，我不就没他这么一个丈夫了吗？”

老太太说：“他成了你哥不一样吗？”

冬梅说：“那会一样吗？”

老太太愣了愣，将目光转向女婿，那意思是——你站在哪一边？秉义一本正经地说：“搬过来住以前，我要做一个好女婿，不给您丢脸的意识很强。搬过来住以后，做一个好女婿的意识一天比一天淡薄了……”

“嗯？”老太太的表情有点儿不好看了。

秉义又说：“现在，另一种意识不但滋生，而且越来越强，那就是做一个好儿子的意识。新意识是不知不觉、完全自发的，快压倒旧意识了。我头脑中的新意识经常提醒我，要自觉地将好女婿的角色转变为好儿子的角色，就像从前是以普通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后来是以更高的党的干部的标准要求自己那样。角色意识一转变，我对冬梅的爱也加深了。以前我对冬梅的爱是单纯的丈夫对妻子的爱，现在又加上了一种哥哥对妹妹的爱。”

（这个秉义啊，就是当领导的料）

秉义像是在向组织汇报思想变化似的，老太太听到后来，双眼几乎笑成了一条缝。

冬梅正喝汤，差点儿将那口汤喷在桌上。虽然还是咽下去了，却呛岔气儿了，转身一个劲儿咳嗽。

秉义佯装奇怪地看她。

老太太说：“你那是怎么了？

冬梅终于止住咳嗽，抚着胸口说：“麻的！”

老太太也奇怪了：“汤里又没放胡椒，怎么就会把你麻成那样了？”

冬梅一本正经地说：“喝那口汤之前，吃菜时嚼着了一粒胡椒。”

秉义说：“妈，她对胡椒反应过敏。”

老太太说：“我还以为你对秉义的话反应过敏呢！你如今也是知识分子，一些知识分子有坏毛病，听到谁对党说带刺的话就开心，听到谁对党说懂事的话就产生不良反应，你可千万不要学他们。你确实要虚心向秉义学习，我认为秉义说的是真心话。谁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你妈看得出来听得出来。”

冬梅又顶了一句：“妈，你不代表党。”

“嗯？”老太太表情不好看了。

（这也太搞笑了吧）

秉义赶紧说：“在这个家里，妈有资格代表一下党的。”

冬梅便不拿好眼色瞪他。

他坚持着：“这一点毋庸置疑。”

夫妻俩到了楼上后，冬梅一脸严肃地问：“你屡屡对我妈说那些肉麻的话，究竟什么意思？”

秉义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他说：“能有什么不好的意思吗？我一个女婿，跟随妻子住在岳母家。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何况我不是在自己家的屋檐下。如果我闷葫芦似的，长期下去你妈必然对我不满。那么一来，我别扭了，不开心，必然影响咱俩的感情。识时务者为俊杰，审时度势，我只能尽量哄她顺心，争取让她感到由于我这个女婿的存在很开心。我在厅里不顺心的事不少，也需要给自己找点儿乐子，放松一下心情。好比哄一个老小孩，她开心我也开心，那么你也开心了。八小时以外，在家里，咱们都开开心心的，有什么错吗？”

（这该怎么说呢？好像是没错）

冬梅听他说完，一言不发就要下楼。秉义问：“刚上来，你又下去干什么呀？”

冬梅说：“我要把你的话原原本本告诉我妈，免得她蒙在鼓里。”

（这还得了）

秉义急忙扯住她，小声说：“太过了吧？那你不等于出卖我吗？是违背夫妻道德的。”

冬梅生气地说：“我妈好歹也是位高干，你拿我妈当你的开心果就对了吗？就道德了吗？”

秉义委屈地说：“那你要我怎么样？我听你的行不？”

“逗你玩呢！”冬梅扑哧笑了。

秉义把她拦腰抱起，轻放于床，伏在她身上。

冬梅说：“你对我妈就只有虚情假意的溜须拍马，没有点儿起码的孝敬吗？”

秉义说：“错，一半对一半吧。你妈是你妈，这是首先值得我敬重的。你妈曾是出生人死的抗日女战士，这尤其值得我敬重。你妈受迫害时绝不出卖良心做伪证，这也很值得我敬重。你妈离休了仍关心着国事民生，这还值得我敬重。最后一条，我作为她的女婿，是既得利益者。搬到这里来以前，我从没睡过这么舒服的床，从没在家里洗上这么舒服的热水澡，从没想到有一天自己的衣服可以让别人来洗。冲着这些，我必须有感恩之心，否则岂不是忘恩负义吗？至于你妈看问题有时太偏激，认为世上的事非对即错、非黑即白，那也怪不得她。她文化低，读书少，思维定式如此。我认为，你这个女儿同样是既得利益者，也要有感恩之心。她这一生，解放前有过艰苦卓绝的经历，解放后蒙冤受屈，十年牢狱后又失去了丈夫，国家给予她的待遇都是她应得的。倒是你我，于国于民有何贡献呢？我们与她同享如此高级的生活，应该感到惭愧的是我们，而不是她。所以咱俩都应该……”

“别说了……”冬梅不禁环住他脖子，用深吻堵住他的嘴。

（冬梅也是会帮秉义数钱的，我没有恶意）

“爸，我妈嘱咐我捎回来几句话……”秉义对应诺之事一向认真，回到光字片后，对当时还健在的父亲一句句复述了岳母的话。

周志刚听着听着，皱起了眉。等儿子说完，他冷冷地问：“你说的是哪个妈？”

秉义一怔，笑道：“我岳母。”

周志刚说：“那就是冬梅她妈呗。你以后说妈时，要分清楚了你在说谁的妈。岳母她就是丈母娘，在她家你当然应该叫她妈，正如冬梅在咱家她得叫我爸。但你跟我说到你丈母娘，要不说岳母，要不说冬梅她妈，别一口一个‘我妈’‘我妈’的。我数着呢，你一共说了五个‘我妈’，而生你养你的亲妈她在炕上躺着呢，你别把自己的妈和丈母娘搞混了！”

（这个周老爷子也太可爱了吧）

秉义红着脸说：“爸，我记住了。”

沉吟片刻，他又小心地问：“您对冬梅有意见了？”

父亲说：“挺好的一个儿媳妇，我对人家有什么意见？我是对你有意见！”

秉义说：“爸对我还有什么意见，请接着批评。”

父亲说：“你如今是知识分子干部，批评我不敢当，但我要提醒你别忘了，你只不过是暂时住在丈母娘家，这与倒插门不同。如果你是倒插门女婿，那你当然就是丈母娘的半个儿子了。可我同意你去当倒插门女婿了吗？从来没有吧？那么，你周秉义完完整整的就是我们周家的儿子！所以你也就只能有一个妈！你回来了就是我们周家一个完整的儿子回来了。在这个家里，妈就是妈，丈母娘就是丈母娘，混着说它就不对。这是原则问题，明白吗？”

“明白。”秉义的脸更红了。

“你丈母娘没来过，我挑理了吗？没有！我才不挑那个理。我并不希望你丈母娘坐的小车开到咱们周家这破房子前，何况那也不是容易的事。她若真来了，待会儿就走我没面子，待时间长了我没那么多话跟她聊。我也从没想过去看她。你都住到她那边儿去了，我去不去看她有什么呢？我这辈子没往大干部家去过一次，我不愿为你这个儿子破了我的例。所以，两边不见也罢。你这么代话给她——我对这个儿媳妇很满意，冬梅一点儿没有高干女儿的毛病，证明她教育得好，我对她表达敬意。我们周家很有出息的长子做了她女婿，我认为也是她们母女俩的光荣！”周志刚的脸也红起来，说得有些激动。

秉义说：“爸，最后那句，可以免了吧？”

“为什么？不能免！我周志刚是工人阶级中的先进模范，论革命资历我比不上她，但要是比奖状，我得的肯定比她得的多！你也很优秀嘛！冬梅嫁给了你也是她的福气嘛！你自己不要在高干两个字面前矮半截！那不就成下贱了吗？就照我的话说！”周志刚说得掷地有声。

（我猜这样的话秉义是不会说的）

后来，秉义听周蓉说，按民间规则，从亲家礼节上讲，女方的父母应首先到男方家拜访一次。只有这么一来，亲家之间才有了以后走动的前提。他们的父亲，其实内心里特别希望冬梅母亲能屈尊光临一次。高干亲家母从没礼节性地拜访一次他这位亲家公，这让他觉得在街坊四邻跟前很没面子。如果让他没有前提主动去看望冬梅她妈，他会大为光火的。

周志刚对玥玥住到亲家母那边去不但不反对，反而特支持。秉义以为，肯定是由于周蓉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周蓉说并没有。她说，生活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有益于下一代的身心成长，这个道理不必别人指点，父亲也是懂得的。在周蓉看来，父亲希望玥玥的性格以后不像她，而是像冬梅，所以他希望外孙女住过去后能多受到儿媳妇好性格的影响。

离开姥姥姥爷家成了大舅妈家中的一分子，玥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不再睡火炕而睡单人床，有属于自己的书架、衣橱和箱子，每天早上可以喝到一杯牛奶吃到一个鸡蛋。如果她喜欢的话，每天晚上也可以泡一次热水澡。她对泡澡格外享受，因为自幼生活在贵州，她对火炕一直不适应，总流鼻血。睡在漂亮的俄式小床上，不上火，也不流鼻血了。那是大舅母少女时期的小床，她躺在小床上想象大舅母曾在那幢小楼里度过的青春，甚觉惬意。

正如金老太太期望的那样，一老一少迅速地也是自然而然地建立起了亲密关系。玥玥称她“金婆婆”，她一听到就满脸笑意。她这一辈子总是听到说“月姬同志”，对于“金婆婆”这种称呼相当喜欢。

她曾问玥玥：“为什么不直接叫我婆婆，非要叫我金婆婆呢？”

玥玥说：“对于我，你是金不换的一位婆婆呀。咱俩名字中的一个字同音，我的玥字是美玉的意思。你是我的金婆婆，我好比你的一块美玉，咱俩是金镶玉一般的老少组合，绝佳关系。”

“金婆婆”听了，满脸的笑意。

玥玥那话冬梅也听到了，说给秉义听，并问：“我以前没发现玥玥的小嘴那么甜过呀，怎么一住过来了就变得会哄人了呢？”

秉义不假思索地说：“动物本能。”

冬梅不解地问：“和动物本能有什么关系？”

秉义说：“小猫小狗的生活一旦得到改善，也会本能地讨好主人的。”

冬梅想了想，又问：“那你跟我妈说话时嘴也那么甜，又是怎么回事呢？”

秉义说：“也是动物本能，趋利避害嘛！得罪了你妈对我一点儿好处没有，博得你妈的好感对我的好处却大大的。”

秉义当时正靠着床头读蔡元培的《中国人的修养》，冬梅夺过书，背手拿在身后，讽刺地说：“你等于承认自己也是动物，那读这种书还有什么意义呢？”

秉义说：“我从自己身上也发现了动物性，所以才需要读这种书嘛。你过来，我跟你说句悄悄话。”

冬梅就疑惑地走到了床边。

秉义抓住她的手，把她拽到跟前，抱着她说：“知道我为什么极力促成玥玥住过来吗？就是为了从你妈身边获得解脱，每天晚上能有更多时间和你在一起。恋偶性，这也是动物本能，动物这方面的本能比人类表现得更明显。我很像那类动物，你也像。”

冬梅红了脸说：“你坏死了。”

在楼下，玥玥正全神贯注地听金婆婆讲那过去的故事。

玥玥的入住，让方方面面都感觉很好。和堂姐玥玥同住在爷爷奶奶家，楠楠这个少年觉得处处不便，现在他终于可以无所顾忌了。周蓉也更加省心，不再忧虑女儿的教育问题，因为知道哥嫂会替她教育出一个好女儿的。

周志刚这位老建筑工人至死没与亲家母见过一面。

对于他的死，亲家母表达了一番说得过去的人之常情——她嘱咐女儿代自己献了一个花圈。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追悼会还只是干部办理后事的一种仪式，一般百姓人家只不过举行亲人间的遗体告别仪式而已。周志刚的单位不在本爸，并无单位人送他，送他的只不过是老伴、儿女和儿女们的几个好友，还有几个街坊邻居家的代表而已。如果说在场人士中谁的身份比较特殊，那便是派出所所长龚维则了。

告别仪式极短，二三十分钟就结束了。

亲家母金月姬说好的花圈，并没有送到场。

（调味，当我以为不会那么压抑了，却是无尽的遗憾。秉义出身于光字片，虽然“上山下乡”时表现出色，深受领导欣赏，北大毕业后当上巡视员，但出身低微这点是改变不了的，就连他的家和家人也不被待见。虽说他的岳母行动不便，但司机不太愿意把车开到光字片这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晓光拉黄泥的车不是可以吗？所以，这对于秉义来说是一种遗憾。周志刚至死都没与亲家母见上一面，这也是一种遗憾，最后的花圈也没有送到，这是将遗憾进行到底。我不是为周家抱不平，更不是否定冬梅妈，而是遗憾本来就是人生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