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这就是“双减”政策，意在从校内校外两方面减轻学生负担。
随着文件的下发，教培行业最大的三家上市公司股价、市值跳水式下跌：新东方股价从2021年初的近20美元，跌至不足2美元；好未来从90美元跌至5.29美元；高途从140余美元跌至2.8美元。
一场由上而下的行业巨变已经开始，资本市场撤离教培机构。新东方表示，对于学生退费要求，无条件按比例退费，对于报名后未开课学生的退费要求，无条件给予退费。
新东方甚至把80000套崭新的课桌椅捐给了乡村学校，退租1500个教学点，并返还学生学费，支付离职员工的薪水。
每个人都希望，没有了辅导班，孩子终于能在蓝天白云下呼吸自由的空气。
如今“双减”实施已经4个月了，现实会如我们所愿吗？
前段时间深圳某一中学老师，公开这样解释国家“双减”政策：
“双减，既不是减压，也不是减负。而是减不优秀的孩子，减不重视教育的父母。”
随着舆论的发酵，学校和当地教育部门进行紧急辟谣，表示这张图片属于断章取义，没有了解上下图片的意思。
难道是这所学校、这位老师不理解“双减”政策的内容吗？
一位教育工作者怎会这样做一个与教育部初衷完全背离的解释呢？
答案一目了然，这位老师只有一个意图，就是让他的学生在双减的环境下，主动“加负”，弯道超车，考上好高中好大学。
真实的逻辑只能是这样，重点大学重点学科就那么多，高考虽然有千般不好，但却是目前最客观、最公正的一种选拔方式。不管是高校扩招还是文理分科还是素质教育，都不能缓解竞争压力。
2021年河南省高考报名人数是125万人，其中一本录取率为7.8%，211大学录取率为4.1%，985大学录取率为1.1%。
每个人都有追求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想要考上一流的大学，必须要付出超人的努力。
其实咱们的邻居韩国也曾有过类似“双减”的政策。
上世纪80年代，韩国已经有非常多的中产阶级，他们一边花非常多的金钱和精力在小孩子的教育上，同时又希望校外培训的风气能够下降，从而节省教育成本。
后来韩国政府就做出决定，首先在职老师不准做家教，也不可以到培训机构兼职，随后培训机构被取缔，大量的培训机构的老师失业。
他们采取的行政手段与今天的我们如出一辙。
结果却是种豆得瓜，很多家庭开始聘请家教，尤其是富裕的家庭，他们更重视教育，并且也有能力去付出更多的金钱，他们用更高的薪酬来聘请一对一的家教。
所以社会教育资源依旧没有得到比较好的分配，最后那些有钱人的孩子还是比较能够得到更好的培育。
韩国的政府本意是促进教育减负，推进教育公平，结果导致的是国家的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最后主要成为了富人的资源。
无奈之下，最终在2000年的五月份，韩国政府决定恢复校外培训。
郑也夫的《吾国教育病理》，对这个问题分析得非常透彻。
“当下教育生态的本质是什么？军备竞赛。换言之，应试只是今天中国教育的病象与症状，军备竞赛才是病灶和病原。”
作者郑也夫在书中讲，教育承担两种功能：提高能力和提高社会地位。教育是为了提升受教者的能力，能力高的人占据重要的社会岗位，无疑是合理的。
但是能力高下的判定是个难题。尤其是在短时间内把百万人的能力，按高低排出顺序，只有一种简化机制——考试。
而一旦把考试当做了最主要的筛选方法，考生和学校就会将注意力聚焦于考试，进而将学习从致力于能力的提升，转化为侍奉考试能力的提升。
如今很多教育专家反复强调，繁重的学业负担，不能提升学生的创造力，学习成绩好并不代表能力强。改变世界的发明靠的不是机械重复，而是创新力。
专家还举出很多例子，比如爱因斯坦26岁提出了光量子假说，波尔28岁提出原子的量子化模型，海森堡24岁提出魔术乘法，约尔当22岁完成了矩阵力学体系的演算，狄拉克26岁提出了“狄拉克方程”。
他们振振有词为减负背书，强调这些青年才俊，并没有头悬梁锥刺股，也没有背课文，刷题海，上补习班。
可是作为一个普通的青少年，想要实现梦想，究竟是该模仿上面的天才们，还是应该辛苦一点先考一个好大学呢。
看一下乌镇互联网大会的“东兴饭局”，看一下这些互联网大亨们的毕业院校，谁也无法否认高等教育的重要性。
不管是创业还是从业，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就没有轻松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