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之中，朱、陆不同。有明之学，阳明、甘泉诸家，亦复互异。然此仅其修为之法，小有乖违；以言乎其宇宙观、人生观，则固大致相同也。
——吕思勉《理学纲要》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思想中，最有影响最有生命力的是儒家思想。儒家的传统中，能继承孔孟的主要精神，有所发挥的，是宋明时期的新儒家哲学。
存天理去人欲说，从普遍意义上讲，是修身立德之通则，可以适用于任何人，但从施行程序及社会效果方面讲，则是专对政治上的统率者而指出的。
王守仁是坚持只有一心，反对分为“人心”、“道心”二者的，但在“存天理，去人欲”这一点上，和张、朱完全一致，所以程、朱和陆、王的不同，主要在于对心和理、理和气的关系等看法上不同，而不在“存理去欲”的主张上。但朱、王的理欲关系，仍有其重要的区别。王重视人心整体的同一，而反对分析，朱认为实体上虽只一心，而必须在作用上分别为二；朱重视“人心”中起主导作用的要素，而王则不加分别。
由于王学过度强调主观良知，其末流就产生了晚明时任情纵欲的狂禅偏向，使理性主义受到破坏。
从中国学术大方向说，儒家是主流，而宋明哲学又是儒家的主流，其中能综合各方面把成德之学和社会、自然科学较接近的，是程朱一系的格物穷理说，而不是陆王一系的致良知本心说。
——张恒寿《中国社会与思想文化》
陈献章，白沙先生，气象天分皆与阳明为近，但更为疏阔。故成其狂者一派，专以天趣为主，类乎邵雍，末流成道家思想。其门人湛若水，即甘泉先生，主张随处体认天理，注重学问思辨功夫。
王守仁，阳明先生认为，良知诚致，则不可欺以节目事变，所以才有“知行合一”之说，提“致良知”三字。
浙江王门弟子有徐爱、钱洪、王畿诸人，学风偏于直捷行动，以为良知是不待修养而成的，故不主张从静处去用功。此派末流勇于任事，富于责任心，颇能发挥王学长处，但略近于禅宗。
泰州派首领王艮，宗旨是“自然”“学乐”，有志于用世。末流如颜山农、何心隐不免过于放荡，但精神勇猛。
江西派有邹守益、罗洪先、聂豹、邓以赞。不满浙江派和泰州派过于主张向外活动而忽视修养的结果，特注重“致”字，以为良知不能忽略修养的功夫。江西派为阳明学正统。
王学到明末便有了两个新方向，一是刘宗周的证人学派，拈出“慎独”二字，二是东林党的干政运动，顾宪成、高攀龙主持的东林党，继之而起的复社、几社运动。
——常乃惪 《中国的文化与思想》
孟子论人皆有四端之心，“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心”显然代表主观性原则。“心”为道德心，同时亦为宇宙心（Cosmic mind）,其精微奥妙之处，是很难为人理解的。但其实是根据孔子的“仁”转出的。陆王倒比较能契接这一面，故重主观性原则。人们常是易于先领悟客观性原则，是以程朱派，虽不直承孔孟，而在宋以下竟被认为是正统；而陆王一派，虽然是直承孔孟，而在宋以下却不被认为是正统。陆王承接孟子的心论，认为心明即性亦明，走着“尽心，知性，则知天”的道德实践的道路，这才是中国思想的正统。
了解孟子的性善说，才可了解并从而建立人的“真实主体性”（Real subjectivity）。中国儒家正宗为孔孟，故此中国思想大传统的中心落在主体性的重视，亦因此中国学术思想大约地称为“心性之学”。此“心”代表“道德的主体性”（Moral subjectivity），它堂堂正正地站起来，人才可以堂堂正正地站起来。人站起来，其他一切才可随之站起来。人不能站起来，那么一切科学、道德、宗教、艺术，总之，一切文化都无价值。这是中国思想的核心，所以孟子是心性之学的正宗。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
明代学者和宋儒厘然独立，自成系统，自陈白沙始。
白沙弟子湛若水，广东人，本“体认天理”一语，他以为无论何事，皆自然之规则。王阳明成进士时，和他交游，那时他学问高出王之上。后来，王别有研究，和他意见不甚相合。他自己讲学，流传颇广，知名的却很少。
王守仁（阳明）本是欢喜研究道教的，曾延道士至家，再四拜求。后来从娄谅游，成进士后又和湛往来，见解遂有变更。贬龙场驿丞以后，阳明的学问大进。
阳明自悟得“致良知”以后，和朱文公不能不处于反对地位，并非专和朱反对，才有这些主张的。有人谓“致良知”的主张，宋胡宏在“胡子知言”已有讲起。阳明是否本之于胡，抑自己悟出，这是不能臆断的。阳明讲“良知”，曾攀附到孟子。实在孟子的“良知”，和他的殊不相同。
阳明“致良知”的主张，以为人心中于是非善恶自能明白，不必靠什么典籍，也不必靠旁的话来证明，但是第二念不应念，有了第二念自己便不明了。人以为阳明的学说，很宜于用兵，如此便不至有什么疑虑和悔恨。
阳明、若水两派以外，有许多士子信仰吕经野的主张。吕，陕西人，笃守礼教，和朱文公最相近，立言很平正，无过人处。当时所以能和湛、王并驾，这也因王的弟子太不守礼法，猖狂使人生厌，那些自检的子弟就倾向吕经野了。
湛、王学问，晚年已不相同，但湛弟子许孚远，却合湛、王为一。再传至刘宗周（戢山），自己又别开生面，和湛、王都有些不同。
——章太炎：《国学概论》
王阳明哲学就其直接意义来说是对朱熹哲学的反响,他倡导的“心学”是在明中期封建统治极度腐败、程朱理学逐渐僵化的情况下出现的思想运动，具有时代的意义，同时，也是北宋以来理学扬弃佛道，不断发展的长期过程的一个结果，在整个理学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表明看来，明代理学的基本问题是“本体”与“工夫”，本体指心（或性）的本然之体，工夫指精神实践的具体方法；而在本质上，本体工夫之辩的境界含义是敬畏与洒落之争，这是我们把握明代理学的内在线索。
阳明断然宣称心即是理，他一方面把“理”完全理解为道德之理，另一方面，他不是正面地论证心即是理，而是从反面，通过否认至善之理存在于心外之物来加以论证。也就是说，对于阳明而言，只承认两种可能性：或者理是内在，或者理存在于外物。
阳明并未否认人类的各种知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但他总是强调把每一种社会的或个人的实践作为道德的实践，大大消减了这些实践活动自己的独立意义。
良知既具有知善知恶的先验能力，又具有“不着意思”的先验品性，可见，仅从知善知恶解释良知，还不能完全显示出阳明良知说的全部内涵。
阳明终极的理想境界是为善去恶与无善无恶的统一，最终并没有脱离儒家固有的立场。
——陈来《有无之境》
程颐释“格”为“至”，意谓“穷理而至于物，则物理尽”。
朱熹基本基础程颐的说法，突出格物的向外求取的知识取向；王阳明则以“格”为“正”，犹“格君心之非”之“格”，“物为心意之所著”，格物即格心，完全将格物的方向扭转至内心意思活动的端正与否。
甘泉从古本《大学》着眼，得出大致与朱子相同的整体结构，即“格物”是一篇的枢纽。然而，甘泉对“格物”的理解似乎又溢出朱子的范围，格物是“以身至之”，属广义的“行”的范畴，同时也包涵获得闻见之知的一面，因此甘泉格物的具体内涵教朱子而言又有所扩展。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实质内容，顺利融入其心学整体架构中。
甘泉于当时流行的朱熹的训义没有异议，因此陈九川《传习录》下才有“先生与甘泉先生论格物之说，甘泉持旧说”之语，“旧说”指的就是朱熹的格物说。
他（甘泉）自陈理解阳明“立人达人甚切”的心态，也善意地告诫阳明不可“急迫”。
——王文娟《湛甘泉哲学思想研究》
焦竑的思想代表了学术思想由晚明心性之学转向清初考据之学的过渡，所以在他的思想中便同时出现了心学和实学的倾向。他虽然受阳明学说的熏陶而成长，也是阳明学说的信徒，但他开始察觉到王学发展的日趋偏歪，所以他提出“博学”、“实践”，希望对王学末流之弊加以纠正。
——李焯然《焦竑之三教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