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毕业就到了一家医院去实习了，有着很浓重来苏味儿的环境我很快的适应了下来。
我先在内科由一个四十来岁的资深医生带，他对我很好。
在那儿待了没多久，正赶上一波流感并发的病毒性脑炎患者来就医。为了能最后确诊都要做腰椎穿刺，然后做合理的治疗方案。
那个带我的老师在旁边看着，让我亲自给患者做腰穿。我内心很紧张，毕竟是第一次做。老师给我使眼色，他眼神的含义是希望我镇定认真的完成这项任务。我们不敢当着患者有太多的语言交流，怕患者紧张。
我按着老师平时教给我的方法和手感，屏住呼吸认真的操作着。戴着手套的双手是冰凉的，当我最后感觉有穿透阻力的落空感时，我知道针已经进入到骨髓腔了。我缓慢的拔出针芯，看到有液体慢慢的滴了出来，我兴奋的差点儿流出眼泪，老师也给了我肯定的赞许。
后来在一些其他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上老师也传授了很多的心得和经验，我从心里一直都很感谢那位曾经带过我的老师。
跟了那个老师五个月以后我便转到了妇产科，那时的妇科和产科是一个诊室。需要住院治疗的在门诊看过之后再安排病房住院，门诊和病房都在一层楼上。
那时门诊病号最常见的妇科疾病就是阴道炎、宫颈糜烂、子宫内膜异位证和盆腔感染之类的。这些症状给出的治疗方案都是对症选敏感药物和按周期治疗，另外注意局部清洁卫生。
扯了这么多终于要到正题上了。
二十年前计划生育工作全国上下都搞的轰轰烈烈的。
那时城市的人们觉悟还高，响应党的号召，不管男孩女孩只生一个就自己去想避孕措施了。农村人对男孩的厚爱就更明显很多，没有生出男孩好像是辱没了祖先一样让他们感觉抬不起头。在这种情况下总有人要顶风作案，迎难而上。
我们那时在门诊经常会接待由乡计生办的工作人员押着来强行做引产的大腹便便的孕妇。这些人都是已经有了两个女孩的，国家政策范围以内是不允许再生第三胎了的。他们平时跟计生办的人躲猫猫，一旦被逮到下场就是强行送到我们这里把孩子打掉。
那时做引产用的都是利凡诺引产术。淡黄色的液体在针管里从孕妇的腹部穿透子宫壁直接注射进胎囊，经过四十八到七十二小时后孕妇就会有宫缩生产。
正常的生产过程是“果熟蒂落”，虽然生产时有些痛苦，但那都是体内激素达到一个自然阈值的过程。利凡诺是强行让孕妇提前出现强烈宫缩，逼迫孕妇提前生产的一个过程，也是人们俗语说的“生摘瓜”，让人惨不忍睹。
我已经不记得我们给那些人做了多少次引产，但有一个七个月孕龄的产妇引产下来的孩子让我至今都无法忘记。
那是一个身材高挑的女人，在做引产前能看出她的万般无奈。我那时年龄还小，不能完全理解她的痛苦程度。她倒是很配合我们的工作，我很顺利的给她注射了利凡诺。
一般情况下二十四小时内没有明显的不舒服，到四十八小时就会疼的开始呻吟，七十二小时基本就生了。
而且利凡诺引产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大多数都会半夜生产。这个女人也不例外。
那一晚我和另一个实习生一起值班，晚上十点左右的时候她就疼的有些支持不住了，而且还吐了一些（疼痛很厉害的时候会引发呕吐），我看着心里特别替她难过。我给她做了内诊，宫口只开了两指。没办法，那时还没有软化宫口的药物，只能继续疼着等。
女人已经疼的满头冷汗，她的一只手使劲儿的抓着她丈夫，一只手死命的抓着产床时不时发出无比痛苦的呻吟，她那狰狞的面孔和外面漆黑的夜一样让人害怕。
墙上的钟表不紧不慢地转着。她就这样一分一秒的熬到凌晨。终于在她快接近虚脱的时候，宫口开全了，我和我的助手给她接了生。
孩子出来的那一瞬间很快，毕竟才七个月胎头的双顶径不像足月的孩子那么大。但孩子完全脱离了母体之后竟哇哇的哭了起来，在那万籁俱寂的深夜那哭声穿透了整个医院。
我被吓住了，这是我第一次引产接出来的活婴。我再仔细一看还是个发育很好的男婴，我不知不觉已泪流满面。那个女人和丈夫看到这个孩子也都哭的泣不成声。
过了一会儿这个孩子就停止了呼吸，他的父亲把他弄到了楼下的一个堆放垃圾的角落。我们帮着女人收拾好回病房休息，我和那个助手也回值班室开始准备休息。
熄了灯我却无法阖上疲惫的双眼，那个男婴的哭声和那个女人痛苦的表情一直在我脑海中交替出现。我萌生了很强烈的负罪感，这种感觉让我辗转难眠。
后来我接了婚，也怀了自己的宝宝。快接近预产期的时候我开始焦虑失眠，当初那个画面又不停的在我眼前闪现。我害怕它又不由自主的会想到它。
还好，后来我生产的过程一切顺利，初为人母的喜悦让我忽略了生产过程中的痛。
好多年过去了，在特别黑暗安静的深夜，我的脑海还会经常闪现当初那个女人和那个男婴的面容。也许在那个女人的经历中早已忘了我这个人，但我心里对她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愧疚。
我真心的希望我曾给她做过引产手术的女人生活过的幸福，也希望那个幼小的灵魂能忘却人类的残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