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我小的时候，跟我最铁的那就算虎子了。虎子并不是狗，而是比我小两岁，但是比我高出一头的表弟。虽然他在智力发育上不及我，但是个头大，力气大，还因为小可以蛮不讲理，让我受了许多冤枉气。
我小时候因为家里农活忙，经常被寄养在外婆家。那时候外婆除了我跟他这个混世魔王以外，其余的外孙和孙子太小，家里就只有我们称王称霸了。
外婆住的是陕西农村几十年前司空见惯，现在却鲜有耳闻的地坑庄基。简单的说就是很深的院子，环绕几眼窑洞。窑洞的上边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枣园。这个枣园就成了我跟表弟的玩乐天堂。除了爬树摘青枣吃，两个人还坐在树上看路上行人，有时候在树上能呆一天。除非外婆找到树下，仰起脸来喊着我们的乳名说：“虎儿，莉莉，快下来吃饭了。”这才不情不愿的慢慢往下出溜。这种枣树干裂纹斑驳，多少裤子被划破了，为这，没少挨我妈揍。
那时候，家里养牛。牛是家里地位最高的。因为最重最累的活都是它干。庄稼人爱牛如命。所以经常外公不在家，要出去给牛在沟里割草，忙活大半天，背着特别高的一摞青草就回来了。老远只看见一捆草在缓缓移动，镰刀别在草的上边，草用绳子结实的捆扎着。我们在枣树上看见那一捆草，就赶紧乖乖的出溜下树，回家装作足不出户的乖孩子。外公那脾气可不是等闲之辈，谁见了他都要惧怕几分。但是大多的时候外公是不在家的。这就有利于我们嚣张的气焰。虎子蹑手蹑脚的去把给牛脖子上挂的那块木头从钉子上拿下来，这是特制给牛拉车或者犁地用的，木头两端穿着绳子，绳子的顶端还有两个锃亮的铁钩子。我们轻快的上枣树，找到一个比较平的树枝，三下五除二的把绳子勾在树上，木头从中间放下来这就成了一个特别棒的秋千。然后一个上去荡秋千，一个在后边推。风从远处吹过来，枣花刚落，枣还是小小的青色的颗粒，树底下草却窜的很高了，秋千荡出去，脚丫子还能一下一下的碰到那些高的蒿草。
碰到外公去春耕，那简直就是我和虎子的节日。那时候犁地有几道工序，不像现在直接拖拉机一去完事了。有一道工序就是磨地，把地里的土用特制的磨磨平，通常是这样做的：
一牛（驴）一人，人在上边站着给磨受力，让地更加平整。而外公有一块地在枣园的旁边，里边长了很多的桐树，这样的地不好控制牛，所以他都会让我和虎子坐在磨上，他一边走一边吆喝着牛给它发号指令。这样的活那简直就是享受，乐趣无穷。我和虎子坐在两端，随手还能抓着地上的土玩，一边看着平时凶巴巴的外公指挥牛的劳作，两个人用土块相互扔打着，别提有多畅快了。
外公平时不太说话，家里大人孩子都怕他。但是他也有极其慈祥的时候。冬天，土炕永远是烧的烫手，家里的被褥白天都被卷起来，铺着席子。家里的小姨，还有小舅舅，还有另外几个小表弟，小表妹都是牙牙学语的时候，大家都坐在热烘烘的炕上，外婆在灶前忙的烧饭，蒸气把窑洞填满，窑洞上面的小天窗往外冒着热气。墙也因为烟道的关系是热烘烘的。外公叼着旱烟袋，一口一口的抽着，他靠着墙坐着，拱起他的大长腿，腿上穿着厚厚的棉裤。我和虎子就一个人一个膝盖，在那双有力的腿上攀爬着，看谁能站在最高处屹立不倒，还可以不用扶墙。这个时候，外公总是笑呵呵的抽烟，任由我们上蹿下跳。
虎子有个小三轮车。那是让我极其羡慕的玩具，舅舅给他买的。我一直吵着爸爸要，现在都没给我买。那个小三轮车太神气了，骑在上边让我觉得无比帅气和骄傲。只要我在，虎子当然不能独享。我们俩又是一个坐着一个在后边推着走到一个笔直的马路的坡顶，另外一个站在三轮车两个轮子中间的横条上，然后一路飞快的向下，风从耳边掠过，两个人高声尖叫……太爽了。因为这几分钟的爽快，相互推着上坡玩一天都不觉得累的。
我俩经常打架，但是不分胜负，每次几乎都是打个平手。每次打的不可开交的时候，外婆就把我们拉开，站在我俩中间，让我们的小拳头在她身上打，一边挨打一边念叨：“打吧打吧，你们把我打死就一河的水开了。”等我们停战，又拉着我们回厨房给我们摊煎饼吃。外婆用柔柔的麦秸秆把锅先烧热，然后飞快的抹点油在锅底，用铁勺舀一勺面糊糊进去，铲子轻轻一转，一个又薄又圆的煎饼就成形了。我俩站在案板前，就着一盘油汪汪的辣椒，把煎饼卷成一条蘸着吃。外婆烙的速度跟不上我俩吃的速度，吃完就眼巴巴瞅着锅里，直到吃撑了才一溜烟的跑出去玩了。
说起来，虎子就是我“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时候的“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最好的伙伴了。
如今，外婆去世已经四年多了。虎子也是有四个孩子的父亲了，进入中年的他胖成了一个面包。我们几乎不联系，平时也不来往，偶尔遇见也是浅浅一笑，打个招呼。岁月碾压了每个人的生活，也看到了每个人的过往，相互的不认同淡薄了之前的亲昵。但是，我的童年，但凡想起，肯定就会有外公、有外婆、有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