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处两个人走过来，以我目力所及，似乎是两个男人相互挽着，于是便多看了两眼，走近一看，他们是一前一后，前面走的人很快，后面的人用力跟着，我看到了后面的人双眼紧闭，有点盲态，恍然大悟。脑海中闪过了一个画面，那是在上海，金沙江路地铁站，我从地铁里出来，随着人群往前走，迎面而来两个人，走的很慢，一前一后，男生在前，女生在后，女生的手挽着男生的手。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他们似乎格格不入。他们也想尽力走快，但是阻挡他们的似乎不是眼前的黑暗，而是靠声音也辨别不清的方向。我说了一句：“走慢一点，不用着急。”我想他们也同样辨别不出我的声音吧。
转过那条大街，继续往前走，走得并不快。从我后面跟上来两个人，逐渐超过了我，定睛一看，是刚才那两个人，于是我想写写那些年，我与盲人朋友们的故事。
初中时读过海伦·凯勒的自传，特别喜欢这个勇敢、坚强的人。但真正让我对盲人钦佩的一幕发生在重庆盲校的一节课堂上。
记不清那个孩子的名字了，记不清那个孩子是几年级了，只记得我们去盲校见习，听了一节语文课，讲的是《乡愁》。
小时候 ，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
我在这头 ，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
我在这头 ，
新娘在那头 。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
而现在 ，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
我在这头 ，
大陆在那头。
我们都学过这篇文章，如果只是朗诵，我们不会惊讶于他的才华，如果只是练习，我们也不会喟叹于他的智慧。老师让学生做一个练习，给每段最后面的两句加上一个动词。他站起来，从前往后读，前面加的词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最后一段：而现在，乡愁是一弯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眺望，大陆在那头召唤。当他声情并茂地朗诵出来时，我们的掌声响起来了。没有人告诉我们这时应该有掌声，那是自发的，由衷地赞赏！
那年我大三，2008年，时隔八年有余，他或许已经读大学了吧。光亮终会驱走眼前的黑暗。
正是他让人惊叹的表现，大四实习的时候，我第一次奋力地为自己争取到了去盲生班实习的四分之一的名额。
那是一个混合班，混合到什么程度？全班大概是七个孩子，语文分为三个班：三年级，四年级和五年级。数学分为两个班：四年级和六年级。有的学生在语文课上是三年级，在数学课上是四年级。老师会一个年级一个年级的讲课，在给这个年级讲课的时候，其他年级的学生做习题。就这样我和另一个同学在这个班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实习。记得刚进这个班的时候，我嗓子哑了，和大家打招呼的时候是沙哑的声音。后来，大概是两周之后吧，我的嗓子已经逐渐好了，我们在另一个盲生班的同学嗓子也哑了，当孩子们听到她沙哑的声音的时候，误以为是我。那时我们感受到了孩子们真的只是靠声音辨别这个世界，而那一刻，我多么希望我的声音可以说出世界上所有需要用视觉感受的东西，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的五颜六色和丰富多彩！
我记得班里有个小孩儿叫刘鎏，他会吹笛子。有一次上音乐课，音乐老师让他拿出笛子，他怎么也不动，我帮他在桌洞里找，怎么也找不到。老师问他笛子呢？他不回答。老师有点生气了，他还是不回答。我带着他回宿舍找。一路上，我跟他讲王老师很辛苦，为了教你们学笛子，她本来不熟悉乐器的，要先自己学习，才能教你们。他一进宿舍就哭着说：“她教的都是错的。”王老师说过，她本来不是学音乐的，因为学校没有音乐老师，她被要求来教音乐，原本以为只是教孩子们唱唱歌，后来学校接受了一个慈善单位捐助的乐器，刘鎏乐感比较好，家里人也支持，可是学校没有额外的经费邀请人专门来教他们乐器，于是王老师挑起了这个大梁，教刘鎏和班上的另一个学生吹长笛。她本不擅长这些，只有自己先学，才能教给孩子们。当刘鎏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为他们两个感到难过，一个是一心为孩子的老师，一个是一心想要学音乐的孩子。当时我想安慰刘鎏，却找不到恰当的语言和措辞。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作为准特教老师的我能够多才多艺，会吹笛子会弹琴，这样总会帮助到几个需要帮助的孩子。
班里还有一个孩子，叫什么名字我记不清了。那时带我们实习的班主任是吴老师，吴老师会给我们讲很多关于这些孩子的故事。讲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又是一个让人潸然泪下的感动。这个孩子是后天盲，大概在他九岁的时候被查出脑瘤，脑瘤挤压了视神经，会导致失明。他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而那时爷爷也病重了，为了给孙子筹备做手术的钱，爷爷自己放弃了治疗。在吴老师和很多好心人的帮助下，这个孩子虽然做了手术取出了脑瘤，但最终还是没有逃脱与黑暗为伴的命运。那天，来了很多志愿者，要和两个盲生班的小朋友搞活动，孩子们都很兴奋很开心，和作为志愿者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以及和他们同龄的小朋友一起聊天，表演节目，场面很欢乐，充满了温馨的画面着实让人感动。而这与坐在角落里不曾言语的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家请他去唱歌，他没有动，他没有写在脸上的喜悦，也没有让人一眼能看穿的悲伤。而那一刻，我能够感知到，他此时的心情和表情是一个真正接受过别人帮助的人才会有的。别人对他的帮助岂是几句感谢可以言明？他对别人的感谢岂是几句歌声能够传达？我很惭愧，在我鼓励他几次上台表演节目之后，我才读懂他的那种心情。那天，我们两个一直坐在角落里，他静静地听着周围的喧嚣，我静静地看着他们的热闹，而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个每一个欢笑里充盈的温暖。
还有一个小朋友，对他印象深刻，是因为对自己的愚蠢印象深刻。他是因青光眼致盲的，用的是大字本，也就是说他是有残余视力的。我记得有一次讲数学题，我怎么也讲不清楚，就把他拉到黑板面前，在黑板上画了一幅大大的图，然后让他贴近了看。记忆已经模糊了，但我依旧记着他说会了的神情，仿佛在说：“老师，我会了，你别着急，别生气。”现在当我再因为孩子们不会做题而生气的时候，我会想是自己的问题，也会想起那个似乎在劝慰我的面孔上面镶嵌的表情。
后来，到了上海，学院里招收盲生，我和几位同学做了志愿者。金沙江路地铁站遇到的男生和女生，是两个全盲的学生，他们是一对情侣，女生是我负责帮助的对象。其实，我们能为他们做的真的很少。对于低视力的学生，考试之前他们需要复习资料，我们去给他们复印，把四号字变成三号字或者更大；对于全盲的学生，他们需要学习英语，于是我们用盲文打字机给他们复印。很久不碰盲文的我们拿着盲文认真地看，现在我也早就忘记了那些点点的意义，只是知道对于全盲的人来说，那是他们与这个世界连接的符号。读研期间，我几乎都是给盲生监考，别人考两个小时，我们考三个小时，只是别人是站着监考，我们是坐着监考。他们说盲生也会作弊，我一直很感兴趣他们是如何作弊的，只是一次都没遇到。我在想，之所以我们为他们做的不多，是因为在他们的周围，有很多人愿意帮助他们，有人愿意带着他们一起去教室，不过是走慢一点而已；有人愿意和他们一起逛街，不过是需要告诉他们这是哪里这是什么东西而已；有人愿意和他们一起进行娱乐活动，不过是唱歌多一点，认真听一点而已。因为有了很多人的帮助，我们每个人对他们的帮助就成了那么一点点。多好！
大三那年，我第一次真正地接触了盲人，学习了盲文。记得那年期末考试，有一道判断题大致是这样的：盲人的听觉阈限比普通人低。考完试之后我们讨论，出现了分歧。那时一直没有解决，如今想起来，更升了纠结。其实已经不记得自己的答案了，只是今天写我的盲人朋友们，发现很多存在记忆里的画面，依旧清晰。只是现在的他们，都在哪里，都还好吧？时间匆匆，但你们给我的温暖，并未随着时间而流逝，始终存在心底，总会在黑暗的时候像光亮一样被感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