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不意间，这时代的一粒尘，落在了我头上。
我阳了。
三年前疫情爆发，身边的人从未知到已知，也从安宁到恐惧。似乎人人都怕染上这种疟疾，唯独我心态坦然。只配合做了该有的防护，但心里似乎从未激起任何波澜。
我惊讶于自己的这种与众不同，但不敢将之公之于众。因为有些想法，只能属于自己，不敢令人苟同。
感染发作之后，其实是有一点难以置信的。只是这份难以置信，并不来自于对疾病的无视和对自己盲目的自信。仔细一想，竟包含着一种参与了社会公共事件的窃喜。
尽管现如今，阳性或者确诊已稀松如常，也不再令人恐惧和敬而远之，但从我自己身上，我看到了普通中国人渴望参与社会公共事件的一种心态——压抑而又渴望表达的心态。
我觉得，这是我们当下这个社会最需要的。俗话说，兼听则明，如果任何事情都只有一种论调，无异于堵塞视听。掩盖事实而不去正面面对，是最大的愚蠢。
阿兰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中说，一个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应该是让每一个人时代的人都有幸福可言，而非将某种现实的目标作为终极的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