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钱穆先生著作《国史大纲》，时时击掌而起，拍案叫绝。先生此书成于抗战烽火狼烟四起之时，真可谓生于忧患之际。当此之时，国家百孔，无一完肤，内政不修，外患不断，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渐渐凋零，西方自由民主之思想横流中外，旧有的文化被视为洪水猛兽，一时之间人人喊打，口号激烈如鲁迅之“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者随处可见，此时的中国文化可以说是进入五代之后又一黑暗时期，而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整如黑暗之中的指路明灯，清晨的钟，傍晚的鼓一般，让人振聋发聩，如梦初醒。
《国史大纲》开篇四句如下：
1：当知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上以上的国民，应对本国以往之历史略有所知。
2：所谓对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必随附一种对本国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3：所谓对本国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历史抱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正处于以往历史的最高点，而将我们自身的种种罪恶与问题一切推诿与古人。
4：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
钱穆先生这些话可谓之针砭时弊，有感而发。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抗战，百年狼烟，百年战败早已经将国人一切自信一扫而光，在外来的坚船利炮下瑟瑟发抖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身的怀疑愈发激烈。当人对自身处于深深的自我怀疑时，人就开始怨怼自我，视养我育我的这片土壤为尘世间最肮脏之所，将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的文化视为最丑陋的文化，而全然不顾这土壤上的民族和文化以往的辉煌。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钱穆先生何以要在这著作上加上这四句话？因为在他的时代中，人们早已经不相信自己的文化了，“打倒孔家店”成了嘴边的用语，“线装书扔厕所”成了身体的行为。爱之深，方责之切，当睿智如胡适先生高唱着“全盘西化”的口号，当斗士如鲁迅喊着“汉字不灭，中国必亡”，我们还能期待那群未曾读书识字的农民知道这个简单的道理吗？是以这看似简单易懂，可有可无的话，其中却蕴含着先生深深的无奈无力之感。
先生此书，脉络清晰的分析了中国的历史，从夏商周三代的部族演变发展到春秋的华夷之辨，从战国的贵族没落到两汉的士人阶层兴起。先生旁征博引，用简单的语言和严谨的考据将整个中国历史发展栩栩如生地描绘在读者眼前。
不同于马克思唯物史观所提倡的客观，先生认为史学是人的史学，不能做号称客观的“无人”历史研究。史学一定要联系现实，但又不能急于联系现实，以免沦落为政治的口号。是以先生此书，看似在慢慢时间长河之中毫无主角，但通读之后我们又能感受到隐藏在这些文字之下的“士人阶层”便是这段历史的主角。有人批判先生此书是走精英主义路线，忽视了历史长河之中的农民，但我觉得中国的历史自古便是一种精英参与的历史，无论是察举制度，九品中正制亦或科举制，无一不是从天下元元中挑选出一批精英共建天下。在时间长河最前端的我们，为何要以现在的目光去衡量古时呢？
先生是一个学者，学者本身就应该以公正的角度来分析事件的来龙去脉，难道非要看着每次农民起义造成的累累伤痕说着正是如此伤痕让中国民族进步吗？
从前的教科书告诉我，农民起义都是正义的。但我从没有思考过，正义的事就一定是对的吗？正义的事一定对社会是有利的吗？不，虽然我们都想给自己一个肯定的回答，但事实上我们都明白，每一次的农民起义对于神州大地都是一次伤害。秦末，三国，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太平天国哪一次的农名起义农民收获了果实？古人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真相也许残酷，但只有真相才能避免下一次的伤害。
历史记载的是人的事，是以历史记载的往往都是人和事。每个人的行为都有其目的性和动力，每件事的背后都有其原因，愿钱穆先生的这本著作，让我们可以透过历史的滚滚烟尘，得到我们心中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