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禅宗作为佛教中国化的智慧，早已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禅宗智慧蕴藏和体现于禅经、禅语、禅坐、禅悟、禅诗、禅书、禅画、禅乐、禅食、禅茶等诸多禅宗文化形态之中。禅宗经典《六祖坛经》主张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觉悟不假外求，舍离文字义解，直彻心源。禅宗思想将其自然任运的态度注入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将禅之意味渗透在文人雅士的日常生活里，养成一种随缘任运的人生态度。近读三则唐宋禅宗诗话，趣味之中极富禅机，禅修之道尽在其中。本篇为唐宋禅宗诗话之一。
据敦煌写本《坛经》记载，唐初禅宗五祖弘忍晚年期间，“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音jì，佛经中的唱词）。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
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当仁不让地在门前写下一偈道：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神秀的这首禅偈被后人称作《无相偈》，意思是说弟子的身体像菩提树一般，弟子的心灵就象一座明亮的台镜，要时时不断地将它掸拂擦试，不让它被尘垢污染障蔽了光明的本性。
弘忍看后暗自摇头，但却令门人住香礼敬，皆诵此偈，而私下“遂唤秀上座于堂内”，对他说道：“汝作此偈，未见本性，只到门外，未入门内”，并让神秀“更作一偈”，神秀思索多日未有所得。
此时，出身贫寒但悟性较高的惠能一直在寺内勤勤恳恳地做勤杂工。据《坛经》记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偈语，心中有不同体悟，遂亦作一偈语，“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惠能的这首诗被后人称为《菩提偈》，显然是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作的。意思是，菩提原本是没有树，而是比喻智慧的。眼前明亮的镜子也不是台，而是比喻清静的心的。我们的心里本来就空无一物，哪里会染上什么尘埃？意在说明一切有为法皆如梦幻泡影，教人不要妄想执着，才能明心见性，自证菩提。
众人读过慧能的诗偈，惊诧不已，称赞不绝。弘忍看后亦内心惊喜，但却没有任何表示，快速用鞋底擦掉，冷言漠然道：“汝所做偈，亦未得性”。但弘忍觉得惠能的偈更好，便在夜里私下为他说法，问答有关佛性的问题，并密授袈裟给他，以为信记，表明他继承了祖位，即为禅宗六祖。他建立了禅宗南宗一派。
神秀和慧能这则诗偈相对的典故，是由禅宗六祖慧能主持编纂的《坛经》记载的，自然带有贬抑神秀诗偈的意味。其实，他们二位的智慧并没有对错、高低之分，只是修行方法不同而已。神秀虽然失去了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禅宗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这一派显然吸收了儒家三省吾身、反求诸己的修身养性思想，比较符合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和大多数人的人性特点，鼓励人们在不断的学习磨炼中逐步提升道德修养。而惠能的这首《菩提偈》，则是对神秀诗偈的否定，直接把握住了“见性成佛”的关键，因此被后人称为“顿悟派”。其所倡导的性空、清净，显然吸收了道法自然、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如此至高境界，人们可以仰望，但却无法让普罗大众践行。说到底，“渐修”“渐悟”也罢，“顿悟”也罢，均为禅宗智慧的不同觉悟方式。除了少数圣哲外，大多数人的修养方式都属于“渐修”“渐悟”，修养到较高程度或个别时候、个别方面，则会有所“顿悟”。其实，“顿悟”也并非高德大僧的禅修专利，我们一般人在人生中经历挫折、逆境磨炼，读书反思或被高人点化后的幡然醒悟、茅塞顿开，都可以看作是一种自我“顿悟”。
慧能与神秀两位禅师的诗偈之对，让我想起了儒家的两位重要传人孟子与荀子之间关于“性善论”和“性恶论”的人性假设争论，这种争论一直延续至现代管理学之中。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荀子曰：“人之性恶，其性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仁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荀子·性恶》）
其实，人性之善恶是相对而言并且是共存的，人世间不存在单纯的善或恶。人性本来就是自然性与社会性或者说生理性与道德性的统一体。在后天的社会化过程中，如若人的自然性、生理性的一面受到社会性、道德性一面的有效规范和控制，就会成长一个对社会及他人有益的善人、好人；如若人的自然性、生理性的一面突破社会性、道德性的规范和控制，自我膨胀和肆意泛滥，则会变成一个恶人、坏人。
基于此，如何对待善恶，先秦诸子及后来的佛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儒家蒙学经典《三字经》曰：“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这是基于孟子“人性善”论而提出的以“教”“扬善抑恶”论。荀子则基于其“性恶论”提出“隆礼重法”说，主张以礼法规范人性。由此，荀子这位儒家大师竟然培养出了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和法家伟大实践者李斯两位学生，也就不难理解了。至于墨家提出的“仁者之事，务必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墨子·非乐》）和法家倡导的“以法治国”等，则可视为“惩恶扬善”论。佛家则一再劝导人们：“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善良的人们后来又加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马上就报。”这种“善恶报应”论，其实早在《周易》中就已有极富哲理的精辟阐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易传·文言传·坤文言》）
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社会的善恶状况，既涉及到个人的修养、组织的管理，也反映着社会治理的水平和社会风气的导向。阳光普照之下的善人善举善事与阴暗角落遮蔽的恶人恶举恶事往往是并存的。对于善人善举善事的激励、保护和褒扬，以及对恶人恶举恶事的有效控制，往往需要德法并举、综合治理，单靠德性修养和“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佛家劝导之良好愿望，是无济于事的。当然，现实中也无法寄希望于所有的人都修成“心如明镜”、“心无尘埃”的高德大僧。否则，满大街跑“君子”，也真够人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