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1912年覆灭，不得不说是内忧外患之际。内有农民起义，外有列强窥视，朝堂更有变法革新等，可以说处处都需要用钱。
如果把清王朝比作一家公司，恐怕没有人相信他会活过3年。于内，维新派保守派公司内斗不止，今天搞洋务运动，明天行祖宗之道，运营成本居高不下。作为董事长的老佛爷更是天天寻思着挪用公款修园子。更悲剧的是公司内部还有人另起炉灶，打着太平天国、小刀会、白莲教等名义接私活与公司竞争业务。而外部，英美法日俄等竞争对手一个比一个强大，帝国商战连战连败，还被对方告上法院要求巨以亿计的赔款。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公司财务管理混乱，连年亏损的公司确在市场上存活了近百年时间。我们不禁发问究竟是什么维持了清王朝的财政？
被绑架的外债
在整个清朝末年，外债规模犹如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清晚期外债规模达到惊人的12.04亿两，在部分年份外债收入甚至已经占到了清政府总收入的30%-50%，成为了帝国重要的收入来源。
自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对外战争连战连败，战争赔款与日俱增，清王朝开始举借外债弥补窟窿。一方面，列强不希望清王朝崩溃，使赔付成为一纸空文，期望通过向清王朝注入必要的资金，保证清王朝持续的还款能力，达到长期利得。另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市场巨大，列强也迫切的希望通过资本的注入去激活这个市场，获取更多资源打通国际贸易。
在外债这一点上，清政府当然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就是通过外债绑架列强，维护清的统治。清末大量的支出，已几乎令王朝财政崩溃。由于王朝经济实力不济实质上外债已经转变为股权，例如海关关税的管理权出让。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作为债权人的英美列强与清王朝暧昧不清，既不希望清王朝崩溃使债权流失，又不希望清王朝富强以后失去这只肥羊。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列强始终不愿意支持同属基督教的太平天国，而支持清朝，却又在辛丑之年与清大开杀戒的原因。正是在这样一种奇特的关系中，清债务规模越滚越大，借得越多绑架得越深，为了收回前续投资，借新还旧一次又一次上演。
清政府的小算盘不仅仅是通过不断扩大的债务来绑架列强，其通过更加多元化的股权债权出让来制衡列强。通过引入势均力敌的战略投资人（各列强），制衡各方利益，使各方都没有绝对话语权，保证自己创始人的地位，而三国干涉日本还辽就是很好的例子。不得不说通过牺牲主权维护统治权的方式，使贫弱的清王朝不至于沦落为与印度一般的地位，使其有能力在国际市场中更游刃有余的筹措资本、技术和外交支持，为清末一度中兴奠定了基础。
开源税制
如果说外债解决了清帝国的基本生存问题，那么清政府的税制革新则是开启了清的图强之路。使得清王朝有能力应对更为复杂的环境。
在税收方面，原有的以地丁杂税为主体的税收体系，已不能满足清王朝巨大的开支，并且田地人丁一直以来都是历代封建王朝的根本，在内乱四起的清末，通过加赋于田地人丁必然加剧民变概率，很可能重蹈明朝覆辙。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清政府大力发展海关税和以流通商品为征收主体的厘金，通过转嫁征收对象，满足朝廷开支。
1.海关税
海关税与常关税不同的是前者直接由中央征收，成为中央财政的财源，而后者以地方政府为主进行征收，是地方财税的重要来源。据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统计，到1901年海关关税收入2380万两白银，惊人的占清政府总收入的27%。成为清政府财政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
一直以来清海关关税由于管理不善始终未能为清政府财政做出突出贡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直到在列强干预下，成立由外国人领导的总税务司后，海关税才开始成为清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
2.厘金
厘金，最初仅仅是一种地方筹饷的方式，俗称捐厘。1853年因户部调拨的军费不足，刑部侍郎雷以諴在里下河设局劝捐，以“每米一石，捐钱五十文”为例开局设捐，颇有成效。随后各地陆续仿办，直至全国推行，成为一项新税种。
厘金的征收，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商人的负担，但是厘金却在商品贸易逐渐发展的清末成为清政府一项重要的财政来源。至1893年，清政府征收厘金1428万两，已占当年财政收入的19%，
洋务革新
洋务运动对于清王朝户部账本的直接改善并不大，但对其国家财政的间接改善作用明显。
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模式在很早之前就有所尝试，直到洋务运动时期，由于清政府财政困难而大规模推广。一方面是解决了中央和地方财政资金的投入困难，另一方面是通过激活民间资本盘活了大量的民间存量资金投入到近代化改造中，使民众的利益和王朝的近代化进程直接进行了捆绑。如川汉铁路公司就是通过“官本之股、公利之股、认购之股和抽租之股（随粮征集，值百抽三，吸纳大量普通民众成为公司股东）”所建立的铁路公司，该套股本方案通过多样的股本来源集合了发展必要的资金，并联合各方捆绑国家利益组成新的利益共同体。正是通过官商合作的模式，清政府实现了“无本万利”的生意，并通过引入西洋先进技术，开启了近代化进程。而这些洋务运动的成果实际上又通过税收和进口替代极大地反哺了清政府。
清末，在工业革命和广泛的流通贸易影响下，经济的飞速发展保证了清王朝的国家财政，但不得不说清政府的财政策略和财政管理水平也是具有相当实力的。从清中期王朝官员捐纳（朝廷公开的买官卖官）到晚清捐纳的消亡，从火耗贪腐之风到火耗归公（收税时，地方官以税款耗损为由，任意多征钱银截留瞒报，火耗归公后，打击任意多征情况）的举措，清末财政不仅仅从量上实现了突飞猛进，更在财政制度上更加健康。顺治九年清王朝岁入2400多万，经过近200年的1841年王朝岁入勉强翻倍达4100多万。而在鸦片战争后到十九世纪末，短短数十年里，清政府收入已达近亿两白银。不得不说在国内起义蜂起半壁江山沦陷，对外征战失利国权丧失的情况下，清王朝岁入能迅猛攀升，离不开清执政者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