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阳明第三次参加会试，以第二名的成绩顺利参加殿试。在殿试中，王阳明被赐二甲第七名，进士出身。三甲进士根据具体的名次和才学，会被分配到各个部门去任职，大概有以下四种出路。
其一，被留在翰林院做史官，只有一甲的进士才有这种资格。状元一般被授予撰修之职，榜眼和探花被授予编修的职位。
其二，二三甲中的年轻聪明、机智可塑的进士可被遴选为庶吉士，被送往翰林院继续读书。三年后，再对这批庶吉士进行严格考核，若能通过考试，很可能留在翰林院为史官，或为各科道的言官，或为六部的主事。
其三，被分配到六部为观政，一年之后再授予实职。这观政顾名思义就是岗前培训或者见习的意思，让新进的进士得到充分锻炼后再上岗。
其四，被直接分配到地方出任知县、同知、推官等。
这四种情况，是三层阶梯，分别为翰林院、六部、地方。越受到器重，就会越接近权力中心。不过富有才学的王阳明只被授予了工部观政的职位，似有被压制的意味。六部一般按照吏、户、礼、兵、刑、工的顺序摆列座次，王阳明被安排在工部做观政，可见是有人故意压制他的傲气。当时王阳明已经28岁，以放荡不羁的个性、别具一格的文辞在京师小有名气。
明初最为盛行的就是以杨士奇为首的台阁体派，一直延续到明朝中期。这宛如唐朝初期一样，骈体文和华丽的诗文弥漫宫廷和乡间。唐初四杰与陈子昂等人对魏晋的文体进行了批判，文章更多地关注于现实。韩愈、柳宗元两人提倡古文，开唐代行文的先风，褪去了华丽的外装，展露了天然去雕饰的俊美。唐诗在很多人的改革、创新下，出现了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盛世局面。山水有王维、孟浩然，边塞有高适、岑参，浪漫主义有李白，现实主义有杜甫。他们与唐初四杰和之后的杜牧、李商隐、白居易、李贺等构成了整个唐代的文风。
明朝中期，也有那么一批致力于改革文风的年轻才俊，在北京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在江南以唐寅、祝允明为首。他们这些桀骜不驯的才子对旧的文风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提倡效学古诗、古文，对明朝的文学改革大有裨益。然而这些才俊的行为却遭到了当权者的压制，表现在科举上就是屡受打击。王阳明两次会试落第，会试第二名，在殿试中居然被赐予二甲第七名，在派职时还被派往工部做观政。而曾经夺得乡试第一名的唐寅唐解元却因为科场舞弊案而被牵连，落得一个终身禁考的下场。
王阳明并没有因为朝廷的压制而放弃追逐自己的梦想，反而更加积极地投身到实事上。在观政期间，王阳明奉命督造威宁伯王越的坟墓。王越是景泰二年（1451年）的进士，他有很多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参加殿试的一段经历。殿试的当天，王越本来已经答完了卷，可是试卷被一阵狂风卷走。此时，王越并没有提出申述，而是踏踏实实地奋笔疾书，将文章重写了一遍，最终高中进士。本来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可偏偏朝鲜使者让这个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传说王越那张被狂风卷走的试卷莫名其妙地被刮到了朝鲜，并被朝鲜使者带到了北京城。这件事情被很多文人传为美谈。
第二件事情就是王越以文臣的身份取得了赫赫战功，被封为威宁伯。当时比较猖獗的边患来自河套地区的“套虏”，这是大明王朝最为重视的事情。王越曾经两次领兵进入河套地区，对“套虏”进行纵深打击，取得了骄人的战绩。王越虽为文臣，却能走进兵营，与士兵们同吃同住，深入了解将士们的生活。他根据不同的士兵和将领的性格，灵活运用军法，精心地分配任务，将明军的战斗力迅速提高，保障了边境的安全。王越因为取得赫赫战功，在成化年间被封为威宁伯。之前同样是文臣受封伯爵的还有正统年间的王骥，之后就是本书的主人公王阳明，他在嘉靖年间被封为新建伯。
在明朝中期，王越就是王阳明仿效的对象。听说在年少之时，王阳明曾梦到王越将自己指挥威宁海战斗时所用的宝剑赠送给他。王阳明如今快到而立之年，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奉命督造威宁伯坟墓，算是对偶像致敬。工部有点像现代搞基础设施建设的，所以建造宫殿、坟墓都归工部。现在主管房地产的官员，常会出现贪污腐败的事情，在明朝也无法避免。
比如在明代建造名人的坟墓，可以在工程款项上进行亏空，也可以通过偷工减料来中饱私囊，更可以向死者家属敲诈勒索。在政治腐败透顶的时代，王阳明只能做到清者自清，不与那些贪官污吏同流合污。在督造威宁伯坟墓的过程中，王阳明对款项的运用、工期、劳役分配、工程质量等都进行了严格的把关。特别有趣的是，王阳明将这次工程当做了一次兵法的演练，从而井然有序地完成了威宁伯坟墓的建造。
待工程完毕后，王阳明要回京复命，却被王越的家属盛情款待。王越的家属想用金银财宝对王阳明的恪尽职责进行答谢，却被王阳明婉言谢绝了。当王越的家属将王越曾经用过的那把宝剑拿出来赠与他的时候，王阳明感到异常激动。这把威宁剑是王阳明梦寐以求的东西，没想到却这样巧合地得到。正所谓“美玉送佳人，宝剑赠英雄”，王阳明得到威宁剑仿佛瞬间接过了王越的衣钵，要为国家再建功业。
得到威宁剑之后，王阳明回到京师，更加勤于政务，对边关消息、国内叛乱的事情多有收集。正好“套虏”又侵犯边境，朝廷要求臣子们尽言献策，王阳明血气方刚，大胆地上奏了《陈言边务疏》：
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忧世者，谓之迂狂；进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刚直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今幸上天仁爱，适有边陲之患，是忧虑警省，易辕改辙之机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惩艾而振作之者矣。新进小臣，何敢僭闻其事，以干出位之诛？至于军情之利害，事机之得失，苟有所见，是固刍尧之所可进，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为而不可之有？虽其所陈，未必尽合时论，然私心窃以为必宜如此，则又不可以苟避乖剌而遂已于言也。谨陈便宜八事以备采择：一曰蓄材以备急；二曰舍短以用长；三曰简师以省费；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严守以乘弊。
王阳明洞察朝廷的弊端，在奏疏中言：“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为俗，互相为奸。”也许很多聪明的才俊都如王阳明一样为国家社稷担忧，但为了保全自己的仕途和家族的兴旺，他们不敢做出头鸟。大臣们谨小慎微，老成稳重，只是希望以保守的思想控制朝政，不思进取，为的就是保住本身的荣华富贵；宦官们在内蒙蔽皇帝，借天子威严与外官相互勾结，贪污受贿，争权夺利。这样腐败的风气已经积弊深重，再不革除，江山社稷也会受到威胁。
因为王阳明只是小小的工部观政，并没有太多的从政经验，不敢妄自尊大，所以才会委婉地向皇帝进言。他在指出明朝所面临的积弊之后，特别提到了“套虏”进犯的事情。他希望皇帝趁此机会革新政治，让国家重新振作起来。为此王阳明还违心地夸奖了皇帝，这也是作为臣子的难处。虽然说孝宗皇帝是位明君，但毕竟性格软弱，守成有余，开拓创新则力不从心。为了进一步为孝宗皇帝排除烦恼，王阳明特意提出了自己的八项建议。
一、蓄材以备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在南宋偏安的时候，还有宗泽、岳飞、韩世忠、刘锜等人为将领，有李刚等人为强硬的宰相。但就是这样的强将名相也无法抵挡金兵的铁骑，更何况积弊日深的明朝呢？在明朝的朝中，面对“套虏”的进犯，竟然不能推举出能统率出征的将领。兵部的尚书、侍郎因为不熟悉边关状况，也不能担当大任。虽然明朝设有武举，得到的却是“骑射搏击之士，而不足以收韬略统驭之才”。公侯之家虽然对子弟们进行军事教育，却也都是敷衍了事，没有真正地将文武之学传授下去。也就是说，明朝面临着缺乏统兵将领和兵部首脑不明军事的问题。
为了解决军事人才问题，王阳明建议将公侯之子聚合在一起，把他们训练成文武双全的人才。具体的实施方案就是要提学之人将书史骑射和韬略谋猷教给这些公侯子弟。对于学武之人要进行严格的训练和考核，最终经过比对选拔。对于不明白具体作战情况、对下层的军事行动不甚了解的兵部尚书、侍郎们，要求他们走到边防重地去亲身体验一下，真正明白边防军的具体情况，以免将来制订作战方略时做出不切实际的事情。了解边防的尚书、侍郎制订战略，具备文韬武略的公侯子弟统兵指挥，擅长骑射的士兵冲锋陷阵，三者组合在一起，无疑会增强明朝的人才体系，加强边备。
二、舍短以用长。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人无完人，不可苛求。王阳明举出吴起是残忍之人，却成为一代名将；陈平是贪婪之人，却成为一等谋臣；管仲是囚徒，却帮助齐桓公建立霸业；孟明视三次败给晋国，却最终帮助秦穆公战胜晋国。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就要采取不同的策略。比如，“用人之仁，去其贪；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
作为统帅，对将领的优点和缺点要了如指掌，才能灵活地任用。不能了解将领的脾气秉性，就会限制其才能的发挥，突出其缺陷之处。三国时期，曹操曾经派张辽、李典、乐进三位将领仅率7000人守合肥，却抵挡了孙权的十几万大军。只因为曹操了解这三位将领的优缺点，让他们彼此合作，互相弥补，相得益彰，成为团结一致、无坚不摧的合作者。
对将领的才能和秉性了解之后，就要把他们安在合适的职位上发挥才能。如果统帅做不到知人善任，就会造成人才的浪费，最终导致自身实力的下降。很多真正的人才一旦被冷落，就会义无反顾地离开，或者成为对手，那样就得不偿失了。有时候过分地提高门槛，还不如唯才是举，然后对选拔的人才进行有效的驾驭。
三、简师以省费。《孙子兵法·作战篇》有言：“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用兵打仗最终打的都是人力、物力、财力，也就是说战争需要大量的钱粮作为后盾。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明朝对阵北方的“套虏”，不能劳师远征，只能暂时选择固守。
固守的原因有三个：当时“套虏”进犯的时间多在炎热的夏天，适应寒冷天气的蒙古人不能长时间侵犯；夏天是多雨的季节，弓矢经过潮湿的天气就会出现觔胶解弛，这样侵犯者就失去了侵犯的兵器；蒙古人多为骑兵，逐水草而居，射牲畜而食，一旦边境地区的牧草被吃光，自然会选择撤退。虽然选择固守有这三个优势，但只是解一时之急，并不能彻底解决边患，而且耗资也不小。为此，王阳明提出了精简军队的主张，建议朝廷抽调各处精兵汇集于京师，淘汰老幼残弱。这样不仅能增强军队的战斗力，还能减少国家的军费负担，一举两得。
四、屯田以足食。《孙子兵法·作战篇》有言：“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为了解决运输所带来的损失，就要就地取粮，靠买卖只会造成粮食价格上涨，只能选择就地耕种。在东汉初期，光武帝刘秀就开始用军队屯田来解决军粮问题。三国时期，曹操更是大力改革和推广屯田制，不但让百姓摆脱了流离失所的窘态，让社会秩序安定下来，还得到了很多粮食，保证了军事战争的进行。
在边境之地屯田，既可以自给自足，又能保障长时间固守，不被侵犯。平常时间，军队的士兵作为耕农从事农业生产；一旦有战争，就组建成军队，抵御外敌。屯田是一种保障持久战的最好策略，既减少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又保障了边境的安全。
五、行法以振威。治军必须要有严格的军法，不然就不能组建进退自如的军队。孙武帮助吴王阖闾演练兵法，以姬妾宫女试之，开始为首的两名宠妃不听调令而无法整肃队形。等到孙武三令五申之后，两名宠妃依然不听调令，被孙武以军令斩之，然后再训练，队形迅速成列。王阳明举了李光弼斩张用济于辕门、狄青斩陈曙于戏下的故事，让我们明白严肃军法的重要性。
明朝当时存在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朝廷一味地纵容，导致军纪涣散不堪。王阳明要求皇帝对触犯军法的将领、士兵进行严厉处治，特别是那些有权势有背景的豪族子弟。在军队中不仅有贪官污吏，还有贪功冒功的人，这些都会造成底层将士的不满。只有斩杀那些罪大恶极的首徒，才能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要不然军队将会彻底败坏。
六、敷恩以激怒。每次战争都会死很多人，这就需要不断地补充兵员。死者的家属都会有厌战的情绪，不支持朝廷的征兵活动。为了避免兵员缺乏的问题，做好安抚家属的工作才是关键。三国时期，曹操以区区几千人起家，之后不断地壮大，与其及时而合理的恩抚行动分不开。每次大战之后，曹操都会及时对有功的将领进行封赏，对战死将士的家属进行特别照顾，甚至免除其终身的徭役或赋税。
在明代，为了抵御北方蒙古人的侵犯，明朝伤亡了很多将士。但是固守边关、保家卫国还是要继续下去，这就需要填补新兵。一味地强征，只会使朝廷和百姓之间的矛盾激化，导致农民起义爆发或盗贼猖獗。王阳明为了达到两全其美的效果，强烈建议朝廷采取合理的恩抚政策，对死者的家属进行安顿，然后鼓动这些死者的亲族踊跃参军，为国仇家恨，勇敢地走向战场，奋勇杀敌。
七、捐小以全大。“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是得不偿失的警示。对于事情的轻重缓急，军队的统帅一定要认识清楚，不然很容易被诱惑。在战争中，两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损伤，最终决定成功的就是看谁损失得更少。只要保住了大部分兵力，就能再次组织战斗，不至于处于被动挨打，甚至被吞掉的危险境地。
“套虏”的招数无非就是那么几招，一旦不能瞬间取胜，就会施展诡计，“或捐弃牛马而伪逃，或掩匿精悍以示弱，或诈溃而埋伏，或潜军而请和”。在虚实难以探知的时候，很多边关的将领会发生分歧，为固守还是出击弄得不可开交。在不能断定敌情的情况下就选择出击，是将军队置于危险的境地。如果派出小股军队先进行试探，也许能探明敌情。
在敌我未明的情况下，就要冷静地进行观察，从细节上推测出战争的轨迹，然后再制订具体的作战计划。边关的将领能清楚地探知具体的战争动态，如果被朝廷操控必然会错失战机。给予将领便宜行事的权力，更能使其把握战争的主动权，随时对战略战术进行调整，以取得全胜。
八、严守以乘弊。保证自己不被战胜后，再去攻击对手，是争取全胜的前提。中原之士擅长筑城固守，北方的蒙古人擅长纵深野战。如果能在固守上做到不被攻破，就能腾出时间制定反击的战略战术。在固守的过程中，将军队的战斗力提升到最高，士气鼓舞到最高，就能在战争中占据优势。
在固守的同时，也能观察到敌军的动态。作为固守者总能发现侵犯者存在的优势和劣势，一旦对手的优势消失、劣势出现，就要抓住时机反手一击。而且长时间的进攻后，一旦不能取得尺寸之功，军队士气很容易低落，从而被一举击溃。王阳明对明军与“套虏”的攻守之势做了精辟的阐述，可谓立于不败之地。
王阳明的八条建议虽然多为兵书上的常理，却也有其独到之处，特别是结合了“套虏”和明军的实际情况。孝宗是不主张打仗的皇帝，凡事以怀柔政策解决，希望以这种方式减少国家的财政负担，维持国家的长期安定。王阳明是抓住国家弊端不放手的人，对边务更是如此。
很不幸的是，他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他反而成为很多同僚嗤之以鼻的对象。王阳明并没有气馁，而是深入到自己的政务中，希望能实实在在地为百姓为国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