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启程去孟菲斯开始这趟临时的旅程时，我充分理解了孤独的概念。我娴熟地把自己置于这样一个境地，没有一个朋友和家人可以倾诉。当我的朋友们遭遇心痛时，他们的妈妈会是第一个安慰他们的人，妈妈们会这样说：“亲爱的，一切都会变好的！”
而经常，我会感觉被生活欺骗了，因为我没有那样一个妈妈。尽管我妈妈没有去世，而且还在堪萨斯州生活得相当好。
我的父母已经离婚三年了。在那段时间，我极少见到妈妈和她说上几句话。事实上，几年之前，从日本那次旅行回来后，情况就变得很古怪。那次旅行开始于Char姑姑的一个电话：“旅途愉快！你的家庭很快就要破裂！”
当我演出完，从日本回到美国后，我没有回纳什维尔的家因为我还有一些国内的巡回演出合约。在电话留言机上，爸爸留了一个新的号码让我随时联系他。我打电话到他的新地址，一个破旧的公寓去，他说Jeny已经去过了，并且帮他拿去一些吃的东西，让那个地方看上去更像一个家。当爸爸告诉我妈妈说起他们的婚姻已经到了尽头时，声音很是烦恼，这让我很心痛。他还说他会想办法重新让妈妈回来，但是我并没有抱什么希望。反而，我有些兴奋，父母会各自有一个新的开始。对我来说，最大的恐惧是爸爸很有可能会再继续酗酒。
“爸爸，无论你做什么，就是不要再喝酒了，好吗？它对你没有任何帮助。”
“我不会的，孩子。我保证。”
我有些好奇妈妈在做什么，所以我打电话给她留了言。只有一条信息，或许我应该留个一打信息，好让她知道我真的很关心她，但是我没有。
我在纳什维尔头几年，还和妈妈保持着很密切的联系。我会跟她讲我的工作细节，我关于如何获得我的第一个录音合约的计划。爸爸偶尔也会来接电话，但是通常情况下他只是在妈妈快打完电话时来说上两句。尽管我继续和妈妈保持常规的交流，但是确实越来越难以和她沟通。
妈妈一直就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当我是个小孩子，青少年，生活在“她的屋檐”下时，我们都很顺从她，包括我爸爸。那是我们认为那种方式是很自然的。直到我成年后，看到周围的朋友和家人相处的模式，才意识到我们家的状态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伤痛。
记得有一次，二十岁时，我那时住在纳什维尔，并且在Opryland度过了圆满完成了我的第二次演出。于是我给自己买了一张回家的飞机票，准备和父母共度一周。
我们三个人从附近的一个城镇吃完晚饭开车回家。电台正在播放一支曲子，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乡村音乐歌手演唱的。我说：“噢，开大点声，我喜欢她的声音。”
爸爸把声音调高了，我们沿着双车道奔驰，肚子里塞满了炸鸡排和苹果派。但很快，妈妈就伸手把收音机一下子关掉。
“嘿，” 我叫道：“我正在听呢！”
“她根本不会唱歌！” 妈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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