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渴望的男男女女
只有我看得出这无限的激情，以及充满渴望的有限心灵的痛苦。
——罗伯特·勃朗宁，《在坎帕格纳的两个人》
弗洛伊德关于人类发展的模型描述了罪恶之人，为了建构一个交际圈，男人（和女人）持续地与冲动进行抗争。在科胡特（Kohut）的悲惨之人的模型中，人们注定永远无法认识到核心自体的野心。当我们聚焦于人类生命和发展中关系的维度的时候，我们创造出了渴望的男（女）人的图像，人们天生就希望与他人建立更多的联系，比可能建立的还要多，充满痛苦地克服无可避免的孤独感。在弗洛伊德的模型中，焦虑引发了对防御的需求。在科胡特的理论中，自恋性的过度兴奋被避开了。在这个模型中，我们必须置身于意识之外，防止被干扰而陷入混乱。
费尔贝恩的著作中曾提到“由于急迫需求的扰动而在兴奋时遭遇的被拒绝的体验，对儿童来说，是最高层次的创伤情境”（1954，p.115）。对于每个人来说，对紧迫需求的拒绝从来都是创伤性的，当被回绝的危险性很大的时候，人们会竭尽全力避免有这种渴望。
作为一种文化，我们也类似地倾向于避开对关系体验的关注。这些体验使我们过于脆弱。美国文化更喜欢看上去可控制的事件以及通过意愿和努力能够完成的事件。人际间回应过于反复无常，似乎无法被我们的努力所影响。需要他人，似乎是弱者的表现。毕竟，是参孙对达利拉的需求令他付出了丧失神力的代价。
参见《圣经·旧约》。——译者注
2.1个人主义和关系的平衡
生活中，个人利益和对他人的关注这两者之间的平衡问题是古老的话题而且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每一个年代，人类都倾向于损失一方的利益来强化另一方。在特定的时代，人们强调责任和义务，社会或道德的期望，把这些作为人类动机的核心。另外，在后弗洛伊德时代，为了自我表达和个体的自由，我们倾向于避开以罪感为主导的生活取向。在这种框架下，与他人的联系变成了一件能够导致自我实现的事情。因此，现代对于无法实现的关系的解决方法就是放弃这种关系，寻找另一种更好的关系。对儿童和对朋友的职责是职业必要性的次级因素。人们常常忽视参与社会和公众事业，而更赞同参与那些能够带来经济回报的行为。在这个年代，即使谈论这些事情而不至于听上去是毫无希望的或带有说教味道，都是困难的。
美国文化中激进的个人主义和随之而来的对自我的过高评价，日益使社会学家和社会评论家有所警惕（Lasch，1978，Bellah等人，1985）。现代心理学中提到的自我核心既是这种文化偏见的原因，也是其结果。通过颂扬自我和个人的事业，心理学既吸收了美国的价值观，又鼓励了一种社会哲学的产生，将自我的利益置于最核心的支配地位。结果，当前关于人类发展的占主导地位的心理学叙述着这样一个故事：人们彼此之间漫无目的地漂浮，追寻着他们自己的“自主”和“独立”。因此，心理学将自恋文化结合进自体的共同的偶像崇拜中，赞扬自强自立、自我表达、自我觉察和自我实现。在赋予这样的敬意的时候，我们的文化和心理学都否认我们彼此之间本质的依赖。
当社会变得越来越个人化，并且除了将人类彼此的联系作为一种生产力的手段外，对其赋予的价值越来越弱的时候，会面的心理空间（也包括物理空间）就变得日益稀少。现在，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地方能够互相找到，也几乎没有时间在一起。在我们这个变化迅速的社会里，社区、大家庭、教堂以及邻居都弱化成了人类交换的壁垒。那些留存下来的非常少的关系制度（如婚姻和家庭）承担了我们所有的关系需求，但由于过于害羞而无法公开承认，在这种压力下，这些关系制度也开始崩溃。
作为一种文化，我们对婚姻制度的期待过多，以至于婚姻制度超载，在这种心理压力之下土崩瓦解。家庭日益成为一种困扰的现象，退缩到文化兴趣的边缘。类似地，友谊正在成为人们希望他们有时间为之付出的一种活动。然而，我们只有和他人在一起或者是通过他人才能够成长。对关系的贬值是另一种破坏我们的环境的形式：我们轻视构成我们这个社会的因素。
一直以来，我们的心理治疗师接待了越来越多因为关系导致抑郁而前来接受治疗的人。在个人主义之下，对自体的关注，追求名利的野心以及现代生活的贪婪是对彼此的强烈渴求、对联系的渴求、对回应和温暖且丰富生命的接触的渴求。对易受伤性的抱怨根植于我们希望从他人那里获取重要事物的需要，人们会问我们什么（或者谁）能被改变。其他人会告诉我们他们抵抗这种易受伤性的努力：精神分裂症病人会退缩、自恋的人会自我关注、厌食症患者将对希望能够控制的人的专注力转移到对自身体重的专注上。所有这些都带有一种不顾一切的努力，希望不那么强烈地需要他人。当他们能够认识到、能够忍受并且疏通他们对他人的需要的时候，所有情况都将得到改善。
埃塞尔·皮尔森（Ethel Person，1988）指出，爱的主题在20世纪科学讨论中已经被忽视了。理性的提升和对感受的忽视已经使我们远离了我们自己的体验的真实。“我们无视我们的境遇现状——感受、驱力、梦想和欲望，通过令人痛苦的准确性表达出我们真实存活的深度。并不是我们认为或者想象我们应该存活的地方，也不是社会建议我们存活的地方，而是我们的生命被提供燃料以及我们体验到最深程度的满意的地方，这是我们所忽视的。我们让自己太过经常地过着一种别人咀嚼过的且非常理论化的生活，致力于那些我们并不真正渴望的事物、献身于我们并不真正相信的神灵。”（P.19）在这个理性的世纪，我们或许不应有渴望。
玛莎·纽斯鲍姆（Martha Nussbaum，1986）在她关于希腊悲剧的哲学专题论文中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她指出了有关人类存在的一个基本二元性：人类既是主宰者，同时也是一种造物。作为造物，我们很容易受到世事的伤害。我们的命运受到人们对待我们的方式的影响。作为心中有爱的人类，我们将自己暴露在我们无法控制的事件的反复无常的特性之下。那么，西方文化更喜欢一个规范的、有人生观的主宰和力量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们对关系的需求使我们很容易被拒绝所伤，暴露我们的需求是令人羞愧的，尤其在一个重视自强自立和独立的文化氛围中，这种暴露的出现会令我们受伤。一种真正的产业已经产生，这种产业试图使人们丢弃这种需求，说服人们相信他们真的可以完全依靠自己来做所有的事情。人们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籍，希望找到一个规则可以让自己能够不那么需要他人。这聚焦于自体之上，至少将人们的注意力从对情感和回应的需求上转移开。然而，我们所读的有关关系（如何引导关系、如何解决关系当中出现的问题、允许关系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多大空间）的大多数书籍和文章满足了我们希望清楚地表达我们内心有关与他人的联系的深层情感的渴望。这些书道出了我们最痛苦的部分。我们在这一方面很脆弱：我们不能控制自己需要的东西。
2.2关系的心理学研究方法
研究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在于美国特有的有关自主和联系的极化现象。从这个观点来看，一个人或者是将经历和行动都投入到自我中（正如美国文化所重视的一样）或者是专注于关系中的他人并且被关系中的他人所占用（被认为是无力的、较差形式的努力），但是这种极化现象使得人们对一些重要现象的理解成为不可能。例如，自我中心占主控地位的心理学在搞清女性发展的意义方面已经被证明是相当无效的。
男性的发展强调分离和边界，与男性相比较而言，女性的成长伴随着日益复杂和分化的与他人的交流形式。对女性来说，关系是核心的，女性将她们自己锚定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网中。这些关系存在于不同的水平上，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和明显的细微差别以及联系的影子。当我们更为清楚地看女性是如何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注意到男性也在做类似的事情，只是更加隐蔽一些，并且不像女性那么专心、那么热衷谈论。
关系和个体性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行动只能在一个关系矩阵中产生；自体是通过他人来发现的；发展关系到与他人保持联系并从中分化出来。正如吉利根所说，“只有当我们生活在与他人的联系中时，我们才知道自己是单独的，并且……只有当我们将他人从自我中分化出去，我们才能体验到关系。”（Gilligan，1982，p63）
对女性的研究使我们明白，对人际间关系的重视并不一定非要排除能力和创造力，合作和团体努力能够影响进步，知识是能够被联系起来的、充满热情的，并且是前后相关的，同时又是假说、演绎而且以权威为基础的（Belenky等人，1986）。如果关系并不一定与能力和自主相冲突，我们就不必那么害怕它，因此，作为心理学家，我们更愿意在这方面花费精力，看看会发生什么。但是即使我们现在更赞成对人际间关系进行认真的研究，我们也缺乏导航工具和路线图。这一人际关系领域，是一个不同种类的处境。它存在于个人主观的和情感的，象征性的，超越知识而无法知晓的领域中。这里的很多真正有关系的事物都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继弗洛伊德将人类生活划分成工作和爱之后，很多学者对人类生活的基本的二元性做了很多评论：行为和存在（Erlich and Blatt，1985，Guntrip，1971）、自我定义和人际间关系（Blatt，1990）、工具性和表达性（Parsons，1964）、执著性和兴奋寻求性（Balint，1959），所有这些都是对人类生活的两轴的不同命名。大卫·贝肯（David Bakan，1966）研究了这些相同的二元性，将它们表明为主宰性（包括自我确认、掌握、区分和分离）和交流性（围绕着接触、结合和合作）的极化。
然而，贝肯没有停留在命名的阶段，而是继续探索这种二元性。他也指出，原因在于人类特性中主宰性一面的本性，通常是强有力地将主宰性一面从交流性方面分离出来。因此，人类发展的这种主宰性观点强调主宰性形式的达致（自我表达、个性和控制），而否认并压制交流面（这一面从本性上来说，是要克服分离，建立联系，与他人在一起，参与他人的事情的努力）。一个用主宰性的语言、从主宰性的观点来阐述的理论强调发展的运动是朝向行动、能力、个性化和对孤独感的舒适感。这样一种态度，从本质来说，是否认交流性的。一个用主宰性的语言写出来的理论不能阐明激情、关心和爱的能力，这是超越时间和次序的一种和他人在一起的状态。那么，是否有可能有一种理论是从交流性的角度来阐述的呢，或者理论创造本身就是一种主宰性的形式呢？我们能否有这样一种关于发展的理论，更为详细地描述了人们彼此之间建立联系的更为分化的形式，而又不否认朝向自我实现的行动？这样一种理论将会沿着关系中的自体的成长之路来探索，假定个性化是朝向更强烈的拥有和分享，并且将发展看成是朝向更复杂的关系，而不是朝向分离的一种行动。
有关人类的令人惊奇的一些情况是我们能够通过很多复杂和变化的形式而彼此在一起。我们希望不管双方如何，但要互相满足我们的需求，这种努力时强时弱，其起伏变化成为文学作品和戏剧灵感的源泉。宗教和伦理规范承担了教导我们应该如何与他人在一起的任务。对人类互动的迷恋推动了它自身在分析中的发展，分析人类彼此的互动是以一种闲聊的对话形式展开的。
然而，在发展心理学中，没有地方能够清晰地表现出人类之间这种互换的活泼性。发展心理学家试图将人类的发展看成是从依赖到独立的进程，并试图解释这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自体接管了越来越多且越来越强的体验。在我们当前的知识背景之下，个体的发展历史被描述成从融合到分离的运动。我们能够较好地描绘出的一幅有关“孤独的自体”（lone self）的隐喻性图片：独行侠（Lone Ranger）（美国1965年上映的西部影片。——译者注）形成了自主、自给自足和控制的发展目标。但是，我们该如何描述人们不带任何感情的与他人嵌入在一起的方式呢，并且该如何定义他们的自私呢？毕竟，如果没有唐托的话，独行侠也不会成为现在的样子。
关系是心理学中的布朗运动，由于它们的非静止状态而难以研究。关系是递归性的：关系中的人们彼此互相修正。我们的理论倾向于认定自体或他人中有一方是静止的。例如，我们直到最近才能从理论上包容这样的事实，“母亲”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换句话说，母亲部分是被孩子的反应所塑造的。例如，温尼科特（Winnicott，965d）挑衅性的指出，并没有婴儿这样的一个事物；只有母亲—儿童构成的单元，并从此开始了他的理论。
成熟关系中的人为了适应他人，会调整自己。因此，关系对于参与者来说是令人满足的或是有意义的这一事实，反映了（双方）互相适应的微妙且复杂的过程。因此，询问关系中的自体（本身）的情况是没有意义的。更正确的是必须询问自体在关系中的情况，同时询问关系的情况，因为它存在于自体内。基于对他人以及他人的需求的理解，人们将他们自身的一些方面带入关系中。类似地，某一特定类型的关系的存在或许会不可磨灭地改变一个人自身的特点。
2.3自体与他人：分离或联系
就像鸡与蛋的难题一样，心理学发展的理论必须从自体或他人、分离或融合来开始讲述它的故事。故事或者是从自体融合并向分离方向成长开始的，或者是从自体作为分离的个体向建立联系的方向成长开始的。故事起点的选择决定了发展性故事展开方式的基调。
故事开始的一种方式是做出相异之物的假定，并想象婴儿是共生物质的一部分，虽然生理上分开了，但心理上仍然融合在一起。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开始，发展就成了关于分离、关于坚定边界、关于解离、关于学会为自己做事情、关于从与他人的原始融合中发展出自体的叙述。在当代发展理论中，这一状态的最好表述是玛格丽特·马勒做出的（Mahler，Pine and Bergman，1975）。发展的过程变成了更广、更深层次的自我意识的同义词。
故事开始的另一种方式是假定自体是先前就存在的，并想象婴儿生下就是分离和孤独的、没有联系且无助的。发展就成了学习依恋、学习建立联系、学习寻求方式来满足与人类环境接触的复杂需求的故事。丹尼尔·斯特恩（Daniel Stern，1985）曾通过这个观点写过关于婴儿的人际世界的文章，他认为发展是一种学习“与他人在一起”的过程。根据他的观点，共生期是不存在的。只有到了核心自体和核心他人都存在的程度下，结合的体验才会发生。在这种叙述方向下，发展过程是沿着与他人间更广、更分化的联系的轨迹进行的。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变得能够通过更加复杂的方式与他人产生关联，这意味着我们与他人的交互作用的特性变得更加多面化。
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争论。对人类起源于融合、朝向分离的发展过程的理解，支持这样一种心理学观点，即主要用分离的术语来看待常态和健康。这些超心理学的争论影响了那些由于冲突和症状而寻求心理治疗师帮助的人们的生活。如果我们是“独立派”的，我们就更有可能将问题定位在有缺陷的分离—个体化方面，并且通过咨询引导来访者更坚定地坚持边界、更好地忍受孤独。如果我们是“联系派”的，我们的思考方向就会是帮助他们改善并扩展他们与他人的联系。
我们日益深刻地理解到心理冲突是关系歪曲导致的结果、是饱受心中留存的过去与他人之间痛苦交往的折磨导致的结果、是满足自己需求的努力遭遇失败而导致的结果。当个体被他人贪得无厌或不恰当的需求折磨的时候，或者对他人的回应不充分的时候，也会产生内部冲突。
作为人类，为了生存我们需要从他人那里获取很多，但我们自身还不是完美的提供者，无法充分提供给他人所必需的情感供给。通常，关系中之所以存在不一致和冲突是因为情感供给的不均衡。一个人只有通过留下另一部分重要的需求不被满足，才能从另一个人那里部分满足他（她）的需要。生活中，这种妥协也是心理病理学中的妥协。
从分离的观点出发来讲述发展的故事常常会犯错误，但是单从关系的观点出发来讲述发展的故事也会重复同样的错误。关系和分离是递归的过程。与他人的分离使自体更稳固，使边界更明显，并使得自体能够更大程度地从他人那里分化出来。这些因素在关系中引起了更强的回应。在这条脉络上，很多理论学家（如Balint，1952；Erikson，1968，Kernberg，1980）指出，真正的亲密关系只有在独立的人之间才有可能建立。我们对自己是谁这一点了解得越清楚，我们就越能够冒险与另一个人交往。我们对自己的边界越清楚，我们就越能够自如地体验与他人之间一系列的情感和联络。
关系中以及对关系本身的强烈回应和可获性反过来又改造了自体。我们与他人在一起的体验也让我们对自己有所认识。我们必须持续地根据自己的人际体验来修正自己内部的自我模型。我们只有在他人（眼）中，通过他人并且和他人在一起，才能了解并发现我们自己。
分离和联系是互相渗透的过程。双方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在外部都互相包含，这使情况更加复杂。内部方面通常包括自体的图像、他人图像和将他们结合起来的感情；外部方面通常会影响他人对我们的体验和印象以及他们在未来进行回应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既是分离的又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之间无论发生什么，都会在内心产生一些情绪反应，也会使我对你的印象和对我自己的印象有所改变。我对你和对我自己的印象（包括我对我自己在和你的关系中的印象）的改变，也将影响未来我对待你的方式。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也可能影响你对我的看法，以至于影响你未来对待我的方式。当人们谈论他们的生活时，他们谈及这种递归语言非常自然也非常简单。另外，发展的理论却是匆匆忙忙并且结结巴巴地把关系体验在内部因素的倡导者和外部因素的拥护者之间进行分割，突出了自体，并把他人置于或明或暗的背景中，或者在有关人际体验到底是什么这方面，发展理论变得如此含糊，以至于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理论中自由投射我们自己的意思，还自以为我们在彼此交流。
2.4关系和心理治疗
当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开始将视线转向阐述这一相对未被探索的领域的时候，他们使用那些曾经阐明过其他问题的相同类型的方法来做。对临床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师来说，对最熟悉的关系的理解是理解关系的参考框架，即治疗师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在移情中，病人与他人建立关系以及对他人幻想的习惯性模式是非常清晰可见的。病人并不需要告诉咨询师，咨询师只需要体验病人带来的东西就可以了。从所有意识和无意识层面、爱和恨的层面、冲突层面和整体层面，没有哪种关系曾经比这种关系得到更详细的理解。
然而，将我们对关系的理解局限在这些现象上会在三个方面蒙蔽我们的眼睛。首先，治疗关系并不是一个共同性的关系。其中一个愿意接受“病人”角色的人，来找另一个承担了“治疗师”照顾人的角色的人，寻求帮助。病人是需求方，治疗师要对病人有所反应或帮助理解这种需求。治疗设置故意重复了父母与儿童的心位。因此，我们心理学理论如此专一地专注于父母与儿童之间的动力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治疗性咨询中，我们极少有机会去看其他任何事情。
其次，病人是那些生活中遇到困难（症状或冲突）而前来寻求我们帮助的人。所有这些问题预示着关系中某种类型的困难。尽管说病人通常和那些不是病人的人一样“正常”可能是正确的，甚至有时候他们还更加正常，我们仍然能听到更多的被沮丧情绪所主宰的体验胜于那些生活顺利进行的人的体验。
限制我们对治疗关系中的交换的理解，还会通过第三种方式蒙蔽我们的眼睛。临床医师听到的大多是导致关系紊乱的事情，常常注意不到病人生活中其他更为成熟的关系水平的情况。我们可能知道，当病人感到想要与一位女性亲近并且发生亲昵行为时，他会变得充满敌意且苛刻，这一点可能就会成为治疗的核心，但我们可能会忽略掉他在公司作为导师，对年轻男性的慷慨和友善。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听到他的网球搭档作为知己对他的重要性，也不会知道他和祖父一起收集邮票时的喜悦。这些关系是我们的病人的健康部分（毕竟，并不是他的所有部分都是病态的），因此，在我们帮助他更好地整合他对女性的矛盾情感的过程中，这些可能没有被注意到。
虽然随着时间的进展，作为治疗师，我们在移情中会更多的看到病人内部关系模式的方面，但还有很多方面我们不会看到。尽管这可能不会阻碍我们的治疗，但会严重地损害我们的理论。反过来，我们被损害的理论不会引导我们注意到病人生活中可能成为他（她）的困境根源的那些方面（或潜在的力量源泉）。
例如，玛朱瑞由于抑郁和无法选择职业或建立爱情关系而来找我咨询。我们进行了一年的个体咨询。在那段时间里，她对我产生了非常正性的移情，这一移情使她有力量在内心与母亲拉开一些距离，她的母亲对她控制很严而且对她要求很高。玛朱瑞有种感觉，她所做的一切都无法取悦母亲。同时，她的母亲似乎曾经“承诺”过她，有一天，她将遇到一个男人，这个男人会照顾她并解决她所有的问题。在33岁的时候，玛朱瑞开始担心这一切不会发生。选择她自己的一份职业意味着脱离她与母亲共享的生命中这种迷人王子的幻想。
玛朱瑞非常聪明，富有洞察力并且自我觉察力高。但是，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还是无法明白是什么使她无法与男性建立关系。毫无疑问，她的期望太过完美（这是其中一个原因）；但接受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她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并且试图进行调节。她说她有很多朋友，并且她看上去也是优雅得体的。她在治疗中很努力，但我经常难以倾听她的诉说。我发现我很难与她的自怜和应有的权利建立情感联系。我决定把她放入团体治疗中。
在团体中，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很显然，她几乎是立刻就完全忽略了其他人，几乎是没有看到他们。她真的无法对他人做出情感上的回应。由于缺乏共情的能力，她只能对团体中的其他成员做道德上的评判。这些在个体治疗中是无法被看到的；它既不存在于移情当中，也不存在于我和她的关系的任何一个方面。即使在团体中，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从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对那些她“瞧得上”的人，她的关系取向模式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有人会说，如果我是一个更好的治疗师，我是能够在个体治疗中熟悉所有这些情况的。或许是这样的。但是我逐渐相信，我们聚焦于移情而清楚看到的情况是那些早期与父母之间围绕依赖、控制、竞争、赞许等建立的关系的方面。因为治疗关系不可避免是非相互的、不平等的，我们常常了解到个体是如何体验非相互、不平等的关系的。在帮助人们解决他们在这些领域中的冲突的时候，我们也帮助他们从当前的成人关系中清除那些杂乱无章的婴儿期的、不再相关的片段。到现在为止，效果一直都还不错。但是，我们接着就会假定，如果我们从成人关系中移走了神经症性的、重复的、婴儿期的愿望，个体就能够拥有“持久的、令人满意的、相互满足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似乎是基本的假设，只不过是被那些让渡性的基础性曲解所掩盖罢了！
移情的范例不能解释相互关系，人们必须与同辈一起来连接他们的生活。这种人际整合的过程正是我们要开始探索的过程。
较之其他任何方法，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固然能使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人们对他人的需求。然而，在理论方面，我们除了深度，还需要增加广度。
作为治疗师，如果发现我们在患者的关系图中没有占据核心重要的位置，这可能会令我们感到羞辱。我很惊讶地发现，那些我访谈过的接受心理治疗或长程精神分析的人经常把治疗师或分析师放在远离他们的生活空间的地方（或者完全不考虑他们）。我们当然对自己的病人有意义，但这种意义与他们生活中的那些“真实的”人对他们的意义是不同的。
2.5关系和发展心理学
理解关系的另一个主要成就来自发展心理学，发展心理学使用它自身的研究工具研究正常人。在这一传统中，我们发现它的努力有广度但缺乏深度。这里存在的问题是发展性研究所使用的工具远非临床医师所了解的深度心理学使用的。发展学家经常使用问卷，并试图理解诸如爱情之类的现象，常常通过要求大样本量的本科生回答此类问题，“在1~7的评分景表上，你在多大程度上感到人们希望与你的关系比你想要他们与你的亲密度更亲密？”对临床医师来说，他们的耳朵已经习惯了爱恨交加和矛盾，也习惯了使关系特征更明显的复杂性，这种调查形式是有局限性的。通过可测量的实验步骤得出的关系现象的定义可能是狭隘的。例如，依恋已经成为如下反应的同义词：实验者安排一岁大的婴儿与母亲进行短暂分离，婴儿再次见到母亲后的反应。此类发展研究的中心点迅速转移到了操作化或测量化的问题上，将对此类实验的意义的关心转向了边缘。
在寻找能被广泛（通常是被迅速）应用的可重复方法的过程中，发展心理学进人了这样一个过程：设计一种测量工具，将这种工具与很多变量联系起来，发现结果之间的差异，讨论这种测量工具到底测量的是什么，然后就失去了兴趣，转向另一种测量工具，再重复这个循环。虽然在诸如孤独、友谊、共情等现象上已经有很多前景可观而且富有思想的研究，但从发展研究的角度还是很难讲述一个有关关系发展的前后一致的“故事”。往往是发展心理学一旦获得了这样一个清晰可见的“变量”，这个人就消失了。因此，有些关于孤独的研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孤独人群的情况，也没有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孤独，甚至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有多孤独。我们只是学到了这样的一些事情：我们面对着这样的任务，随着时间的流逝，通过长期孤独的体验来解释自体感知到的特质能力和技巧，合作者感知到的技巧以及观察者感知到的技巧之间的相互关系（Spitzberg and Hurt）。
我们还了解到，在研究者定义的爱这一方面，人们是如何体验他们自己的。（我们已经知道有些从事爱情研究的人让那些从没谈过恋爱的本科生想象他们如果身在爱河当中会如何反应，并据此填写问卷。）或者我们会了解到，与青少年男性相比，青少年女性更可能向朋友暴露她们自己的私事。但是为什么会这样，这样的感觉又如何呢？
为了充分地研究关系，用胡塞尔（Husserl）（19世纪亚家学大师）的话来说，我们必须回到“事物本身”上去。在人们的关系体验的现象学中，我们能够最清晰地看到将人们彼此相连的细线的彼此缠绕和图形、分化和复杂性。
在此项研究中，我试图结合临床和发展心理学最好的工具以及客体关系思想的框架，提出以现象学为基础的关系维度的模型。我的目标是试图搞明白人们在谈论爱的时候，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彼此的需求是什么。
2.6成人关系的多维性
我们倾向把成人关系“还原”到婴儿期根源，这一倾向使我们无法明确地知道成人生命中关系联系的重要性。很显然，成人有很多体验（重要的体验）在婴儿期是不可能出现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个体逐渐成熟，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认知的发展和变化使我们再次诠释我们的早期体验，使之与后期体验相一致。我们重新思考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痛苦的事情，压制它们给我们带来的伤痛。认知的发展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成长中的个体体验自己的能力。然而，理论学家本质上是忽略了这些体验，或试图将这些体验还原成能够找到婴儿期线索的任何事件。因此，我们只是简单地蒙上我们的眼睛（不看这些体验）来克服成人复杂性这个问题。
在理论家就关系而著书立说的时候，他们倾向于顺着一个维度来探索，让我们这些读者来填写其余部分。例如，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健康的发展的目标是lieben und arbeiten（爱与工作）。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句子，当我读它的时候，我认为弗洛伊德的意思是我说的“爱”的意思，你会认为他表达出了你的意思。但是，弗洛伊德说lieben的意思是什么呢——“去爱”？基于他的其他作品，他的意思似乎是“相互拥有生殖器性高潮”（这也是埃里克森认为弗洛伊德要表达的意思）。毕竟，弗洛伊德关注的是利比多的发展和变迁。因此，健康的发展的终点就是在社会允许的范围内，将利比多疏通进入非弥散性的性活动中去。我们设想弗洛伊德的真正意思并不仅限于此，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评论夫妻之间应该如何分配家务琐事，也没有评论需要他人做出共情性的共鸣，或评论为什么男性与“那帮家伙们”打了一夜的扑克之后会感觉那么好。相似地，通过大量工作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了真实关系的重要性上的鲍比（Bowlby，1969）在他的著作中提到“依恋赋予了生活意义”，这里似乎包括了关系中所有其他好的因素，而不特指依恋。
理论家已经向我们提供了关于联系的强烈而且敏感的描绘。现在，我们可能准备好组装这些线索了，看他们在生活这块大布上如何将它们编制在一起。几乎没有关系是单一维度的，也不是很多关系都是全方位的。例如，我们能感到被某个人重视，继而依恋这个人，但没有性/利比多的成分。我们能将某人完美化，并与之发生性联系，却体验不到任何共鸣或相互关系等。每一种关系都有它自己的“处方”。这是一项有关处方成分以及迄今为止我们对它们有何了解的研究。
2.7关系时刻对关系环境
关系是由数不胜数的互动通过情感和回应的频谱来构成的。那么，我们应该研究哪一种呢？我们应该考虑那些“伟大的时刻”吗？还是考虑一下那些正发生着的、来源于一些特定的情节，但不是被任何特定情节所定义的环境呢？例如，我们可能知道，阿琳娜的父亲是一个酗酒者，当她7岁的时候，她的父亲抛弃了她和她的母亲。她回忆起父亲醉酒后打她的情境。这一信息似乎能够反映阿琳娜对她父亲的印象的特点，直到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她父亲过去常常因她而高兴，称她为他的小公主，并经常与她一起玩多米诺骨牌。
那么，关系的特点必须既要通过他们的主题性背景，又要通过更为生动可见的时刻来展示。人们之间的关系在内容上是有节律的。在一起的这些方式是最难被描述的，因为当中包含着情绪色调和相互人际的适应。构成核心的互动的“什么”并不如过程多。
即使每个关系环境内都会产生很多不同的瞬间，但每个环境都是独特的。在贝多芬交响乐中，有很多变化的乐章共同构成这个交响乐。类似地，如果我有可能把眼睛闭上、把耳朵堵上，不去听也不去看我和一个对我有重要性的人的互动的内容，只是感受这种带有情感和回应性的关系的音乐，在亲近和距离之间回响，有共鸣也有不和谐的地方。如果我能够仅仅依靠这些非言语和非认知的感觉，我仍然能够确切地知道我和谁在一起。只有最伟大的作者才能够激发出形影不离的两个人的感受，因此要清晰地表达出当前关系的“环境”是很困难的。
当我们偶遇一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的时候，我们最有可能意识到这种关系乐章。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再到当年别离之地，颇有当年“偶得”之感。可是，我认为“偶得”了什么根本不是要旨，尽管那足以安闲消磨时光。“偶得”的是两个人都记得的怀旧音乐，但他们单独一个人却都无法记起。老朋友，和他们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现他们每个人都以一样的老方式来回应，都对同样的往事感到好笑，对过去在那里的人有相似的紧张。过去的模式立刻且不可避免地再次出现了。冥冥中我们保留了这种编排，没有考虑新的对话，这正是联系的要旨所在。
2.8关系的模式
我们试图理解人际世界的地方，一直是通过对明确而且特定的关系的观察而做到的。例如，有很多关于婚姻和母亲与儿童关系的作品。直到最近，调查者才开始考虑友谊和同胞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是这些方法，试图在显微镜下获得一个高度复杂的关系时，必定忽略了每种关系产生的背景。在我们的生命中，谁影响了我们需要的另一个人以及我们如何需要他们？例如，伊芙与她批判的、无爱心的母亲的关系是复杂的而且疏远的。然而，伊芙的奶奶却深爱她，并对她的需求有所回应；她提供了伊芙的母亲没有提供的支持和温暖。这些关系微妙地并置在一起，如果伊芙的奶奶不是以这种方式存在的话，伊芙的心理状况可能会完全不同。
关系常常出现在现存的系统中，强化或配合已经存在的其他关系，或与之发生冲撞。一对少男少女彼此相爱了。还有什么比这更自然、更正常的呢？但是，如果其中一个人深陷在一个被称为蒙塔古的家庭中，另一个人深陷在被称为凯普莱特（《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密欧与朱丽叶家族的姓）的家庭中，这就会成为一个不朽的悲剧故事。
研究从大的关系背景中抽取出的个体关系，只会给我们提供狭窄的信息。以伊芙为例，探索母亲与女儿关系的研究将会发现她与母亲之间的距离和对母亲的失望。她的拒绝和愤怒的感觉是原始的。然而，伊芙的奶奶起到的是替代她母亲的作用，以及伊芙在生命早期是被足够抱持而且得到确认的这一事实，也可能是被漏掉的。
关系的模式对发展起着深远的影响，形成一个“茧”，人类从中破茧而出。忽略这一模式，只关注特定的双重关系，研究者就无法在代际之间找到心理学或行为学上的联系（Ricks，1985）。尽管多年来有巨额资金资助的研究，但几乎没有什么发展规律将父母的行为或人格特点与儿童的命运联系起来。然而，我们知道早期发展对后期生活有意义深远的重要影响。此困境的答案一定存在于关系的模式上。并不是特定的某个人的情况，而是整个人际网络最终塑造了发展。我们必须扩展我们的观点，观察后期的营养对早期剥夺的复原作用。虽然人们彼此伤害，但他们也提供安慰和支持来减轻先前的伤害。随着个体的成长，个体能够遇到更多能够满足他们发展需求的人。找到并且吸引他人的能力降低了个体对那些不适当的或令人失望的人的依赖（Wolf，1980）。我们必须有这种长远的观点。
作为一个领域，心理学只是概念化了关系生活的有限的阶层。我们相信，大多数发展方面很重要的事件是发生在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复杂纽带之内的。给予同胞的肯定，通常是在竞争方面。然后，简单地瞟一眼普通的“同伴”，焦点就会再次转向我们认为会产生后代的单一的异性恋关系上；并且，我们会再次对父母与儿童的动力感兴趣，再次从儿童的观点出发。生命非常多样，关系发生在两人之间或多人之间。家庭传奇和性伙伴只是塑造生命的关系网络中的小片段而已，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