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般每周去一次图书馆。除了自己借书，我去图书馆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帮父亲借阅期刊。

父亲当过兵，在军分区舰艇大队，是个船长。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从部队转业，分配到地方机关单位工作，直到退休。十五年前，父亲突发脑溢血，造成中度偏瘫。父亲本来就沉默寡言，中风后更加孤僻，每天不声不响过自己的日子，没有言语沟通，没有目光交流。他好像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那个世界包裹得严严实实，没有透射出一丝光亮，也不让外面的风进来。

作为儿子，我也在他的世界之外。

但是，在从前记忆中，父亲是个可亲可爱的人。我小的时候是出了名的调皮捣蛋，常有邻居怒气冲冲地上门告状。每次一有情况，我就躲得好好的，过很久才敢慢慢回家，但是从来没有见过父亲生气的样子。有段时间，我们家住在靠近东门株柏码头的集体宿舍。父亲从部队下班回来，一有空就拉住我讲故事，讲孙悟空的神通广大和猪八戒的呆头呆脑。有时讲着讲着，接不下去了，在一旁织毛衣的母亲忍不住插话：“别听他的，都是瞎编的。”然后父亲就笑嘻嘻起身走开。然而，过几天又会卷土重来，抓着我一本正经地继续开讲。父亲只讲《西游记》。后来我也怀疑他是不是真的看过《西游记》。虽然怀疑，还是爱听。

父亲常出差。父亲一出差，我就在家盼。有时下班晚了，也盼。听到门外拿钥匙开锁的声音，就知道是父亲回家了。那声音熟，钥匙串轻轻一抖就听得出来。

小时候，家是黑夜里一盏泛着黄光的白炽灯，平淡而温暖，简单而快乐。父亲，就是那个亮灯的人。

转业到地方后，父亲从事渔政管理，还是跟船打交道，不久就成为单位业务骨干，担任主要科室负责人。那个时候，我们家是宿舍楼里的“接待中心”，每天都门庭若市，有亲戚、朋友、同事或者辖区渔民等各色人物来访，或谈工作，或拉家常，或什么事也没有，就只是过来看看。聊得高兴了，便留下吃饭，和和睦睦，其乐融融。

父亲的变化，是中年以后的事情。搞不清什么缘故，渐渐地不怎么和我们说话，脸上也缺少了笑容。母亲老说他是更年期。到底是不是，我不知道。六十岁那年，父亲脑中风。由于抢救治疗及时，加上母亲精心照料，康复得还算理想，后来不仅能够生活自理，还可以帮助做些家务。但是自此以后，父亲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对事不闻，对人不问，仿佛他只是这个家和这个世界的看客——一个站得远远的看客。

大家猜想父亲这样的心理状况，是否多少跟年老听力不济有关。征得他本人同意，特意带他作耳科检查和治疗，并花几千块钱定制了一副西门子助听器。不想助听器拿过来后，却锁在抽屉里闲置。问他原因，只说戴着不舒服。因为担忧父亲腿脚不便，给他配了根金属拐杖，并再三嘱咐去屋外散步做操时一定带上。结果同样弃而不用，也不解释。

春天去了，还会再来；但是我从前那个父亲，那个可亲可爱的父亲，不会再回来了。

近年来父亲极少出门，只在过年吃酒，或者战友会、同学会，或者单位体检时，才由家人陪着一起去、一起回。除此之外，父亲与外界连接的渠道，就是看电视，看军事和新闻频道，每天固定时间、固定栏目，雷打不动。那天，我在图书馆四楼书架上偶尔看到一本新出版的《舰艇知识》，图片精美，油墨飘香，心一动，就顺手借了出来，带回家悄悄摆到父亲书桌中间位置。过一会儿再看，见父亲戴上老花镜、弓着背，正一页一页小心翼翼地在翻，那样子就像是考古专家在研究一件刚出土的珍贵文物。

从此，去图书馆借阅杂志成了我的固定工作。每个星期，将父亲已看过的送回去，再将新的借出来，如此循环，年复一年，风雨无阻。为了避免重复或遗漏，我制作了一张清单，用来分类登记借阅过的杂志名称和期数。像《舰艇知识》、《世界军事》、《凤凰周刊》等，每期必借；而像《退休生活》、《老年健康》、《风景名胜》之类，是我自作主张添加进去的，随机择取，看不看由他随意。父亲看得勤快，加之偶有供应不及时，难免“断粮”。后来家里又订了一份《环球时报》，可以天天读。

虽然父亲仍旧是不声不响地过自己的日子，但是他看他的电视，看他的杂志，看他的报纸，他的世界也有忧乐和关切，有我可能视而未见的色彩，或许还有我无法了解的秘密。

五年前，父母终于得以搬回九山湖边的拆迁安置房居住。分开住后，如果有时间，节假日或周末我会带上老婆孩子回父母家过上一两天，吃吃饭，说说话，做做杂务，顺带完成调换杂志的工作。有一回，因为儿子参加课外补习，差不多间隔了半个月没去，母亲打电话过来说：“你爸念叨了。”

我有点意外。不知道父亲是念叨他的杂志，还是念叨他的孙子。只要有念叨，不管是念叨什么，都好。

农历八月十五，中秋。父亲和母亲，我和老婆还有儿子，全家围一桌子吃饭。大人们吃得差不多了，一边说说笑笑，一边看小家伙在狼吞虎咽。父亲没有像往常一样吃完就起身离开，而是坐在背后默默注视着孙子，不说话。不经意间，我突然发现父亲嘴角竟然在微微地笑，笑容里的目光，清澈柔和如窗外明月。那是一种久违的、既陌生又熟悉的神情，虽然稍纵即逝，但是我确确实实又依稀看见了从前那个父亲，那个可亲可爱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