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女性朋友向我讲诉这样一件事。有一个上班早高峰，她在转车的公交站焦急地盘算着时间。原计划搭公交车到公司取名片，然后走到附近的希尔顿酒店参加一个商务会议。看看时间，离开会只有15分钟了。她临时放弃了转公交车的计划，打的士也不行，虽然路程不远，但正好都是拥堵路段，还绕路。

此时她把目光聚焦在公交站附近的电动摩托车身上，这些“摩的”也瞅准了这个时段，热情地招揽乘客。虽然八点钟太阳已经很晒，为了赶时间，她决定当一回“摩的”乘客。

她走向第一个向她示意的大叔，讲好价钱后，她开始掏钱。遗憾的是，她没带钱包。手袋里只有零星的四块零钱，而这趟车的价格是六块。

第一个她想到手机支付，毕竟这是一个出门不用带钱包的时代。她问大叔，可以微信支付吗？

这个一脸憨厚的中年大叔摆摆头，不行，然后开走了。另一个摩的司机见状，以为有生意了，赶紧招呼她过去。而这个中年大叔路过其身边时，说：“她没有现金，你那能手机支付吗？”那司机眼中的光芒瞬间暗淡下去，不行。这就尴尬了！

此时，想跟摩的司机线上支付的希望落空。时间紧迫，她想，要不找行人借点钱吧，然后微信转给别人，只需10元，就可解眼前之困。

说到这，她微顿了顿，问我：“我看起来像一个骗子吗？”

那天，她着一条深绿色职业半裙，头发高高挽起，化淡妆，拿一只黑色偏商务风的方形手袋，而她本人又是一个温婉的小个子女生，怎么看都是一副白领画像，如何跟骗子扯上关系？

可是，接下来她经历了五次失败。

在人流与车流中，她求助的第一个人，是从她面前走过的一位年轻女孩。对方带着耳机，她从正面打了个招呼，马上说：“你好，不好意思，我忘了带钱包，能否借10元钱坐车，我用微信转给你？”在她开始说话时，对方摘下耳机，停顿了脚步。等她说完，那女孩匆匆带上耳机就走，连一句解释也没有。

第二位，对方笑笑，说自己也没有“那么多钱”，说完径直上了一辆摩的。

第三位，她手里拿着一个20的，一个100的。她很为难，说20的，自己坐车要用；我的女友马上说给我100也行，我转给你。可能这反而惊动了对方，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又熄灭了。

第四位是离成功最近的一次。对方已经拿出钱，打开了微信，两人探究着如何操作最便捷。因为对方并不打算让我的女友加她好友，所以准备使用微信钱包的“收付款”功能。然而，一时间只找到付款，找不到收款，女友正好开着扫描界面，这让对方很紧张，仿佛扫一下付款，钱就会被盗走。即使让我这个穿着高跟鞋的女友“盗完钱”后逃跑，也不一定跑得比对方快，但对方还是在刹那间收回了手机，推说自己要上车，然后走向远处一辆尚未停靠的公交车。

女友说，连续被四个年龄相仿的女生拒绝，她有点想不通。最后一次，她几乎抱着测试的心态，又向站台边一个女孩重复了自己的困难。这次，对方连看都没看她一眼，警戒地往旁边挪了挪位置。

后来，她用一块钱转了公交，开会迟到，所幸会议尚未开始，影响不大。

她对我说，她理解她们的安全意识；但是几天以来，心里还是堵得慌。她问我，那一刻，自己的行为，真的像个骗子吗？

我说，不是你像个骗子，而是她们心里住着一个不像骗子的骗子。

信息化时代，人们获取消息渠道多，方便快捷。一个消息从网络传到街头巷尾，只需一个手机。于是人们口口相传着，长得漂亮还抱着孩子求助饭钱的小夫妻；穿着考究拖着行李箱求助车费的年轻人；穿着校服跪在天桥上求助医药费的小学生……

他们看起来都不像骗子，却一次又一次博得人们的同情心，再把这份同情心挥霍得一干二净。

久而久之，只要跟陌生人之间有了金钱往来的企图，那么你越不像骗子，就越有可能是善于策划伪装的真实骗子。

舆论中还有一种歪风邪气，谁上当受骗了，无关痛痒的人总要来一句，“你智商怎么那么低？这么简单的骗局你都看不出来吗？”如此一来，谁也不想帮人不成，还成为智商不足的案例。

女友觉得很委屈，她没想到在我这里证实的，却是在那一刻她确实已成为别人眼中骗子的化身。

她反驳到：“那我骗她们什么呢？说好了我先通过微信把钱转过去，我再拿现金。如果说怕我通过扫描盗走她们手机账户里面的钱，那不是还有输入密码环节吗？再说，我就站在她们面前，想报警抓我还不容易吗？”

这也正是我想说的。

其实，通过一番思考，想要辨别一个“求助者”是不是骗子并不是很难的事情。

但是，女友的经历证明了，大多数人懒得那样做，还有少部分人，在初步判断后又对自己的判断缺乏信心，对自己的保护欲战胜了帮助他人的欲望。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路上行人虽多，行走的都是一张张冷漠的面孔。

这很可怕。

还记得作家三毛《温柔的夜》也写了这样类似的一件事。在三毛的异国旅途中，一个身穿水红色衬衫的流浪汉向她讨要200元钱买船票。三毛怕上当，不敢给他这一点钱。当时三毛也想坚持自己的原则，不想做好心的“愚人”。再三拒绝这人以后，又担心他丢护照丢钱包流落异乡的遭遇是真的。经过反复的内心折磨，在船快开的最后时刻，三毛匆匆塞给了他500块钱。

到了事实证明流浪汉的确是需要买一张船票时，三毛内心受了很大的激荡。

她说：“当我再度看见那件水红色的衬衫时，惊骇得手里的面包都要掉到水里去了，上天宽恕我，这个人竟是真的只要一张船票，我的脸，因为羞愧的缘故，竟热得发烫起来。”

高尚的三毛或许不能代表当时的大多数人，但如今的大多数人甚至都懒得思考辨别一下其真实性，就迫不及待地去拒绝。

没有基本的判断辨识能力，这在智商上的缺陷，或许比因做好事而上当受骗更明显；这样集体的冷漠，或许同骗子横行一样可怕。

因为害怕错过帮助一个真实的“求助者”而痛苦，因为怀疑一个真实的“求助者”是骗子而愧疚，如今，这样的精神还有存在的空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