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春节是一年中最闲的几天：上辈基本都走了，自己的辈份水涨船高，自然不再有陪大辈子坐聊的职责了，自然也无须东家西家南家北家去走动拜年。这不，吃过早餐，到后山老父母的坟头拜了一个年、叩了三个头，这一天的任务便只剩下吃饭和睡觉了。
闲坐不如行走，我决定到铜官走上一遭。
铜官位于长沙市望城区北境的湘江东岸，自唐代起，铜官又称陶都，历来以陶瓷闻名于世，早在1300多年前的隋末唐初，铜官镇便出现了大型的窑场，即现在仍保存完整的“长沙铜官窑”。这里是世界陶瓷釉下多彩发源地，被誉为陶瓷史上的里程碑，其产品在当时畅销29个国家和地区。千年窑火一直未断，开世界釉下多彩先河，创新诗词书画于瓷器装饰，融入外国文化，开辟了“海上陶瓷之路”，是全国五大陶都之一。
老家到铜官，约十余华里，我对这个距离的定位是很不远和很不近。
先讲很不远。从热闹与繁华的角度来讲，小时候我们心目中的铜官，搁到现在，至少可以等同上海，也许差不多就是纽约了。那个时候，去铜官，只有现在很时髦的方式一一徒步。家人亲戚去铜官办事、置办东西，若是偶尔准许我们小孩子同去，这于我们不亚于喜从天降，是绝不会说远、嫌远的，也是绝不会说累的，去的时候一定是兴致很高地走在前面，回的时候也绝不会垂头丧气落在后面。因为惟恐大人生出不喜我们同往的心思而下次不要我们再去。由此来看，这个距离不是不远，当是很不远。
再来说说很不近。八十年代中期刚参加工作那会，薪酬低，约摸四十来元，而物价开始逐步放开，一个月下来，不挤不抠是难有多余铜板的。可一想起父母供我读书不容易、很辛苦，我吃上国家粮了，可他们还在乡下受累受苦，心中便会油然而生一种不忍的情感，便会自觉的从微薄的工资中、从牙缝中挤出十元、二十元，通过邮局寄给父母。这一二十元钱，须得父亲步行到位于铜官街上的邮电所才能领取，这一来一去就是二十余华里，二十余华里，对于当时已过六旬的父亲，紧走慢赶怎么也得两个多小时。如今父亲早已离我而去，再到铜官，站立在原来邮电所的位置，忽然感觉从老家到铜官的距离，不只是很不近，而是那么的远，远得我眼眶都有点湿了、鼻子都有点酸了……
前面讲到老家与铜官的地理距离，是既很不远又很不近，这种说法显示出明显的主观性。回想那时候，我们与铜官，其实有一个距离是绝对的。这个绝对的距离，主要源于人与人的区别，更确切地说是人与人不同口粮来源的区别一一我们乡下人是从土里刨食，他们街上人都有国家按月配给的大米。那时铜官镇上的孩子们被我们称着"窑渣滓"，之所以要如此贬称他们，是因为他们因着口粮的性质问题对我们乡下小孩不屑一顾，当然还不只是不屑一顾，我们每每来到街上，必然遭遇到骂作"乡里宝"和被一串一串扔瓦片的待遇。
改革开放之后，农村得到较快发展，农村人生活象是芝麻开花一一节节高，而铜官街上的产业工人倒是因为企业不景普遍出现生活下降，他们身上过去那种因身份性质的优越感，自然早就已经荡然无存了。前阵子回乡，遇上儿时一个玩伴，现在干着杀猪的营生，每天早上四点起床，宰猪、褪毛、开膛、大卸几块，而后运到铜官街上去卖，九十点便卖完了，生活还蛮逍遥。他讲有一次，有一个与他年龄相仿的街上人(估计就是当年一"窑渣滓")来买二两猪肉，他奚落道，您买这么一点点，喂猫吗？那人居然一声不吭走了。
人生，真个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