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二旗“码农”的迭代生涯：收入不菲 焦虑依旧
北京青年报 2018-06-13
西二旗迭代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王梦影
中国互联网潮汐涨落在西二旗。
这片位于北京西北五环的近矩形区域被看作“中国硅谷”的数个有力备选之一。中关村科技园于2000年建成，园区内外玻璃之墙破土拔高，总有更明亮的招牌被挂上去。曾一度风头无两的微软、华为和联想筑起高楼，百度、网易和腾讯相继划分了势力范围，当今势头正劲的创业公司如滴滴规划了一片仿照硅谷景色的园区，绿化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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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高峰，西二旗人排队走下班车，雨天的车窗上布满了水滴。实习生 杨子怡 摄
它一直在生长。这里是过去两年北京市租房交易量增幅最大的区域之一。房价则维持在每平方米8万元上下。明代这里是牧马场，改革开放前属于郊区。
无数程序员在这里日复一日。他们活在“月入五万却过得像月入五千”的“码农”段子里，也隐身于互联网经济的工程师神话中。他们手指下的0和1正编织起一个崭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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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高峰时的地铁西二旗站公交站，等车队伍一直排到西侧天桥下。实习生 杨子怡 摄
过去年代的痕迹存留在路牌上：“后厂村”“唐家岭”……交通状况如道路名称一般灰头土脸。高峰期时，西二旗桥下大小车辆经年拥堵，此起彼伏的汽笛声里，路边等待搭乘公司班车的队伍可蜿蜒十几米，手中塑料袋里的蒸玉米和包子腾起热气。西二旗地铁站是北京城人流量最大的地铁站之一，每天有22万人次从这里经过。乘客水泥一样被灌进车厢，动弹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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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1点，新浪总部大厦楼下，一些员工在等外卖。外卖是许多员工午饭和加班餐的主要选择。实习生 杨子怡 摄
在西二旗，迭代是技术世界的主旋律。这也是互联网的一大生存逻辑，新的取代旧的，越快越好，版本更替，产品换代，公司死死生生。
日夜
西二旗自有节奏。
工程师林一任职于西二旗一家创业公司，刚满一年。早上10点以后，格子间逐渐热闹。和这个区域的诸多互联网企业一样，公司对程序员推行“弹性工作制”，这保证了赶在午饭点前的到达不算迟到，也意味着直至深夜的工作并不属于能获补偿的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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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雪天，乘客在地铁西二旗站公交站等车。这条西二旗大街晚高峰时堵车严重。实习生 杨子怡 摄
中午是难得的休息时间。各处软件园的小花园里坐满了人，五六人一组，举着手机打游戏。日光很强，手机亮度调到最大也常见绿色光斑，屁股下石凳隐隐发烫。有的人头发会透出丝缕光线来。因压力而脱发是困扰不少程序员的顽疾，选择烫卷发根能营造蓬松丰厚的效果，在大太阳下会露馅。
下午繁忙而易逝。阳光照耀在大楼外空无一人的大街上，大小会议在日光灯下展开，键盘按键落下弹起，内部通信的消息滴滴提示，其他部门来协调交接的人员轻声谈话，五颜六色的耳机被掏出来罩住耳廓——几乎全是头戴式的，将一切声音隔绝在外。
入夜后，大楼灯火通明，一些人迎来了灵感不断的高效时段，还有一些疲惫地只能生产bug(系统错误)，于是选择处理一些事务性工作。公司一些单身的年轻男同事即使没有太急的工作，也更喜欢赖在这里——回家不过是面对出租屋的单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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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厂村路路口，一名男子踩着电动平衡车过马路。据说这里以名字土和堵车闻名。实习生 杨子怡 摄
林一习惯早上8点钟就到达办公室，灯已经全被打开了，没有人。他关注的问题是“ETA”，即“预计到达时间”。他的工作影响着打开叫车软件下单后，系统显示预约车辆大概还有多少分钟到达。
最简单粗暴的计算方式是以路程长度除以历史车辆平均行驶速度，但实际路况会复杂很多，道路拥挤程度、红绿灯的多少都会影响到达的快慢。手机屏幕上最终显示的数字背后，是巨大数据库支撑下的模型训练和计算，涉及机器学习技术的应用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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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二旗地铁站，上班的早高峰人群。实习生 杨子怡 摄
他搞不明白“程序员鼓励师”有什么意义。这个概念走红互联网，配图常常是妆容精致的年轻女孩倚在敲击键盘的男程序员背后，巧笑着为他捏肩。
“你们离远一点让我工作行吗？”如果真有人试图如此“鼓励”自己，他大概会求饶。写代码时全神贯注，逻辑一打岔就断了，容忍不得一丝风吹草动。
林一既参与工程实现，也负责技术调研。调研部分的工作和他在学校时的步调没有区别，都是读论文、做实验、写报告。
像他这样的工程师不占多数。写字楼的无数扇窗户后，不知有多少程序员在与新版本上线的截止期交战。迭代是工作的重要部分，先到达，然后再不断修正，追求更好。
“花几个月获得的100分，不如花几周得到的80分。”“程序媛”陈嘉嘉曾在西二旗一家互联网巨头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已经很熟悉这个道理。
刚进公司的新人大多承担基础性工作，还包括不少重复劳动；经历渐长，他们能站在更高的地方看见迭代进程的轮廓。工作4年，陈嘉嘉从担心时间不够用的小兵成长为能向更上一级争取时间的中层计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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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班时间，上地十街，一群西二旗人骑着不同颜色的共享单车奔向地铁站。实习生 杨子怡 摄
上线当天往往平静，一切停当，少有变数。最让人紧张的是头几次测试，预备上线的版本被仔细衡量，找出漏洞。陈嘉嘉记忆深刻的一次测试发生在入职后不久，她坐在自己的格子间里试图集中精力工作，内部消息却不断提示测试的反馈结果，“一会儿发现一个问题”。测试结果默认抄送所有相关人员，无异于“公开打脸”，她几乎要怀疑自己什么都不会。
上线的平静也有例外。一次新版本推出前夜，9点，陈嘉嘉突然在内部消息里接到上游环节产品经理的群发消息：大家不要慌！
自然，所有人都慌了。新版本定于次日一早8点与用户见面，一个未被检查出的大漏洞突然出现，波及了下游所有环节。半层楼挑灯夜战，一个接一个环节修改。因为环节众多，一部分靠后环节的同事先回家睡觉，到后半夜上游环节的人完成工作后才被叫醒回来接力。
她那时已一人独力负责一整个环节，带着一种奇异的平静心情，梳理着其他工作等待出场。时针旋转，格子间的键盘敲击声这一处那一处的骤急起来，每一分钟都是为下游环节的战友节省。
她在凌晨5点离开公司大楼，那是夏日，天已经亮起来，带着青色。所有补救工作在新版本上线前完成，地铁迎来了第一批人流，似乎什么都没有在夜里发生过。
去留
28岁的工程师张行不太欣赏迭代。他追求代码之美，定义清晰、便于复制和延展，在数学上简洁漂亮。像一棵树，叶片交错不遮挡彼此的阳光，枝干延伸出无数可能。
迭代的快速进程不允许他有太多精力投注于美的建造。他目前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参与无人驾驶技术的研发工作，团队最近的任务相当于在1个月内将算法的“房子”扩建一倍：地基重打，构架再建，砖瓦另铺一遍。
他工作过的上家公司是通信领域的一家外企。那家企业的代码倒算“标准漂亮”，工作节奏平缓，办公室着装严肃，不允许穿短裤。他是部门里最年轻的，周围同事大多30岁出头，下班不多待，掐点去接小孩。
2018年新年前夕，他所在的整个部门被裁撤了。在那之前的数月，这个消息是公司只对他们保守的秘密。部门同事被频繁派往海外公差，不再深入工作，只被要求进行交接。宣布的那天，一个西装革履的外国人带着一个膀大腰圆的中国保镖走进了格子间，所有人才醒悟过来。
公司提供了十几万元的补偿金，同事们互相调侃“多裁几次就发财了”。裁员第二天早晨，他睁开眼，在习惯性要起身的一瞬间意识到，自己无班可上了。
整个通信行业内，外企的劣势日益明显。那些“生猛迭代、拼命进化”的中国企业正在占领主导位置。
这个行业也终不敌互联网的风头。风光竟在往日，张行一位同事10年前从东北一家工科院校毕业时，同学们争相去中兴、华为的招聘摊位前递简历，只有那些成绩一般的，才不得不选择深圳市一家名为腾讯的“小民企”。
在西二旗，击退张行前公司的一家中国通信企业里，张行的同学王召常常思索：自己是不是“看得太开了”。
王召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可运气不好，入职时间卡在公司两次集体涨薪之间，前辈后辈都比他收入高。他能感觉到这家公司与互联网企业在气氛上的差别，更像是家严肃的国企，层级明确，团队气氛容不得玩笑。他换了几次组，试图和最前沿的领域更近一点——“做技术的都有这样的执着”。但行业受限，公司能提供的前沿是有限度的。
他开始考虑跳槽。经验证明，跳槽是程序员解决一切问题的捷径。
对于局外人来说，跳槽总是毫无预警地发生。林一周围，隔一段日子有人会突然提出请客——要离开了。那些事先张扬的跳槽往往难以贯彻，更多时候是一种暗示上司涨薪的要挟。
根据朋友们的经历，下家公司负责面试的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对技术专业水平缺乏深入认识。他们往往秉持一个简单粗暴的标准：一个人的价值由他在上家公司的收入决定，在此基础上给予一个涨幅即可。
同公司内，涨薪和升职的比例被严格控制。因此，越频繁的跳槽往往能带来越多的福利。只是，跳得太过火了也会被雇主嫌弃忠诚度太低。一个较合理的节奏被摸索出来：18个月跳一次。
同一领域的圈子里，有时同一拨儿面孔换来换去，在不同的招牌下交迭出现。林一觉得这样不太合理，“外来的和尚不总是会念经”。
陈嘉嘉则认可跳槽的调节作用，“其他公司的经验和视角是值钱的”。她刚跳出了西二旗，薪水也跃到了之前的两倍。她觉得自己还算幸运，每一次在小组和公司间的跳跃，都落在了当时最具增长空间的领域，成长更快，收获也更多。
在她的世界里，等级C是个可怕的字眼。同类词还有等级D或3.25(满分是4)，公司不同修辞不同。
这个字眼代表着淘汰。程序员在KPI(关键绩效指标)上不合格时，可能会收获这样的评价。这意味着在未来的一年里，他们没有涨薪资格，也无法获得年终奖。收到这样的判决，他们只有一条路：自己选择离开。
为了激发员工的最大工作效率，互联网公司往往会设置一定的淘汰比例。在陈嘉嘉待过的公司，每10个人中有1个人会被打上等级C的标签。
去留之战也在同公司的团队之间打响。一些互联网公司会在发展成熟的领域设置两支研发目标一致的团队，称为A队和B队。两支队伍在竞争压力下争分夺秒，也毫不留情地指出彼此的失误。只有一队最终能被选择。
林一所在的团队年轻，又前行在未被踏足的道路上，同伴彼此信任，有种归属感。一位业界前辈曾和他们短暂合作过，对自己的代码护得很严，要求明确标出属于自己的成果。年轻人觉得他奇怪。“他可能也觉得我们怪吧，没吃过亏。”林一说。
在林一入职前，这家创业公司正陷于一场大战，对抗一位力求进入中国的国际对手。紧张的空气笼罩在公司上下，钱和人是弹药，被第一时间搬往可能遭到攻击的防线。林一暗自担心了一阵，怕还没毕业东家就没了。
这家公司挺住了，收购了对方的中国分支，对方退出中国市场。今年初再战国内另一家创业公司，公司气氛明显淡定了很多——之前那么大的敌手都斗赢了。
“战争对于我们来说是好事。”林一说，“有战争才需要我们啊。”
钱
陈嘉嘉感谢互联网，她觉得只有在这个急剧扩张的行业里，年轻人可以不靠拼爹，凭一己之力一行一行写出一个未来，获得跨越阶层的报偿。
相比刚入行时，她工资多了4倍还多，年薪接近百万元。她不化妆，忙碌起来头发都可以到公司后才梳，入夏后穿一双塑胶拖鞋，见朋友时才换成凉鞋。她对包包失去了兴趣，日常拎一个小塑料袋，里头兜着门钥匙、手机和工卡。塑料袋是公司发水果时送的，丢了也不可惜。
她能无缝融入西二旗浩荡的“码农”中，夏天是格子衬衫和T恤裤衩的海洋，秋冬则覆盖着连帽衫和羽绒服。他们中不少背着公司统一配发的双肩包，保护着笔记本电脑，随时可以拿出来写上一行代码。
“你根本看不出来他们中有谁手里握着价值几百万元的股权。”陈嘉嘉说。在她看来，收入变了，追求“高效简洁”的生活习惯没必要跟着变。
新公司的格子间里没怎么摆植物和玩偶，她斥巨资购进机械键盘，替换公司配的“不好用的”家什，甚至买了自己的鼠标——“600块呢！”下一步换个显示屏再添置一个睡袋，一个标准程序员式的消费升级就完成了。
一些程序员会小心维持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有人收集钢笔，也有人购买用于网络游戏的玩具枪支——“给儿子买的”，儿子刚满4个月。
陈嘉嘉不太喜欢新公司的氛围。上班头一周开大会，领导话音落下，全场啪啪鼓掌，齐声叫好，“跟个传销组织似的”。她已经听说新人“破冰”活动上擦边玩笑开得相当过火，打算临近时申请出差躲过一劫。
诸多不适，她还是无法抗拒“给的钱多”。
钱对于她来说是一种肯定。价开的越高，代表对她的工作评价越高，她这个人“不算没有用”。
她单身，有时仿佛穿梭于两个平行世界，一边是处处尴尬的相亲，不断遭到否定；一边是一路凯歌的求职面试，不断获得肯定。
“工作救了我。”陈嘉嘉说。她紧紧攀住那个逻辑和数字构建的世界，写代码、看论文、每天背几个机器学习相关的英文单词。没有空闲给眼泪，在这里，她被需要着。
“其实高工资也是榨取价值的手段，大家都是螺丝钉。” 她看得很明白，“但这至少也承认了我有价值不是吗？”
她很少抱怨或抗议，总觉得市场自由，“如果实在看不惯可以选择离开”。
林一很欣赏在另一家互联网公司任职的一位前辈。他的算法将广告投放精准度提高了1%，为公司带来了十几亿元的增收。这些价值自然不能等比例折算为工资，前辈成为业界的一个传奇，“已经值得了。”
西二旗的金钱价值换算法则不一定符合技术思维。林一在做的工作和他实验室里的同伴朝着完全相反的走向。高校科研追求更快更准更强，他则尝试降低计算的精度，同时将所需的服务器由三位数变为一位数，大大降低成本。
对张行来说，钱是家庭平稳运行的燃料。他去年结婚，每月背负着近2万元的房贷和3000元的车贷。
在生活的激流中，他奋力游向金钱闪耀的水域，从国企，到外企，再到现在的公司。缓慢岁月他未曾荒废，花了5000元买了国外的无人驾驶技术在线课程，学了一半，赢得了后来的工作机会。他很快忙碌起来，那一半也没有再学完。
他目前所在的部门每天燃烧着公司巨额的投入，没有人明确知道未来会如何。张行此前坐车看手机都头晕，现在也能在没有司机的飞驰车辆里，平静地对着电脑改代码，风擦着车玻璃呼啸而过。
没有人知道，挣多少钱才够。
陈嘉嘉工作过的西二旗互联网巨头团队里有个男孩，优秀勤奋，进公司第一年就拿了新人奖励，在2016年倾全家之力在北京买了房子，刚交定金，和女朋友谈婚论嫁。变数骤至，他的父亲被查出癌症，进京看病。他放弃了房子为父亲治疗，不得不支付了违约金。治疗漫长痛苦，病情恶化迅猛，他无心工作，接连数月被评价为绩效等级C。女朋友离开了他，他最终离开了公司。
陈嘉嘉最后一次见到他是今年初，他在一家发展不算好的小型互联网企业工作。他的父亲于一年前去世，人生翻转而空。
“这一行没有兜底。”陈嘉嘉说，“往上没有极限，往下也没有。”
爱
一次聚餐，男同事们聊起单身女性，说“一定很强势”。陈嘉嘉端着杯子心里嘀咕：大家都是做算法的，说不清样本，理不清逻辑关系，怎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她终究什么也没说，咽下一口饮料，陪着笑笑。
跳槽之前她还有所憧憬，能遇见新的男人。进小组一看，全体已婚，除了两个94年的小朋友。
陈嘉嘉已经放弃在相貌上取悦异性了，打扮了周围人也发现不了。她曾换过眼镜，百般暗示，项目里和她日日相处的男程序员终于领悟：你是改发型了吗？
同组有个90后小姑娘，淡妆，裙子不重样。女孩周围不缺男前辈环绕，自告奋勇做各种指导。女孩则有些抗拒，一起吃饭总拉着陈嘉嘉，缓冲过于高涨的热情。
陈嘉嘉看着她，仿佛看见刚入职时的自己。有时会有点羡慕，但也明白有分量的项目是轮不到那个女孩来扛的。她觉得，摆在“程序媛”面前的似乎一直有两条路：做一个乖乖接受帮忙的“吉祥物”，或者泯灭自己的性别，去争事业上的成功。她和她的女同事最终几乎都选择了后一条路。
她偶尔会怀念被保护的感觉。在网络游戏的世界里，这个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资深工程师自称是一所二本院校的大二女学生，在异性ID护送下，一路打怪升级。后来工作忙起来，她很快把这个游戏抛在脑后。
她如今更喜欢玩一款被戏称为“吃鸡”的枪战游戏。她时间紧，手机进入8分钟的快速版本，端起枪一顿扫射。周末，她能和合租室友一起在电脑上玩时间更久的完整版。室友是位冷静干练的互联网运维，手下管着数十人，在游戏里胆小如鼠，经常藏在坑里默默迎来死亡，不敢动弹。两人合作至今从未赢过，却深深上瘾。
她觉得没有男友的自己在父母眼中大概像一个游离于主线外的数据。她的跳槽曾遭到母亲的强烈反对。母亲在小地方过了一辈子，想不通女儿为什么搞不清生活的重点——不用再赚更多钱，要赶紧找个人嫁了。多次打击之下，陈嘉嘉现在要求非常“务实”，本科，长相收入全不在意，比她个儿高点就行。
“我想要我的父母肯定我。”这个从小优秀的女孩说。
在西二旗，张行的同事、90后程序员周青也正在费力寻找爱情。
他判断自己陷入了死循环。那些想找男朋友的女生，在遇见他时已经有伴了；而另一些应该“根本不想找男朋友，过去一年半了看她什么动静都没有”。在他眼中，偌大公司里数量庞大的单身男女，见面不相识。
他希望能寻觅一个同为程序员的伴侣。周青觉得，喜欢是可以量化的，专业水准是量化标准之一。“当今社会，找对象要强强联合。”
不是没有遇到过量化成绩令他心动的女孩，但几条微信过去，对方就不再有消息了。他写过数千行代码，不知如何另起一个新话题。他最近有点气馁，打算寄望于父母介绍相亲。
未来
没有人是不能被替代的，这是周青入职时学习的第一堂课。
当时带他的直系领导给他上的课。后来他被调去其他部门，领导没挽留，他有点失落。此后两年，他和那个部门以技术见长的其他前辈都保持着良好关系，却再没联系过那位领导。
他觉得两人在大系统内的功能相似，自然要互斥的。这两年里他努力成长为那位领导的样子，一个有点特别的程序员：写代码之外承担催促各方提供资源、控制进度的工作。
“每个人都得找到自己的角色。”周青说。
行业永远年轻，90后程序员已是西二旗的中坚力量之一。与此同时，西二旗一家著名技术企业在2017年被曝裁了一批45岁以上的员工，“清理”了34岁以上的交付工程维护人员，将他们转岗、分流。同年年底，一位42岁的技术人员在被劝退后自杀。
在西二旗，几乎每层楼里都有一个传奇程序员，有着夺目的副业。有“股神”“期货神”，最近的风潮则是炒比特币。有位程序员擅长修理国外高级品牌手表，有一套精巧的小工具，将破烂一点点打磨成宝贝。公司能提供给他努力抵达的最高能职位是总监，但上升通道狭窄，几不可能。
28岁的张行对未来已经有些焦虑。他难以忘记被裁员时的复杂感受。旧同事群里一些年纪更长的，迟迟难以敲定新的工作。程序世界费心费力，他觉得随着年龄增长精力衰退，自己很可能会越来越难以招架。一路凭借技术能力上升的前辈有，却不算多。他盘算着，“技术总要转向管理的”。
林一不觉得写代码是“青春饭”，“经验自有价值”。在他接触过的国外技术公司中，四五十岁的程序员比比皆是。他们的积累造就了不起的直觉，为年轻后辈的工作避开很多弯路。
陈嘉嘉看不清未来，“也许10年后的互联网状况会类似如今的通信行业”，“也许又有新的领域被开辟了。”她并不为自己担心，只需努力工作，不要过早被抛下潮头。
“40岁前实现经济独立不就行了吗？”这个29岁的女生小手一挥。
西二旗正处在新的变化中。不少闪耀的招牌下如今留存的只是公司的一些行政主干。大企业纷纷向更远离城市的方向延伸，开辟价格更低的土地，建立属于自己的大型园区。
在北京市更东、更南和更北的地方，崭新大楼竖立起来。每个早晨，人群从北苑、回龙观和通州等蜂巢般密集的居民区苏醒，汇入万千道路，最终抵达那些玻璃幕墙筑成的忙碌世界。入夜后，无数窗口在航拍里呈现出一片灿烂星点，看不清个体的面孔。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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