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我老的老头》，第283-291页：《屈辱中的潇洒》——缅怀作人先生 几曾识干戈？
这一篇《屈辱中的潇洒》——缅怀作人先生，照例从与吴作人先生的相识起笔，写到深交之后一同经历的悲欢苦楚。深情款款，娓娓道来。
黄先生在一九四七年，在“上海美术家协会”的一次餐会上，认识了吴作人先生。但仅有印象而无交往。几年后黄先生在中央美术学院做了吴先生的部下，知晓其绘画和文学上的才华，评价吴作人先生：“温和，亲切，留学比利时画的素描雄强威武，丝丝入扣；一幅风景，展延起伏的草地绿得出油……他的诗词，学养深厚，情感细腻，思维渊博，大才人一个！在文学上，竟然忍得住那么无边的寂寥。”
再后来“文革”开始，他们一同被关进“牛棚”，“版画系一排房子两头一堵，凑成我们几年成为同窗缘分，并从而开始了我们忘年的、牢不可破的友谊。”
写起吴作人先生在“文革”动荡中的遭遇，情感和笔触都极像写李可染先生的那一篇。吴、李两位先生的赤诚纯良之形象也颇为相似。据黄先生讲述，吴作人在“运动”中不活跃，“没有写大字报的才情和胆略”。也是，一个善心人，如何深谙攻奸之道？自然是受欺负的多。黄先生写：“他纯真，从学校到学校而成年，在艺术圈圈里生活半世纪之多，‘几曾识干戈’？”
黄先生则不同，自小流浪在广阔的天地间，身经百战，亲尝百苦，屡打不垮，练就了“不在乎劳役和侮辱”的忍功和自洽。被关“牛棚”时，他谎称自己有传染性肝炎，得以独居一室。床底藏一小砂锅，悠然炖红枣，熬煮“清凉补”，就差没偷偷炖牛肉猪脚了，忌惮的是这样搞会“香味四溢，无疑自取灭亡”。
吴作人先生“冒着传染肝炎的危险”来找黄永玉，说了一段话令人好心痛：“永玉，最近天天晚上，他们拉我到附中地下室打我。要我全身平趴在水泥地上，用棍子打。我怕我会死，要是我死了，你要给我证明有这件事，以后告诉我的家属……”
“为什么打你？你跟谁闹过意见？”
“他摊开两只手，耸耸肩匆匆走了。”
“他怎么这么相信我？连‘不要告诉别人’的招呼都不打。”……
苦难是写不尽的，吞下苦难而不忘稀疏的欢愉，是这本书的另一大动人之处。临近文末，黄先生还不忘讲一两件吴作人先生的趣事来中和一下苦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