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約有10亿人生活在最貧困的地区，如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乌干达、肯尼亚等国----为什么在這些社会里，政治暴力如此普遍？要如何才能遏制它？
在《战争、枪炮与选票》中，保罗•科利尔关注权力，深入探讨为什么政治暴力在最底层10亿人的社会里如此普遍，以及如何才能遏制它。
一、否认现实：疯狂民主
第一章 选票与暴力
• 民主为何降低政治暴力发生概率？政府问责制和执政合法性
• 民主制度应为政治暴力加上双重限制：民众不满的客观基础减少；即使有不满，也很难发动群众对政府进行暴力攻击。
• 高收入的所有正面效应都要建立在民主的前提之上。但是，在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民主既没有实现政府责任，也没有树立起执政合法性。
• 独裁者试图在民主制的形势下保住大权，有什么选择？
a. 翻开崭新一页，做一个好政府
b. 欺骗选民
c. 让少数派背黑锅
d. 贿选
e. 恐吓
f. 设置资格限制，把最强对手排挤出局
g. 在统计选票时做手脚
• 在族群对立的小国，如果没有规范选举行为和操作程序，选举制度将会成为障碍——“越民主越糟糕”。
• 最底层10亿人口的地区，选举竞争未能产生可问责的政府。
第二章 族群政治
• 族群政治很可能影响竞选活动的具体内容。竞选者将会比拼谁更走极端。
• （在底层地区）公民的族群多元性导致公共服务的质量系统性下降。
• 极多元的族群构成与政治压迫相结合的后果是毁灭性的。
• 成功的独裁国家需要什么——选拔团。但是只有当选拔团对自己维持自己权力的能力足够自信，才会撤掉独裁者。
• 没有国家认同，只有族群认同，族群多元性就会损伤国家。
第三章 危局之中：冲突后协议
• 如果没有后续的维和行动，冲突后的选举将是无效的。
• 冲突后的十年内都是危险的，不存在迅速见效的政治药方。
• 经济复苏才是维和行动唯一真正的退出机制。
• 对于援助机构来说，投资在训练建筑业工人可能是很有效的。
• 冲突后社会里，唯一能有效控制暴力的方法是以远距离保证的方式进行维和行动，同时援助资金加速经济复苏。
二、面对现实：残酷、野蛮又漫长
第四章 枪炮：火上浇油
• 在相同条件下，如果一个国家正在同别国交战，军费开销占GDP的比例会比其他国家高1.5%。
• 刚刚经历战争的国家，外部威胁将导致军费增加；在最底层国家，威胁主要来自内部而非外部。
• 面对叛乱的风险，政府会组建庞大的军队来维持稳定。但是，增大军费支出显著地提高了再发冲突的危险。
• 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军费开支总共90亿美元，40%是用发展援助经费来支付的。
第五章 战争：关于破坏的政治经济学
• 为什么有的国家爆发内战的风险比其他国家更高？是什么导致了内战？
• 经济原因——穷是危险的。收入水平和增长率很低会提高暴力冲突的风险，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也会提高风险。
• 历史原因——殖民主义未必是后来暴力冲突的原因；但是上一次内战的影响可能是原因之一，其影响随着时间而衰减。
• 社会结构——族裔和宗教多样性同时存在时，会增大暴力的风险；男青年的比例也有作用。国家安全的规模效应会减少暴力风险。
• 地理——山地可能是一个因素。
• 政治——政治是暴力冲突真正的导火索。
• 内战爆发的定义：发生叛乱。每年至少战斗减员1000人，平均持续7年。
• 要预防冲突，不能着眼于冲突的动机问题，而只能尽力让冲突不易发生。
• 国际社会能做的：通过限制枪械和经费来削弱反政府组织；尝试去除经济发展的障碍。
第六章 政变：不受控制的导弹
• 政变的成本：国家一年收入的7%。以及其造成持续的恐惧后果。
• 民主体制能否降低政变发生的概率？否。
• 政变的决定因素：
a. 高压政策能提高政府察觉政变计划的能力；
b. 一场政变会引发连锁政变；
c. 在非洲，族裔分化大幅提高政变风险；
d. 国家越穷，政变可能性越高；
e. 军队“分而治之”可能会有效；
f. 设定任期限制能减少政变；
g. 政变风险低，可以消减军费；反之则必须增加；
• 政变的后果：政变的政治影响（用政体指数来衡量）、政策影响（用世界银行的国家政策和制度评估分数来衡量）。
第七章 科特迪瓦的衰落
• 可可和咖啡的国际价格下跌，石油进口价格飙升，国家累积外债，国民收入下降，贫困率激增。
• 种植可可的主要是移民，他们不交税但是领取补贴。公务员体系扩张，私有经济崩盘，就业萎缩，收入下降，年轻男性劳动力被迫务农，但是土地被移民占据种植可可。
• 前总统去世，新总统、来自反对党的竞争对手、另一反对派小政党的领袖、军队总司令四个势力混战。法国军队无法解决，利比亚和塞拉利昂的雇佣兵介入军事冲突。
• 最后，来自反对派小政党的领袖巴博和反政府武装领导索罗和解，承诺召开选举。
• 持续十年的政变、战争和选举将国家彻底毁坏。
三、改变现状：政府问责和安全防御
第八章 国家体制建设与民族国家建设
• 国家的形成不是族群凝聚力的结果，而是由暴力的经济性质所决定的。暴力不是建国的结果，不以国家形式存在的社会则往往暴力泛滥。
• 战争的两个产物：荷兰人发明的政治问责制（政府对公民负责）和财产问责制（政府对富人负责）（最终发展成现代自由民主制）。
• 民族国家的塑造取决于政治领导人的选择。如果无法塑造民族认同感，那么必须有坚实的问责制。
• 在问责制缺位的情况下，选举竞争反而阻碍问责制的建立。
第九章 宁死不吃救济粮？
• 国际社会能够提供的两种公共产品：问责制和安全。
• 最典型的最底层10亿人的国家，并不存在“国家主权”。它们需要先成为一个“国家”（Nation），而不仅仅是一个政权国家（state）。
• 让一个政府负责任，必须具备两个关键条件：有制度来决定如何获得权力；获得权力之后，有制度来规范如何使用权力来支配公共财政。
• 建议一：让暴力为民主所用。
a. 以奖惩机制来约束的国际准则
b. 奖惩机制：保护政府不受政变威胁来鼓励他们接受国际标准
i. 国际社会公布选举规范的标准换，换取军事安全保证
ii. 政府决定是否签约
iii. 面临选举可能失败，必须选择是否遵守标准
iv. 如违背承诺，国际社会将收回安全保证
v. 国际社会收回平定政变的承诺，则军队决定是否发动政变
vi. 军队如果政变，国际社会可以选择是否支持，前提是政变者是否接受标准
vii. 政变者必须决定是否接受条件，换取国际社会的军事安全保证
c. 总结：博弈论决定了这个合约的可靠性。
• 建议二：确保政府公共支出的廉洁（滥用职权的核心是金钱的诱惑）
只有将政策制定和拨款两项职能分开，才能使政府严肃考虑政策问题。
• 建议三：由国际社会提供安全防御
互惠互利的安全防御合作
对军费征税，把援助经费和军费水平挂钩
• 把邻国对冲突后国家合理的利益诉求，委托给一个永久的、与冲突后国家没有利益关系的组织（如联合国）。
• 对政变要控制，而不是杜绝。
第十章 改变现实
• 国际维和、远距离安全防御是两个有效方法。
• 自身的利益和同情心并非不可兼得，二者可以融合成一种共同的目的。
• 担忧和愧疚，这两种强大的感情干扰我们的思考。
• 同情心给了我们行动的力量，自身利益则保证我们坚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