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毛年谱（224）】1941年，毛泽东48岁。

如果说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在军事指挥上力挽狂澜的杰作，那么皖南事变后的应对，在整个过程中他对于局势的判断、策略的制定以及分寸的拿捏，则展现了毛泽东炉火纯青的政治斗争艺术。

全面展开政治攻势

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交军法审判。这是此次反共高潮的顶点。

三天后，延安发布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同时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分，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

毛泽东的谈话和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合情合理，引起重大反响，不仅“全党一致拥护，情绪异常兴奋”，而且深受党外人士的好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陈友仁等联名致信蒋介石，谴责政府当局对新四军的迫害，要求释放叶挺；从前怕共产党过于强硬会引起破裂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陈嘉庚等仗义执言；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等也对蒋介石表示不满，冯玉祥说：“只有共产党的十二条，国事才能解决。”

1月25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面交国民党代表张冲转国民党中央。1月27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

同意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逐步撤退的办法，在蒋介石宣布全面破裂（取消八路军番号，宣布中共“叛变”）以前，办事处仍留少数人不走。蒋介石不取消一·一七命令并实行十二条，则不能恢复谈判，这个态度是完全正确的。

苏美施压，日本人趁火打劫

经过广泛抗议与传播，皖南事变在国际上引起广泛重视。斯特朗、斯诺等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报道和评论，向世界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英、美、苏等国都不支持蒋介石的作法，对他形成很大压力。

1月25日，苏联驻中国大使潘友新会见蒋介石，指出中国内战意味着灭亡。使馆武官崔可夫也向何应钦和白崇禧表示内战有害于反侵略斗争，暗示继续内战可能导致苏联方面停止援助。

2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会见蒋介石。8日，蒋介石收到罗斯福希望国共合作的来函。

蒋介石陷入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尴尬境地。更出乎他意外的是，日军都不留情面，趁此机会在1月下旬发起豫南战役，国民党军汤恩伯部向西败退。

2月7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分析日军进攻河南的形势和对蒋介石政治动向：

“此次敌军进攻规模甚大，战况激烈，似比宜昌战役还要大些，完全是蒋、何、白反共计划召来的。”

“蒋介石原知敌人一、二、三月内要进攻的，他之所以发动皖南事变，发表一·一七命令及部署大军进攻淮北、皖东、鄂中新四军，均是想以反共停止敌人进攻”。“岂知日本人的想法另是一样”，“利用国共冲突，乘机进攻”。“故河南进攻，对蒋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的幻想打破了。”

“军事反共事实上既已终结（虽然皖东与关中边区还在进攻），请注意蒋介石诸人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

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政治攻势下，蒋介石几次派张冲、张治中找周恩来商量妥协办法，并且批准叶剑英回到延安。

保持政策定力，及时纠正“左”倾

在群情激昂的时候，容易出现过过激的做法与问题。2月2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起草致彭德怀、罗瑞卿电，指出：

前总在二月九日所发政治训令是不适当的。训令“混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从理论上动摇了‘三三制’，使全军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整个资产阶级都已经或快要叛变了，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苏维埃时期又要到 来了。这样就将中央及全党一年以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都有可能从理论上给以推翻”。

“在现时提倡土地革命是非常错误的，这样将使我们党孤立起来。中央曾经并正在努力向党内外说明党的政策不是土地革命政策而是统一战线政策”。

抵住压力，拒绝国民参政会

这时，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已转到中共方面的参政员是否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问题上。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名单是在皖南事变前夕公布的。中共方面的参政员是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人。

皖南事变发生后，各民主党派希望通过这个会议来缓解一下国共矛盾，纷纷表示这次会议中共方面的代表必不可少。

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也表示，留在重庆，专等观光国民参政会。这给蒋介石造成很大压力，为了摆脱困境，必须争取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出席会议。

参加不参加呢？毛泽东同周恩来电报往来，反复协商，认为不能无条件出席。毛泽东指出：

蒋介石“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目前形势是有了变化的，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

“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目前一关，就好办了。”

蒋介石既要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又不肯答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二条。为了打破僵局，经毛泽东修改审定，又提出中共中央的临时解决办法“新十二条”。但蒋介石仍然不肯接受。毛泽东等人顶住压力，没有参加会议。

3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第六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共七参政员不出席会议之演说，重弹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滥调，攻击中共提出的解决时局善后办法十二条和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但又不得不声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

会议通过对毛泽东、董必武参政员等未能出席大会事件之决议，并以大会秘书处名义再次致电中共七参政员，促其出席会议。

毛泽东评论蒋介石的这个讲话是“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它实际上标志着  ，蒋介石发动的这次规模更大的反共高潮又被击退了。这以后，国共关系又逐渐走向一定程度的缓和。

胜利之后，保持警惕，及时总结经验

3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目前时局的通知，指出：

“从何白‘皓电’（去年十月十九日）开始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至皖南事变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达到了最高峰；而三月六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则是此次反共高潮的退兵时的一战。时局可能从此暂时走向某一程度的缓和。”

“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国民党在其统治区域内对我党和进步派的压迫政策和反共宣传，决不会放松，我党必须提高警惕性。”“在全国和各根据地上，要反对对时局认为国共已最后破裂或很快就要破裂的错误估计以及由此发生的许多不正确的意见。”

这个通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这个通知虽然次日通过，但决定缓发。

5月8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时局问题。会议还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关于我党在反对第二次反共高潮斗争中的教训》的党内指示，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用电报发各战略单位。这个指示指出：  

“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问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

“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

我们的方针是“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时期的两次反共高潮都证明：

“任何的人民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蒋介石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这种力量的存在，除了对于他的反革命政策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便无他路可循。”“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的”。

这个结论，可以说是把蒋介石”拿捏得死死“的。

“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

毛泽东在打退这次反共高潮中制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及取得的重要历史经验，是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高峰。胡乔木说：“经过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党内更团结了，毛主席的领导威信大大提高了。这半年的斗争，对后来抗战、解放战争初期的胜利都有很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