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故事，有关爱，有关奉献，跨越时间，跨越种族，折射出家的力量，折射出我们这个世界的内在联系。”
这一年，我停顿下来，在深圳这个城市，除了短途旅行，几乎哪也没去。我见证了一段不太一样的旅行，它跨越时间，跨越种族，跨越大洲大洋，折射出家的力量。这一段旅行，关乎寻找，关乎自我。
我们终其一生，其实都在寻找，寻找自我。
故事本身
有着非裔和客家后裔血统的葆拉·威廉斯·麦迪逊，前NBC高管和通用电器公司副总裁，2012年退休后踏上了寻找自己客家籍外祖父塞缪尔罗（中文名字罗定朝）的旅程，从此开启了一段跨越地理、种族和文化的寻根故事。
葆拉从2012年开始借助古老的文献和牙买加华人社团的帮助，几经波折，终于获知了外祖父的中文名字罗定朝，并最终找到了外祖父的老家——深圳龙岗罗氏祖屋鹤湖新居，与罗氏家族上百位亲人团聚。她还有有了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罗笑娜。
“这里就是我外祖父出生的地方。我已经把他在牙买加用过的床和部分家具带到了中国，我希望能重新安放在这里……” 葆拉，站在龙岗鹤湖新居客家民俗博物馆的院子里，温和而坚定地说到。她个子高挑，棕色皮肤，一头卷曲浓密的金色短发，独具黑人特征的鼻子,似乎很难找出中国血统的影子，但细细一瞧，饱满光洁的前额，狭长有神的“中国眼”，和罗氏家人又有些神似。这已经是她第七次回到中国，回到“老家”，回到她无数次牵挂的地方。
11月，她的英文原著《寻找罗定朝——从哈莱姆到牙买加到中国》由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推出中文版，她也将为鹤湖新居客家民俗博物馆带来更多有关海外客家后裔的梦想与故事。
关于寻找——出版背后的故事
2016年底，《寻找罗定朝》和《远渡加勒比》出版了，这里凝结了很多人的心血，从胡总的高屋建瓴的丛书方向确立，到他对每本书标题和内容的精准把握，从孔总的多次谈判，到立娜的认真编辑，到杨军的精心设计，以及李斌、周诚的认真排版，期间尽管有许许多多的冲突，但最终这两本书和其他三本如期面世。这个故事本身有关寻找，颇具传奇，而找到这个故事的过程也用了很多的心血，有机缘巧合，也有许许多多人的帮助。
2015年年底，胡总有了一个宏伟的计划，出一套重新整理梳理深圳的丛书，我很幸运地负责执行这一计划。最初，我常常苦于没有好的选题，四处去寻找。作为一个编辑，手上没有书，完全重新开始，那种压力之大，如今回想起来仍然觉得紧张。
博物馆是我寻找选题的第一步。我直接打电话到博物馆，负责当代改革开放史部分的付主任接待了我，又介绍他的同事丰瑞给我认识，还送了我一整套博物馆的丛书。如今这套书成为我文献部分的重要来源。除了向他们介绍丛书，发出邀请，我还偶然看到了龙岗客家民俗博物馆的展览。当时就觉得客家民居非常美，很想做一本书，于是问丰瑞要了客家民俗博物馆馆长孙馆长的电话。我打了电话给孙馆长，她热情地将同事陈武远老师推荐给我，正是他十几年来拍摄了无数客家围屋的图片，并完成了这个展览。我电话了陈武远先生，他邀请我去博物馆看看。
在一个冬日的午后，我就出发了，连我自己也没想到，第一次搭乘地铁去了那么远，到了龙岗中心区。下了地铁，一路问路，终于来到了客家民俗博物馆。到了近前，才发现，这是一个故居改造的博物馆，建筑宏伟，颇具特色。大概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发现原来深圳并不是小渔村变成，原来也拥有很久远的历史，也有值得探寻的历史遗迹。博物馆前面还有一个漂亮的湖，而建筑的名字正是来自这个湖，名为鹤湖新居。了解它的故事的兴趣油然而生，在和陈武远先生聊天的过程中，才知道原来这个围屋已经有三百年的历史了，而且曾经住着那么一个大家族。更想不到的是，这个家族后来居然有了跨越种族和时间的故事，有了我们今天这两本书。
陈先生朴素，不善言辞，拿出了厚厚一本他拍摄的龙岗地区围屋摄影集，有外观、细节，还有建筑形式图，以及简单的介绍，还包括中英文版。他在工作之余走访了深圳龙岗地区大大小小的围屋，他拍摄的很多围屋今天都已经随着深圳的发展，消失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可以说，他的记录为深圳保留了一份珍贵的影像资料。我一直希望能够帮助陈先生促成其作品的出版，可惜至今没有达成心愿。
陈先生又为我推荐了刘丽川老师，她是客家文化研究学者，曾经出版有《深圳客家研究》。在要到刘老师的电话后，我就发了短信给刘老师，表示希望有机会向她约稿，能够拿到这本《深圳客家研究》的版权，作为我们深圳丛书的其中之一。过了好多天，都没有回音，但有一天，突然收到刘老师的短信，说她三月初才能回来，到时联系。到了三月，刘丽川老师和他的爱人张卫东老师联系了我，我冒昧地请求去拜见他们。
刘老师和张老师热情而健谈，正是与他们相识让我才知道这个故事的线索，更重要的是他们几十年来研究客家文化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他们在深圳大学建校之初，从北大来到深圳大学，参与了深圳大学最初的建设。因为最初他们的学术方向是语言，所以他们从研究客家方言开始，不断深入深圳客家人聚居的地区，进行艰苦的田野调查。那个时候，没有汽车，他们二人常常要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深圳的乡野，听客家人的故事，了解深圳客家人的历史演变。正是当年的辛苦，成就了他们今天的成就。听着他们彼此相濡以沫携手相助的人生故事，也觉得非常羡慕。
刘老师家古色古香，在刘丽川老师家看到这幅字，印象深刻。
“无富色无贵色无学问色方成士品；有书声有织声有孩儿声才是人家。”
刘老师听说我在寻找好的深圳故事，就介绍刚好他们的学生罗敏军最近写成了一本书，是有关他的外祖父当年远渡牙买加结婚生子，并有后裔如今回到中国寻找的故事，同时告诉我他们的学生的非裔表姐还出版了一本英文书。他们认真地把罗敏军先生的电话给了我，嘱咐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深圳故事，对客家文化而言也是极其好的个案研究。对于刘老师他们，我也一直觉得愧疚和可惜，因为那本客家文化研究，也一直没能获得版权，让其纳入我们深圳。期间有我的疏忽造成的误会，好在我和刘老师他们在这两本书出版之后又保持了联系。
告别了刘老师，我立刻打电话给罗敏军先生。最初他并不是很积极，大概是觉得我还比较陌生吧。回想起来，从最初联系到如今出版，我和罗敏军先生大概已经有上百次电话联系。我记得确定出版的一个电话几乎打了40分钟，打得我耳朵都疼了。罗先生娓娓道来，将前因后果为我介绍。大概也是因此，他能花费数年时间从一个客家人成为一个致力于客家文化研究的专家，用认真的考据写成了这本书。
大概是同一时间，我和最初2015年讨论选题会时认识的杨阡老师询问有关白石洲的故事，他告诉我他也听说了鹤湖新居的故事，而且鹤湖新居的美国后裔葆拉女士即将来到中国举办一场观众见面会，是由南友圈举办的。他热心地为我介绍了南友圈的组织者单增辉，并把我拉入了有关见面会的客家人研究群。就这样，在3月中旬，我去欢乐海岸参加了葆拉女士的纪录片放映活动。第一次，我认识了葆拉女士，第一次，我终于见到了罗敏军先生。尽管我们谈得不多，但葆拉女士的纪录片让我印象深刻。那一次的活动还得到了美国领事馆的支持，隆重而友好。我作为出版社的代表还出现在活动展览板上。那一次，因为带着儿子和老妈去的，他们也和我一直等到晚上11点，为了能和葆拉女士和罗先生在放映结束后聊一下。那一次，我还认识了有志于客家影像研究的邓世杰。那一次，回来的时候，开车找不到方向，我第一次对着儿子发火骂脏话，给儿子留下了很不好的记忆，想想都愧疚。
也许是冥冥之中有种力量吧，正当我懊恼用了这很多心力，依然找不到一个好选题时，罗先生又给我电话了，他说希望能够有机会将两本书同时出版，并提供一些出版资助。而此时，我们的原创出版物资助计划也已经申报，开始有了利好消息。我也敢于开始放手去做了。经过多次探讨，我们终于签订了出版协议，我立刻联系了我南开外语系的同学马静，她的专业就是翻译，有多年的翻译经验。和她商订后，我们就开始分头着手翻译。尽管我的部分相对较少，但对于一个很久没做文学翻译的人来说，难度还是不小。从7月到9月，几乎每个晚上，我都安坐在书桌前，争取做到每天一页。虽然有时心焦，有时无奈，但是灯光下查阅词典，反复琢磨的时刻是让人最安心的时刻。
白天的工作也异常忙碌，因为还有其他的书稿也一起来了，好在有立娜的帮助，她的认真和细致帮助我克服了很多问题。白天做编辑，晚上做翻译，这种充实感，不觉得累，倒觉得充满了干劲。
翻译工作完成了，我和同学反复互校审定，自觉已经非常仔细。我不能做自己的责编，于是请立娜来做。当你从一个编辑变成一个创作者时，我发现这是完全错位的感觉，我恨不得全部包办，也恨不得一改再改。立娜的认真和纠结这时变成了我的魔咒，看到她改过的通篇红笔，作为一个翻译者，那种感觉是非常崩溃的。此时的我仿佛恶魔上身，觉得不可接受，不信任她的文字，于是不断争执。后来我拿到她重新编辑完的稿子，自己再一字字修改时，我意识到我是多么自大。尽管因为语言的问题，也有改错的地方，但她的逻辑和细心，帮助整个文字有了很大的提升。当然我们的翻译还是有很多疏漏之处。毕竟，翻译无止境。
因为是外版书，编务正尧还要帮我们确定版权登记和书号申请，期间也费了不少心力。
离25号出版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尽管老大没有明确给出出版时间，也没有用什么特别苛刻的语言，但是我知道那种压力（很感谢领导们的宽容，给了我们那么长时间准备）。而我和同事那时一个还要面对考试，一个还要面对培训。就在我们确定11月中旬的出版时间时，罗先生告诉我葆拉11月13日要从美国来深圳了。我和立娜希望能够提前一周完成整个出版工作，可以在葆拉到来时一块做宣传推广。
罗敏军先生的《远渡加勒比》已经开始排版了，但《寻找罗定朝》还在修改中，接下来就是疯狂的一个月，不断催促，不断争执，不断吵架。靠着设计师周诚的冷静和专业，我们终于在10月底把《寻找罗定朝》赶了出来。好多次，我都想三步并作两步，但周诚告诉我们，一定要按照程序和步骤来，出书是需要过程的，只有保证了过程，才能保证质量。也正如他所言，因为他的坚持，我们避免了很多错误。
11月13日，葆拉要来了。我和城市设计促进中心联系，是否可以一起合办一场活动。城市设计促进中心想到一个很好的话题，新客家，新遗产。于是就这么定下来了。一边制作宣传海报，一边继续紧锣密鼓地筹备五本书。那个时候，我知道我们的书出不来，但是葆拉可以在18日返回深圳，于是我们把整套丛书的新闻发布会提前了一周，到18号。
12号，那个周五，我们赶到印厂，去盯最后的蓝样。仍然不断地修改，不断地崩溃。《她的老街》作者张黎明老师彻夜都在配合做最后的确认。那个时候，我们其实都有点没底，真的能在18号与读者如期见面吗？中华商务印刷厂全力配合，但也因此不断面临调整，因为纸张，因为印工，必须迅速地决定，是否要修改。为了最后的时间，我们做了好多妥协。
13号的那个周六，活动如期举行了。尽管还带着忐忑，尽管带着书还没出来的遗憾，一场有关新客家，新遗产的讨论热烈地进行了。这一次活动，我又见到了刘老师，这一次活动还得到了胡总百忙之中的支持。来自CNN的记者也和葆拉一起来到现场。这一次葆拉还带来了更多的寻根旅者。
从13号到18号，所有的压力转到了印厂那里，因为不管怎样，我们已经交付印刷了。就在焦急和等待中，我们紧张地筹备18号的新闻发布会，要准备新闻稿，要联系媒体，要确定送货时间。
好在，18号，书如期出版了。新书发布会吸引了众多读者，也得到了众多媒体报道。
书出版了，这不是终点，我们的寻找还在继续。对于罗先生和葆拉，我还希望能把他们的书卖好。
做书的乐趣也许就在这。
客从何处来
爱开始的地方
罗氏家族的传奇故事起源于葆拉的外祖父罗定朝。20世纪初，当罗定朝作为契约劳工远渡重洋前往加勒比海时，他也许想像不到100年后，他的牙买加后代会移民到美国，又追寻到中国广东。300多名后代子孙会团聚在老家的祖屋，在流传了3000年的罗氏族谱上寻找他的名字。
“我们从哪里来？” 这是葆拉和她哥哥从小追问母亲的问题。 “来自牙买加。”母亲总是说。然后呢？然后就讳莫如深了。
“我们在这样一种氛围里长大，有些事显然不对劲。我们生活在彻头彻尾的矛盾之中：世界上最重要的，就是家庭。我的母亲会这么坚持；但是，我们却没几个家人。我一直纳闷：如果家庭最重要，为什么我们没有更多家人？”在葆拉的心中，她一直有疑问，为什么他们不像哈莱姆大多数非裔一样，有很多很多亲戚。母亲备受争议的黄色皮肤和他们兄妹三人的非洲面孔则一直让她在内心追问自己的命运之谜。
葆拉出生在美国纽约哈莱姆，从小从她的母亲那里听说了中国外祖父塞缪尔·罗的故事。塞缪·尔罗20世纪初从中国来到加勒比海的岛国牙买加，在辛苦筹办的中国商铺结缘了牙买加女子艾伯莎——葆拉的外祖母，相识相爱，并孕育了他们的女儿内尔·薇拉。1920年，塞缪尔·罗因为他的中国未婚妻来到了牙买加，随之和艾伯莎断开了关系，当他希望抚养与葆拉祖母孕育的三岁女儿内尔时，艾伯莎决意带着孩子永远离开塞缪尔·罗，随后却又将内尔留给了自己的母亲抚养。内尔在孤独沉默的环境下长大成人。
1933年，15岁的内尔带着对父爱的渴望来到圣安斯贝寻找父亲，却只见到父亲的兄弟。叔伯们告诉内尔，塞缪尔已经启程回中国了，不会再回来了。叔伯们将塞缪尔留下的一副珍珠耳环送给她做礼物。她在牙买加故乡认识了同为非婚生子的丈夫。1945年，内尔以华裔身份移民美国，独自抚养三个孩子长大成人。
内尔是罗定朝的长女，也是葆拉的母亲，她长得很像中国人，瓜子脸，肤色白皙，五官精致。罗笑娜在书中描写了母亲的美貌：小时候他们家住纽约黑人区哈莱姆，母亲与众不同的容貌总引来街上男人的目光。她身材高挑，穿自己缝制的衣服，气质高雅，同时又有着凛然不可侵犯的坚定姿态。 在葆拉的记忆里，母亲一生郁郁寡欢。葆拉和她的哥哥是在母亲的严苛教育下成长。在学校他们永远都是最顶尖的学生。毕业后，一直努力奋斗，兄妹三人最终都建立了卓越的事业。葆拉从调查记者做起，后加入美国广播电视台担任高管，退休前任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副总裁。她曾在2005年被评选为美国企业界75位最有影响力的非裔。
她的母亲2006年带着遗憾去世，终身再没有见到自己的父亲。葆拉深刻记得母亲的悲伤——被迫离开家人的生命残缺感和孤寂感始终挥之不去。2008年，当她作为NBC环球的执行副总裁到访北京奥运会，她有一天突然似乎在北京的街头看到了母亲的面孔，似乎找到了属于她的生命基因。
2012年，葆拉退休后，决意带着疑问，为母亲开始追寻外祖父的人生。
客家移民的淘金梦
“2012年，我开始制作一部纪录片，一部有关寻找我的客家籍外祖父、我的华裔牙买加母亲和我自己——作为黑人、华人和牙买加人混血儿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是一个有关失去、遗弃、发现和联结的故事——一个跨越了国界、种族和肤色的故事。这部纪录片后，我意识到关于我的外祖父，我的母亲和我，还有更多的故事要讲述。”她在中文版前言中写到。
“历史从来不仅有一种解读，家族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种有温度、可触碰的家族记忆。衷心希望罗氏子孙能够通过这本书，充分了解客家人勇于开拓、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继而像祖辈一样，凭借勇气、睿智和勤奋开拓事业，将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
“罗敏军，葆拉的中国表亲，谈到了他们同时推出家族故事的动因。客家族群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它源自于中原，是汉民族内部的一个系统分明、具有独特个性的分支族群，也是汉民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客家人” 这个称谓是源于闽、粤地区的先居土著对自宋朝以来始迁当地占籍汉民的专称。据考证，从西晋永嘉之乱（311）开始，中原地区的汉民经历了5次大举南迁，先后抵达粤闽赣三地交界处，与当地土著居民杂处，互通婚姻，融合演化，才最终形成今天相对稳定的客家民系。客家人行走天下，移民世界，且在海外商界不乏成功者，有着“东方犹太人”之称。 “正如1850年代成百上千的中国广东籍劳工，我的外祖父从香港搭乘轮船前往牙买加。1905年，他开始南美的甘蔗种植园里辛苦劳作——自从1830年代英国人废除了奴隶制，解放了中南美洲土地上的非洲人，开始雇佣华人工作。很多华人告别留在国内家乡的妻儿。移民法让许多的家庭分离——有些永远无法团聚。这其中很多劳工与牙买加当地妇女组成家庭。很多人在牙买加当地成为店主、纳税人，并且孕育了混血儿。”葆拉写到。
罗敏军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介绍说，19世纪初，非洲黑奴贸易被废除，西方殖民国家在美洲地区大力拓展的种植园、采矿和铁路运输业，急需大量劳动力。广东台山和惠（阳）东（莞）宝（安）等沿海地区客家移民中的先驱者，开始以“契约劳工”的身份漂洋过海来到那里从事苦役。客家民谣中有一首“过番”，生动地描述了客家人早年漂洋过海的心境和惨况：“至嘱亲友莫过番，海浪抛起高过山。晕船如同天地转，舱底相似下阴间。”在经历了地狱之旅后，罗定朝到达金斯敦开始谋生。他从最初在山区的小商铺打工，到前往山区小镇摩可、圣安斯贝和金斯敦开店，经历了无数艰辛，艰苦创业十余年，终于从小本生意发展到中等规模的商店。凭借客家人吃苦耐劳的精神，他积累了相当的财富。虽然经历了火灾和兄弟分家等事，他依然信心满满，努力拼搏。
葆拉先后数次前往牙买加和中国了解外祖父在牙买加艰辛而又辉煌的创业史。她不仅精心收集了多份外祖父在牙买加和中国之间往返乘坐轮船的乘客名单，还保留到了大量当地报纸《拾穗人日报》有关外祖父经商、捐款、商店被人纵火、重建商店、诉讼、变卖财产等28篇报道、1920年外祖父在牙买加的结婚登记证明和她母亲这一辈11个兄弟姐妹的出生证明等。 罗定朝在牙买加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先后在牙买加各地创办了零售商店，直到19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牙买加经济受到重创以及反华势力抬头，他才被迫带着妻儿回到中国。在寻亲的过程中，通过各种文献资料以及牙买加和中国亲戚的口述，葆拉逐渐拼接出外祖父辉煌而苦难的一生。三千年的家族团圆了因为并不了解外祖父的中文名字，以及来自何方，葆拉的寻找过程可谓一波三折，辗转反复。借助有关牙买加华人的纪录片和文献，葆拉开始查阅当年前往牙买加的轮船乘客名单，并查到了外祖父的名字塞缪尔·罗和他妻子的名字。
在多伦多的客家研究大会上，她认识了她的一位罗氏亲戚，也是一位客家文化研究学者——罗金生。在罗金生的帮助下，她终于联系到了罗在牙买加的亲戚，又进而联系到了那位亲戚在中国的亲戚罗早舞。无巧不成书的是，这位罗早舞的父亲正是塞缪尔·罗。也就是说，罗早舞是葆拉的同父异母舅舅！而罗金生原来也竟然是葆拉的表亲！ 2012年8月葆拉首次来到中国深圳罗瑞合村，第一次见到了外祖父的亲人。当她把母亲的照片拿给舅舅看时，舅舅和姨妈都异口同声地认为和他们的父亲是一样的。 她也第一次见到了外祖父出生成长的老家，并随后在那一年的12月将牙买加、美国的20位亲戚一同带回了中国，与罗氏300多位宗亲举行了隆重的聚会。罗定朝的海外血脉和中国血脉就此团聚了，亲情从此隔着太平洋往来不断。
罗敏军
更为传奇的是，罗定朝所出生的罗氏家族是赫赫有名的鹤湖罗氏，罗氏家族已有三千年历史，历代都是名门望族。而祖屋鹤湖新居兴建于1782年，是先祖罗瑞凤经商致富后所建造，也就此成就了鹤湖罗氏在18世纪19世纪的鼎盛发展。此后，经历时代变迁、战乱频繁，鹤湖新居尽管也饱经风霜，但幸运地保存了下来，直到1996年，被龙岗当地政府出资修建保护，作为客家民俗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
当上百位罗氏血亲重新汇聚在鹤湖新居，古老的围屋又焕发了新的活力。十八位与葆拉一样黑色或棕色皮肤的罗氏后裔回到了古老的祖屋，开始倾听先祖的故事。他们还拥有了自己的中国名字。他们按照传统的方式向列祖列宗叩拜，罗氏族人也把他们的名字写进了族谱。
客家精神
“直到今天，很多牙买加移民的后辈都永远没有踏足过先人的故乡——中国。很多人不知道如何找到他们在中国的家族和家乡。”葆拉说，“也许你们想象不到，今天的美国，有很多我这样的华裔和非裔的混血儿，来自中南美洲，在美国的各界都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的故事可以为他们的寻根开启一扇门。“ 葆拉将这一切都记录了下来，她所拍摄的纪录片在美国的非裔和华人圈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先后获得了多伦多和麦城电影节的观众票选奖。2013年，她又将自己的故事写成了书，在全美发行，并制作了有声版。而她也开始将自己的精力继续投入推动客家文化的研究和发展中。今年3月，她还带着自己的纪录片在中国四个城市做了巡演，同样获得了广泛关注。
“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非常重视个案研究，因为要想认识并解释清楚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只有大量积累“区域的、个案的、具体事件的研究”，才能准确“表达出对历史整体的理解”。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具体个案研究出现。有了它们的出现，我们才有可能“回到历史现场”，深圳的乡土史、华侨史也才有可能更加丰满、鲜活起来。“客家文化研究者刘丽川和张卫东老师在第一次见到笔者时，就热诚地推荐了这个跨越国界和种族的寻根故事。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推荐，才有了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这两本书的策划出版。 客家人以家族为中心，重视血脉关系，将其视为重要的传统和信仰。而葆拉寻根的故事正是客家精神的体现。 “这本书也是为了让中国人了解他们和海外华裔之间的纽带是多么强大。这样的家族联结超越了国界、种族和时间。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出生在中国的客家后裔来说，我们知道自己来自中国。欢迎，我们回到了中国的家！”葆拉在书中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