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相情感障碍与抑郁症是两种机理不同的疾病，它是一种既有抑郁发作、又有躁狂发作的疾病。二者交替循环发病，一个阶段是化悲为喜，一个阶段又转喜为忧。仿佛有两个不同的人，交替出现在同一个身体里。

“舅舅，你都快40岁了，天天待在家里，不去工作，还要外婆外公养，外婆外公死了你怎么办怎么办啊？”9 岁的小外甥又开始教训我了。

是啊，一表人才的我曾经是父母的骄傲、家族的希望。从小就成绩优秀、能说会道，小学、中学、大学一直是文艺积极分子，晚会的主持人，演讲赛的最佳辩手。一下课小朋友就围着我，要我给他们讲杨家将、薛家将、神雕侠侣的故事，博学多才是大家对我一致的看法。

而我自己却感到一丝奇怪：这么能表现，大场合一点儿都不怵，和小伙伴在一起时却没什么话，关系也处不好。

好像有两个我，一个阳光豁达积极，另一个内敛拘谨懦弱，同时藏在我的身体里。

躁 郁

1999年8月19日，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

我在大学读的是旅游管理专业，当时在一家旅行社实习，带客人游览上海。突然那天，我觉得说不出话，不敢看人的眼睛，动作思维明显减慢，脑子重而沉，觉得脑子里有一股力量把我往后拽。

我感觉不对劲儿，就去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看门诊。先是填了量表，医生问了我一些问题，确定我是抑郁发作，就配了安拿芬尼（老款的三环类抗抑郁药）。

只吃了四天，我就感到脑子里的那股力量要往外喷射出来，人完全变样了。不睡觉也感觉精力无限，食欲和性欲猛增，眼神异常犀利，没人敢跟我对视。思维疯狂运转，给通讯录中每一个人打电话，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

晚上不睡觉，写工作计划书，洋洋洒洒几千字一气呵成。写书法，临摹李白、苏轼、辛弃疾狂放派的诗词，挂在床头，父母不许就和他们吵架。觉得自己体力很好，从杨浦走到外滩，两个小时也不累。去上海申花队要求加入，人家不接待，就买几条中华烟给门卫。每天打扮得干干净净，出入高档场所，见人只说英文。在咖啡厅让服务员帮我看一下包，我去洗手间，回来后给服务员1000元小费。

有一次去国际会议中心，不知道市政府正在里面开会，因形迹可疑被安全局的人带到保安室接受讯问，因为实在没有犯罪证据被赶了出去。买了一样电器觉得不好想退，店家不允许，就把人家告上法庭，在法庭上侃侃而谈，官司输了也毫不在意。

那一次是最厉害的躁狂发作，想想都后怕。一直持续了半年（其间不吃药），之后就抑郁发作，动不了，天天在家里睡觉，一天睡 20 个小时，一天只吃一碗泡饭。对任何事情都没兴趣，最长两个月不出家门。

谋 生

2002 年我进了一家外企做销售。那时状态比较好（已经稳定吃药了）。三个月后，我的业绩全公司第一，最多的时候我个人业绩占整个公司的七成。总经理非常赏识我，2004 年我被派到国外培训，回上海后独立负责新项目的运作。

可是状态老是起伏不定，一个月正常10天、抑郁20天，我只能在好的时候拼命工作，不好的时候就去书店坐一天。

同事和领导隐隐约约感到我情绪的反常，但不知道是病，我也不敢说。新项目做得并不好。2007 年北京分公司发生变故，我自告奋勇提出去北京。总经理考虑后同意，我春节后赴任北京 分公司担任总经理（当时有些兴奋），工资增加一倍。

刚到北京的时候状态好，什么事我都抢着做。招聘、培训、 财务、开发市场、维护老客户，北京的同事也渐渐认可我。其间觉得好了，就自行停药。这是非常大的错误。四个月后，抑郁又 一次发作，我加大药量还是不行。去安定医院治疗无效，我把药量加大到 4 倍，身上出了红色药疹，却还是抑郁。

我知道撑不下去了，打电话给总经理，说要退掉已经租赁的公寓，回上海。总经理电话里没说什么，只发了短信说：“你在搞什么？”

回到上海，经过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两个月的治疗，身体基本恢复了。再进公司，每个同事看我的眼神都变了，有的说我精神分裂了，有的建议我去参加特奥会（特奥会就是精神智力残疾人运动会，当时正在上海举行）。

我知道待不下去了，于是辞职。这家外企我干了六年，是我工作最长的一家公司。之后又应聘了几家公司，职位都不低，但最多干三个月必定抑郁发作，走人时连工资都不知道怎么去讨要。

后来我觉得还是找个兼职吧，不要朝九晚五，发病了也好休息。我摆过地摊，做过电话销售，发传单，卖葡萄，卖助动车，帮证券公司开户。这些工作都没有底薪，尝尽了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

记得有一次去建材城拉客户证券开户，三天我脚上就起了5个水泡，一周我的大脚趾盖都脱落了。有一个水泡在两个脚趾之间，非常痛，不能走路，我就用一张餐巾纸裹在两个脚趾之间。晚上回到家，脱下袜子，发现泡破了，纸巾和皮肤粘在了一起。我用力一拉，整块皮肤都撕下来了。看到红色的一瓣瓣的肉，我哭了。

的确开了几个户，我本可以拿到佣金，但后来抑郁发作，一个多月没去公司。公司说我不来报到，就不发佣金给我。我也没办法，因为没有劳动合同，一切都是公司说了算。

就这样还要被父母骂：你怕苦怕累，好逸恶劳，啃老。我反驳不了……

治 疗

2008 年和 2009 年，我都是在床上度过的，只是被姐姐硬拖着看了一次世博会。病友说电击对我这样的老病号有效，可我自己的钱早用光了，开口问妈妈要钱，被妈妈一口拒绝：你没病，别跟我说，你去跟医生说……

当时我真的绝望了。妈妈是非常爱我的，但是她坚定地认为我没病，是偷懒。我说服不了她。

那晚我去外滩站了一夜，面对着黄浦江我重复着一句话：跳还是不跳。这样活着没有尊严、没有质量，死了对自己对家人更好。而另一个我说：你这样来人世间一遭不值得，再试一种治疗方式吧，万一好了呢？万一好了呢？

爸爸给我钱让我去做电击，但是做电击一定要有人陪同。长期不接触社会，我的人际关系都断了。妈妈不能指望，爸爸在上班，我含泪把这件事告诉了爷爷。爷爷85岁了站都站不稳，一拍胸脯：大孙子我陪你去。

从家到医院要坐一个半小时的地铁，上海早高峰的地铁挤得前胸贴后背，我和爷爷挤在人堆里，听到他大声地喘着气。我握紧他的手，眼泪再也止不住了……我不敢看他的脸，老人家80多岁了，一天没享到孙子的福，现在还要陪着患精神病的孙子去做电击……

电击之后稳定了几个月，但还是抑郁发作。我了解到上海某医院有手术外科治疗抑郁症，就是在头颅的两侧各钻一个小孔，用电极丝探入毁损病变的神经通路。那个主刀的医生说肯定有效，但整个手术大概需要 3 万元。我身上没有钱了，爸爸看我老治不好也不愿再给我钱。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要试一试，透支信用卡，还不上拉我去坐牢也无所谓了。

最近又开始吃药了，现在效果不错，但我知道以后还是会复发的。也不再找工作了，现在在一个抗抑郁组织里当志愿者。虽然没有收入，但我想帮帮那些病人，他们比我惨的多了去了。我再怎么说也是上海户口，饭还是有的吃的，也有睡的地方，那些没有依靠的病人怎么办啊？

有一次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门口看到一个小伙子跪着要饭，地上一张纸上写着：没钱看病，我想活。一边放着厚厚一摞药费单和一大堆药壳子。

我问他：

“小伙子你怎么啦？”

“没钱看病。”

“你有医保吗？”

“没工作，没医保。”

“你父母不帮你吗？”

“父母不理解。”

小伙子哭了，我也哭了。

我把身上所有的钱 17 元 5 角都给了他……

作者◎迪诺龙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