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看手机，已是凌晨一点半，还是没有什么睡意，妈妈一有动静我就起来，换尿不湿，擦拭身子，翻身，把手掌曲成盘子状敲打背部，自下而上地敲……这一切我都做得得心应手。
现在的妈妈，又回到了得病初期的模样。
四年前的11月11日那个晚上，终于在我起床一次又一次去看爸爸的一分一秒中度过去了。
爸爸睡醒了，我去扶他坐轮椅。床头绑着一条粗大的红布绳，那是妈妈的创造发明。
在无数个日夜里，已七十多岁的妈妈，想尽各种办法，把身高一米八多，体重一百六七十斤的爸爸，从轮椅内抱上抱下。妈妈出事前不久，我和妹妹都劝她找个护工，妈妈总说护工去了不方便，这是一方面，妈妈更是心疼钱。她一再说，自己还是可以的，晚上睡不好，白天可以补个觉。听妈妈这样说，我想当然地认为，妈妈还能行。其实妈妈已经很累了，终于有一天，妈妈说了一句话：“我替你们挡了很多（后面的话妈妈没有说，是困难？是劳累？是无奈？）。”之后不久，她松了口，说搬家后就找护工。
我让爸爸拽住红绳往床边挪，连拉带拽，慢慢把爸爸移到床边，再提着爸爸的裤腰往轮椅上挪，谁知一下子没弄好，爸爸半悬在了床和轮椅中间。我一下子冒出了汗，人就像要虚脱似的，只好一边使劲拽着爸爸，一边给先生打电话。
我照顾爸爸才不到一天，就已精疲力竭，十多年，那么多个日夜，不知道妈妈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弟弟从医院赶了过来，说妈妈还在急救室。我考虑到天开始冷了，就找了两件妈妈的毛衣让他带去，弟弟犹豫了一下，轻微叹口气，没有说什么，还是拿着走了。
当天，弟弟又回家，把我替换下来，我才得以去了医院。此时，妹妹已从北京赶回来。
医生告诉我们，只允许一名家属进入抢救室看望病人，只能待半个小时。先生说：“让文君先进去吧。”后来，先生告诉我，他是考虑妹妹平时不在妈妈身边，所以让妹妹先见。
一道白色的帘子，将抢救室与我们隔开。透过玻璃窗，我目不转睛地看着室内，妈妈的头发已剃光，浑身插着管。我才明白，弟弟拿着妈妈毛衣时的表情——毛衣，妈妈已无法穿了。我的眼睛紧跟着妹妹的一举一动，看她端着盆子，拿着毛巾，给妈妈一点、一点地擦拭手和脚。
第二天，我也穿上医院专用的看护服进入抢救室，妈妈还是处于昏迷中。在限定的半个小时里，我一边拿毛巾给妈妈擦拭，一边对妈妈絮絮叨叨地说着话。妈妈，我是文丽，您能听见女儿说话吗？文君从北京回来了，昨天还来看您呢，妈妈，求求您，快醒过来……
姐妹俩站在主治医生面前，医生面容严肃地告诉我们：“老人是脑动脉瘤破裂，病情严重。手术后，极大可能是植物人，恢复再好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一般情况下是生活不能自理。你们考虑一下，是否要动手术？是开颅，还是介入？”
我和妹妹紧紧盯着医生，全神贯注地听着，生怕漏掉医生说的每一个字，对医生问的“是否要动手术”，连连点头，对他说的严重后果，也连连点头，表示明白和理解。
尽管医生说得很严重，但我心里一直有个坚定的信念，我相信妈妈一定会苏醒过来。这种信念里，不排除有对医学的无知，但我就是相信。
这个信念是如此的强烈。先生有意无意地告诉我：妹妹很坚强，很看得开，她和弟弟、先生商量，是不是考虑买墓地。当听到这句话时，我一下子崩溃了，哭得喘不动气，对此，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全家围绕送妈妈去北京、还是济南，抑或是在当地医院动手术进行商量，最后是先生一锤定音：去外地，在路上有许多不可控因素，还是联系专家在当地医院做介入手术。妹妹从朋友那儿打听到，正巧有一位专家在临近的城市就诊，于是就联系朋友请了专家过来。
在手术室外，我的心没有“扑腾扑腾”剧烈地跳。一切都交给了专家，还有先生和弟弟妹妹，我们在一起，筑成阻拦病魔的一堵墙。我似乎是平静的。没有什么原因，但我就是相信妈妈会平安度过手术。
手术室的门开了，我们冲上去，一脸和善的专家走出来，微笑着告诉我们：“手术成功。你们母亲的血管有点畸形，手术时费了很多事。”
谢谢医生！我和妹妹双手作揖，弟弟和先生连声感谢。
……
天，终于亮了。
五点半我就起床了，给妈妈更换尿不湿，擦身，用棉球蘸着漱口水清洗牙齿，通过鼻饲管给妈妈喂水、喂饭、喂药，正在忙着，手机突然响了，爱姐的声音传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