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雒宏军
从来没有这样一本书，能够让人望而生畏，不敢去读，然而一旦翻开，又不忍释手，这本书就是斯蒂芬·茨威格所写的《良知对抗暴力——卡斯泰利奥对抗加尔文》。书是朋友推荐的，起初大概翻了翻，发现讲的是十六世纪的宗教斗争，兴趣不是很大，更害怕头绪太多，无法卒读，所以就一直放在桌边。直到几天前，偶然翻起，发现内容和想象完全不同，语言生动，思路清晰，竟然如此惊心动魄，发人深省，于是，就一口气读完了。
约翰·加尔文大名鼎鼎，在高中历史课本中就有介绍，他是法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神学家，基督教新教的重要派别加尔文教派（在法国称胡格诺派）创始人。加尔文是个宗教改革家，也算是造反派出身，但是他对各种“异端”却是极端仇恨，镇压起来毫不留情。1541年9月，经过几番斗争，加尔文终于执掌了日内瓦的宗教大权，从而开始实施他的社会理想，把日内瓦营造成天底下第一个由神职人员管理的国家：一个没有一切世俗邪恶行为的社会——一个没有腐败，没有混乱秩序、没有陋习与罪孽的社会，一个真正的耶路撒冷——拯救人类将从此出发。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实现这个乌托邦呢？就是教会纪律，由专门成立的“教会纪律监督委员会”来实施，从此，整个日内瓦就不存在隐私了，到处都是告密者，“紧紧盯住每一个人的生活”，还包括每一个人的言论和思想。各种各样的禁令不断被颁布，日内瓦人只能根据加尔文对《圣经》的解释去生活，那些违反教义的人就会被投进监狱，那些唱反调的就是异端，就是背叛者，要上绞刑架或者火刑台。依靠恐怖手段，加尔文最终成为日内瓦的独裁者。
曾经享受着自由生活的日内瓦人，为何会钟情于加尔文的独裁统治？请允许我大段摘录一下书中的文字。事实上，芸芸众生由于面临会使人精疲力竭的众多问题——面临生活的复杂性和责任性，为了避免为众多的复杂问题而操心，期盼天下有一种规矩可循；期盼有一种普遍有效、不会更改和权威性的制度，省得他们自己去动脑筋。——芸芸众生期盼有一个救世主能解决人生的各种问题，而正是这种期盼成了一种真正的酵母：这种期盼为一切社会先知和宗教先知铺平了道路——每当一代人的理想失去热情和光辉时，一个具有诱惑力的人只需挺身而出并且断然声称，是他，而且唯独是他找到了或者说首创了新的救世之道，那么成千上万的人就会趋之若鹜，将自己的信任寄托在这个所谓民族的救星或者说世界的救星身上。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总会首先在世间创造出一种新的理想追求——这大概就是新的意识形态的深奥莫测的意义吧。因为每一个向世人许诺人类最原始的梦想——国家的统一和政治的清明——的欺世盗名者首先就会从世人身上得到最神圣的力量：献身的意愿和满腔热情。数以百万计的人就会像中了魔似的心甘情愿被压迫、被蹂躏、被宰割，而且这样一个欺世盗名者向世人要求越多，世人就会越痴迷于他。自由——昨天还是世人们心中至高无上的渴求，他们却可以为了取悦这个欺世盗名者而自愿将自由抛弃，只是为了更加俯首帖耳地服从他的领导，而塔西佗那句古老名言——“我们被投入奴役的状态”就会一再得以实现，以致各个民族陶醉在充满激情的团结之中而自愿被投入奴役的状态，同时还要赞美抽打在他们身上的皮鞭呢。
这时，米格尔·赛尔维特登场了。他是个医生，西班牙人，因此身上有一种堂·吉诃德的气质。赛尔维特只是业余的基督教研究者，但是他认为自己对《圣经》的理解更为严密和科学，于是就给加尔文写信，希望能够得到加尔文的理解与支持。加尔文并不怎么理会赛尔维特，但是赛尔维特非常执着，一次次的来信，甚至专门写了著作来对抗加尔文的《基督教教义》。赛尔维特终于让加尔文大怒，他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赛尔维特大肆攻击我的著作，并用辱骂的批注在上面又涂又画，就像一条狗咬着一块石头来回啃个没玩。”在加尔文的策划下，赛尔维特被人高密，关进了法国维埃纳的监狱，不过维埃纳人并不打算为难赛尔维特，他最后越狱了。四个月后，不幸的赛尔维特被自己的勇气所驱使，竟然来到了日内瓦，并且参加了加尔文教派的集会。在一个遍地都是猎鹰般眼睛的日内瓦，赛尔维特被捕了，被捕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行，只是因为他挑战了加尔文的权威，对《圣经》做了不同的解释，由此成为“异端”，而在当时，被定义为“异端”的，就等于判了死刑。日内瓦的行政公署受到加尔文的压力，最后判处赛尔维特火刑，并且是火刑当中最为残酷的一种，用小火慢慢烤死。听到对自己的判决，赛尔维特魂飞魄散，可见他并非一个有着钢铁意志之人，他希望先让自己被剑砍死，但是当询问他是否愿意放弃自己以前的言论来换得减刑的时候，赛尔维特又拒绝了这个交易。当大火燃烧起来的时候，赛尔维特的精神也得到了升华，以肉体之身捍卫了自己的信念，和为之坚守的真理。
尽管当时用火刑方式处死的异端分子是件常见的事情，然而当赛尔维特被活活烤死之后，这种暴行引起了强烈争议，终于成为宗教改革中的一个道德分水岭。在加尔文的冷酷的司法中完全缺乏这种救赎思想。加尔文用火刑处死塞尔维特不是为了拯救他的灵魂；在尚佩尔点燃起那堆薪火完全是为了向世人昭示：加尔文的神学思想不容被指摘。塞尔维特并不是作为一个无神论者——他从来不是无神论者——死得如此痛苦，而仅仅因为他不认同加尔文的某些教义。这时，一直沉默的卡斯泰利奥对加尔文进行了强烈的批判，认为加尔文破坏了宗教改革为之奋斗的“基督徒思想自由”的权力。“寻求真理，并且说出真理，永远不能说有罪。没有人会被迫接受一种信念。信念是自由的。”卡斯泰利奥还写道：“当你在一个城市或者在一个地区作为一个真正的信徒时，你在邻近的一个城市或者在邻近的一个地区就因为‘真正’两个字而被视为是异端分子，以致今天如果有人想要不受干扰地生活，那么他就不得不做到：有多少城市和国家，就有多少信念和信仰。”于是，卡斯泰利奥作出他自己的最后和最大胆的表述：“当我反复思考一个异端分子究竟是什么时，我觉得，无非是我们把所有那些和我们自己的思想观念不一致的人都成为异端分子。”他的这句话堪称经典：“杀死一个人并不意味着捍卫教义，而是：杀死一个人。”
面对卡斯泰利奥咄咄逼人的追问，深知自己理亏的加尔文不断为自己辩护，也采取各种方式，诸如诬陷、禁言等，让卡斯泰利奥闭嘴。当然，加尔文也认识到，唯有一件事能够拯救他：那就是更加冷酷，更加毫无顾忌地使用暴力。这样的一条法则总是一再应验：谁使用过暴力，他以后就不得不继续使用暴力；谁曾以恐怖手段开始，他以后除了变本加厉地使用恐怖手段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但是，卡斯泰利奥没有让加尔文取得如愿，因为长期的劳累和艰辛的生活，他已经心力交瘁，1563年12月29日，卡斯泰利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四十八岁。一切戛然而止，论战的硝烟散去，卡斯泰利奥生活的巴塞尔市民终于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人物。卡斯泰利奥的葬礼非常隆重，很多市民，包括一些平时小心翼翼被怀疑为异端分子的人都去送葬，他任教的巴塞尔大学全体师生跟随在送葬队伍后面，有三名弟子出资在卡斯泰利奥的墓碑上铭刻下了这样的献词：献给声名卓著的导师，感谢其渊博的学识，纪念其纯洁的一生。但是，在日内瓦，加尔文及其捍卫者却在欢呼，认为卡斯泰利奥是以失败者的身份告别人世，他们对他依然充满了刻骨的仇恨。
毫无疑问，加尔文是一个天才的宗教改革家，他所建立的日内瓦神权共和国也是一种伟大的尝试。与加尔文相比较，赛尔维特、卡斯泰利奥都是小人物，似乎他们的历史作用不值一提。但是，大人物并不意味着一贯正确，正是这些小人物的对抗与质疑，才使得加尔文的专制和独裁被揭露出来，才使得加尔文的恐怖手段镇压异己与宗教的宽容情怀形成鲜明的对比，才使得在这样一场蚊子对抗大象的战斗中卡斯泰利奥的名字被后世人铭记于心。正如蒙田所言：令人赞叹的失败足可与胜利媲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