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为政】2·4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大意】  孔子说：“我十五岁时立志学习，三十岁能在社会上立足，四十岁洞悉宇宙大道，不为外物所迷惑，五十岁能自觉承担起用道义匡正天下的天授使命。六十岁能顺从自身的有限性，并以此有限来抗阻、承担、建立，彻底把握自己的命运。七十岁，已经修炼得人心与道心合一，无论怎样放纵欲望，都不会逾越天道的法度。

明代思想家顾宪成称：“这是吾夫子一生年谱，亦便是千古作圣妙诀。”既是夫子一生年谱，解读此章就应结合其生平经历而论，而不能脱离夫子具体的生命实践，单就志学、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不逾矩等字词的含义上去发掘。我读了十几本历代名家的《论语》注本，鲜见夫子的血肉身影，多从字词上训诂，将吾夫子的一生分割成一个个彼此独立的单元块，未能探究每层境界之间是如何递进，如何关联，如何连成一个波澜起伏的整体。譬如“耳顺”，有人释作“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也，顺者，不违也，舍己而从人，故言入于耳，隐其恶，扬其善，无所违”。这只是“耳顺”的字面意思，说的也是某项具体的行为，未能总体概括出夫子在六十至七十这段岁月的精神气象。且六十岁的夫子正在周游列国途中，常遭遇一些隐士的嘲讽，他虽未与之争辩，但也显然并不认同他们的选择，仍义无反顾地走自己的路，又何来的“舍己从人”、“无所违”。其实夫子在《论语》里有多处关于“不惑”、“而立”、“天命”等论述，如“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等等，我以为，都应结合进本章去阐发。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有”同“又”。古代命数法，在整数与零数之间加“又”，而“又”字用“有”字代替，“十有五”就是十五岁。孔子十五岁志于学，学什么呢？根据《大戴礼.保傅》记载“古者年八岁而出外就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艺焉” 。古人八岁就上学，先学小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等从业技能。“束发”就是十五岁。十五岁后开始学大艺，大艺应该就是类似于《六经》的王官之学，也就是探究宇宙规律和人生道理的学问，这学问可以说终身都学不完。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就是立志终身学习。“志”字的本身就包含着学习。它是由“士”和“心”组成，士在古代是指读书人，那“志”就是读书人的心之所向。读书的目的是为了从世间千变万化的现象中提炼出永恒不变的“道”，在人生复杂多样的诱惑中守住本心。所以“士”字是由“十”和“一”组成。“十”就是指多变的现象和诱惑，“一”是指道和本心。人生立志是为了实现从自然人向理性人的转化。那些立志升官发财，或者以某项职业作为志向的，其实都不叫立志，因为这些志向仍停留在满足自然人的肉体需求上。从“志”的结字来看，人的志向有且只能有一个，就是学习。

“三十而立”。立，是指能在社会上立足。一个人要在天地间立起来，一方面经济自立。孔子三十时创办私学，有了养家糊口的职业。另一方面要知礼。光有经济能力，哪怕拥有再多的财富，再高的地位，也只是一个生物意义上的人。而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人能知礼。《礼记·曲礼》说：“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知自别于禽兽。”人从禽兽中进化过来的标志，不是语言，而是礼。比如动物没有婚礼，父子合用一个性配偶，所以永远是禽兽。而人懂得同姓不能通婚，制定了婚嫁之礼，所以人就从禽兽进化成人。孔子说：“不知礼，无以立。”（20.3）。一个人若不知礼的话，就无法在人类社会立足，因为他在人眼中等同于禽兽。春秋是以礼乐立国的朝代，一位士人若不懂礼，就得不到重用；一个国家的国君或卿大夫不懂礼，就会有失国格。据《左传·昭公七年》记载，鲁国上卿孟僖子陪同鲁公出使楚国，因不精通礼仪，在外交上出了洋相，回来后潜心学礼。临死前召集属下道：“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礼是一个人的主干，无礼就无法立身。又道，“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孔子是圣人之后，圣人中有贤明德行的，若不当国君，后代必有闻名于世的人，现在就要应验在孔丘身上，所以你们一定要向孔丘学礼，以稳定自己的地位。孟僖子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都师事孔子。由此可见，孔子三十岁时，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礼乐专家，得到统治阶级的赏识，外国国君访问鲁国，常召孔子入宫请教国事。孔子的学识和人格已在人前立起来，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知名度，故曰“三十而立”。

“四十不惑”。从“而立”到“不惑”是学业晋升、觉悟提升的过程。怎样才能不惑？最要紧是养成判断力，不为身体的欲望和社会的主流价值所迷惑。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具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自己要做的事须具有专门的知识，再进一步，还要有遇事能断的智慧。孔子四十以前的学习，多是常识和专业知识的学习，且已成为一位多才多艺，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专业人才。年轻时的他汲汲于世、锋芒毕露，渴望得到统治阶级的赏识和重用，改变自己的出身和社会地位。但他所掌握的专门知识，只能应对某方面的工作，他还没有从复杂变化的事理中总结出一贯规律和原则，故在求仕过程中一再受挫。他在挫折中沉寂，更为发愤向学，探寻宇宙大道，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篇7.11) 富如果合于道而可以去求，即使是给人赶马车这类下等差事，我也去做。如果不合于道而不可去求，那就还是选择自己爱做的事。当时的鲁国朝政是无道的，国君驱逐在外，世卿执掌国政。他觉得为这样的朝廷效力，领取俸禄是可耻的，那还不如做他喜欢的事。所以，孔子从37岁到51岁，这十四年中一直遁隐杏林，埋首于教学和修编《诗》、《书》、《礼》、《乐》等古代典籍，断了做官的念头。

“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五十岁时，天下众恶滔滔，礼崩乐坏，而鲁国，先是世卿夺权，后又陪臣执国命，局势混乱如永夜。孔子经过十几年埋头苦读，其学问越来越大，社会声望也越来越高。不断有人劝他出仕，统治阶级也频频向他投来橄榄枝，加之他的弟子们个个满怀治国之志。他心头原已熄灭的入世之欲复燃。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7.22）上天把德赋予了我，桓魋能把我怎么样。“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9.5）周文王死后，周代的礼乐制度文化遗产不都保存在我这里吗？天如果要消灭这种文化，那我也不能掌握这种文化了；天如果不想消灭这种文化，那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他将自己视作周代礼乐文化的承继者和布道者，既然上天将斯文传授于他，那他就得义不容辞地肩负起救世的使命，这就是“知天命”。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此处的“命”是指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也就是说一个人要实现他的社会价值，方可称为“君子”，所谓“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若只专注于自身的学问精进、修养提升，而无视天下苍生之苦痛，非为君子之道也。孔子说：“仁者不忧”。大凡忧之来处，无非二端：一为成败，一为得失。知天命后的孔子再度出仕，已将个人的成败得失置之度外。他明知凭其书生的微薄之力想力挽狂澜，肃清天下秩序，如蜉蝣撼树，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因为仁者的信条是：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凡做事就不会失败。仁者从不会从结果来权衡行动，而是从责任、义务出发，因为不这么做就会不安；做了，即使失败，也虽败犹荣，无愧于心。

“六十而耳顺”。关于“耳顺”，历来众说纷纭，文章的开头已谈到一种，即擅于倾听不同意见。此解过平。郑玄解为：“闻其言而知其微”，就是闻听事之然，而知其所以然。能从事情的结果推知原因，也可判断事物的发展趋势。耳顺，就是孔子所谓“不知言，无以知人”，就是世事洞明，此解更进一层。结合孔子在六十阶段的经历，我以为耳顺，就是顺命、顺道、顺其自然。孔子“知天命”后，他再度渴望为世所用，重建周王朝礼乐盛世，可四处碰壁，四处遭受冷遇。以至于像公山不狃、佛肸这样的叛臣向他投来橄榄枝时，也会跃跃欲试。他急切地想找个平台实施自己的政治抱负，甚至不顾其所投奔的对象，是否合乎礼制道义。而到了“六十耳顺”的阶段，这种焦躁的心境已然平复，变得理性而从容。当卫国出现“子为君、父在外”这种悖礼的局面时，卫出公很想得到孔子这位周礼专家的辅佐，为其正统地位加重份量。孔子拒绝了，说“必也正名乎”，要求他们父子和谈，以礼相待。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礼乐不兴。他很清楚卫出公召他出马的用心并非在礼乐，他也预见到这种“名不正”的局面难以维持长久，这就是郑玄所说的“闻其言而知其微”，故在机会利诱面前毫不动心。心地光明，无欲则刚，此乃“勇者不惧”也。知天命后，还要顺天意，眼光放远，不强作，亦不气馁，认定并安宁于一己存在之有限性，并以此有限来抗阻、来承担、来建立，实现对命运的彻底把握。

“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从，遵从义。也有人说，“从”字读“纵”，放任义。矩，曲尺，引申为一切言行之法度。圣人达此境界，一任心之所欲，放纵心之所至，不复检点管束，而无不合于规矩法度。此乃圣人内心自由之极致，与外界所当然之一切法度自然相洽。学问至此境界，己心与道心合一。天无所用心而无不是，天不受任何约束而为天下准绳。圣人达此境界，共人格之崇高伟大可比拟于天，其学也无可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