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跟每个人相关。它不仅仅是语言和文学，还是一个人「精神的底子」。

这是一个语文老师的故事。也是一群语文老师的故事。这故事像极了一个「圆」——一个人遇到过很好的语文老师，被好的语文教育滋养过，最终自己也成了一名语文老师。

好的语文教育究竟能带给一个人什么？毕业多年后，他的学生们给出了回答：那是独立的人格、丰沛的精神生活、无功利的阅读习惯，和遵从内心的勇气。

巴赫曼先生

故事或许可以从巴赫曼先生讲起。

今年春天，柏林国际电影节展映了一部纪录片，名叫《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片子很长，217分钟，节奏也很慢，很朴素地记录了一位老师和学生们的相处。纪录片现身三大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本就不多见，这部片子最后还拿了银熊评审团奖。

电影中的老师巴赫曼先生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德国大叔，他年轻时是个艺术家，迫于生计才做了老师。一开始，导演玛利亚·施佩特本来是去拍小孩子初恋的故事，结果发现，这位巴赫曼先生一聊起学校就没完没了，镜头于是转向师与生。

巴赫曼先生所在的施塔特阿伦多夫是一座小镇，人口两万出头，其中七成有移民背景，1/4的人没有德国国籍，他班上20人不到，却来自12个国家，有些孩子还没完全掌握德语——要教这样一群正值青春期，家庭背景和学习进度都大不相同的孩子，难度可见一斑。

但巴赫曼先生不焦灼。他身上有一种沉静的力量，笃定又平和。导演跟拍了他两年，学校里麻烦事不少，几乎没见他发过脾气。一个最常见的画面是，他坐在讲台上，或坐在树下，一群孩子围着他，他抱把吉他，或是拿本书，和孩子们一起，唱歌、阅读、聊天。

巴赫曼先生带的班级每周都会集体阅读，阅读姿势不限，怎么舒服怎么来，靠在沙发上，坐在桌子上，甚至钻到座位底下，都没有问题。读什么书也按兴趣来，想读什么读什么，每当集体阅读时，教室总是很安静，巴赫曼先生会找个角落，和大家一起读书。

他很愿意引导孩子们讨论更深层次的议题，包括「什么是祖国」、「如何看待同性恋」、「婚姻中的男性和女性」。讨论同性恋议题时，一位女同学说，她觉得同性恋「恶心」，巴赫曼先生不会评判她的想法，而是与之讨论为什么，很真诚地问她，人类和人类相爱为什么会觉得恶心呢？

影片中，巴赫曼先生像个胖胖的影子，孩子在哪里，他就在哪里。他是孩子们的朋友，他们相差几十岁，语言还有点不通，却总是聊天。他们聊性，聊原生家庭，聊嫉妒。巴赫曼不仅倾听，也交付自己，朋友不就该这样——孩子们知道他谈过几个女朋友，也知道他的童年伤心事，知道他父亲周末可以喝掉一整箱啤酒，喝醉后变得粗鲁，以至于他小时候放假总不愿回家，总去踢球。

他们还一起办篝火晚会，巴赫曼先生弹吉他，他们一起唱《knockin’on heaven’s door》，也唱以色列民谣《shalom chaverim》，有个女孩唱歌不错，他便鼓励，「即使周围这么吵，你的歌声仍然合上了E小调。你相当有天赋，真的。」

有一个急躁的男孩，玩一个简单的堆石子游戏，把三块石头摞在一起就算成功，男孩尝试几次都失败，就放弃了，巴赫曼先生会默默演示，把三块石头摞好，推倒，鼓励男孩再试试。终于，男孩成功了，他兴奋地要拍照发在社交平台，巴赫曼先生在一边笑，「你可以写上，巴赫曼先生很开心。」

作为老师，巴赫曼先生并不看重分数。发试卷时，他会鼓励成绩垫底的同学，「你表现很好，上课会经常举手」，他还告诉班上的每一位同学：「成绩只是暂时的，分数根本无法代表你们，它只是某一瞬间的影像，更重要的是，你们都是很棒的孩子和年轻人，你们要坚守这份纯真。」

导演玛利亚·施佩特接受采访时曾说，相处两年多，她特别喜欢这个班级的气氛，学生们语言都不太通，却会突然大喊，「我爱我们班！」或者「我好喜欢老师！」这样直接的表达方式让她深深着迷。她也时常能见到一些学生下课了也坐在教室里，就因为「喜欢待在班里」。

在这部纪录片里，玛利亚·施佩特使用了大量的空镜。工厂、森林、山坡、火车，这个城市天黑得很早，她能闻到空气中似乎飘着巧克力的味道，还有工厂的气息。难以置信，在这样一个偏僻又荒凉的小镇上，存在一个如此温柔又开放的课堂。

今年夏天，北京一家咖啡馆里，青年导演仇晟同我提起这部纪录片。他希望我去看看，在一个知识水平参差、原生家庭混乱的环境下，巴赫曼先生如何带领学生去做一些美的教育，「维持一个理想国」——在柏林影展的放映现场，他深深地被这位老师触动。

他说，这部纪录片让他想起了自己的中学语文老师郭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