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永远都有一些人特别会做人；也有一些人只会做事，不太会做人。

会做人的人叫情商高，会做事的人叫智商高。

会做人的人自然讨人喜欢，他们往往八面玲珑，待人接物玩得顺溜，在社会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只会做事的人，事情虽然可能做得不差，甚至很出色，却并不一定能讨人喜欢。所以，会做人的人往往混得好。而只会做事的人即使事情做的出色，也很苦逼。

中国是关系社会，人情社会，要想做成点什么事，都要人求人，人托人，否则很难办成，因而也就造成了中国人更加喜欢拉关系，搞人情。于是，社会形成了一个死结，要想混得好，必须会做人！会做人却并不一定合乎情理，甚至不一定合乎法律。譬如说，为了搞好关系，就必须请客送礼。请客送礼又是被人们诟病的不正之风，稍有不慎就可能滑向行贿受贿。

西方是规则社会，只要你讲规则，照章办事就可以，不需要将人情搞得那么复杂。故而，西方国家很少听说为了办事而拉关系走后门的事情，如果有，被人逮住了可不是社会性死亡那么简单，可能是一辈子的污点，生活也会处处受限制。所以，西方人犯不着去触犯众怒，人人都遵守规则就没得说。中国人都觉得西方人比较实在，讲原则，讲规矩，一是一二是二，头脑简单，人际关系好处。故而，很多搞学术搞科研的人愿意留在西方，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的硬件条件好，更主要可能还是他们的社会环境更适合搞研究，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处理他们不擅长的复杂人际关系。

很多人谴责中国式的人际关系易产生不正之风，败坏纲纪，破坏原则，孳生腐败。但，每个人都很难避免不被裹挟进去，置身事内又觉得合情合理。

做人与做事本身就是很矛盾的事。人的时间和精力都非常有限，能把事情做得非常好的人往往都是思想非常单纯心无旁骛的人，他们一门心思搞自己的专业，没有太多时间去处理人际关系，聚会等活动，交友圈相对狭窄。他们喜欢直来直去，看问题也比较直观，不太会拐弯抹角，更不屑去溜须拍马，刻意逢迎，这也是他们最大的弱点，常常会吃大亏。

会做人的人也鲜有能安下心搞研究，搞技术，他们要研究的是人际关系，生存法则和统治的艺术，就像LX集团大教父那样的人。会做人的人都是交际高手，演说家，会揣摩他人的心思，并且擅长表演。他们要借助表演的舞台把自己塑造成为强者，成为团队的精神领袖，似乎团队离开他就玩不转，就要分崩离析。他需要讲很多的故事去为他的不断形象加分，不断证明他的正确和伟大，从而让他更有号召力。

当年LX集团著名的“倪柳之争”，就是一起非常典型的会做事的人与会做人的人之间发生的故事。涉事一方是内心单纯，一心只想为国发展高科技的科学家，另一方则是心思缜密，老谋深算，被称为“泰斗级人物”的商界教父。搞学术搞研究，教父自然是门外汉。而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科学家只能甘拜下风。

如果是按照倪院士当初设想的路线，也许LX就是与华为并驾齐驱的伟大企业，中国的核心技术与美国的差距也不会太明显，因为1995年，美国微软的Win95系统还不完善，英特尔的芯片也领先不了多少。而LX在倪院士带领下就已研发出来5块自己的芯片，交换机的牌照也已经到手。纵使院士天资聪颖，那也只是在学术方面。而在为人处世方面，院士还非常幼稚，甚至过于天真。诸不知，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在中国永远都是为人处世排在能力前面，做人的学问比做事搞科研的学问要大得多，重要得多。故而，柳教父能攻城掠地步步为赢，而倪院士虽有绝世神功，也只能落得个凄惨败落，黯然离去的下场。不会做人是中国书呆子们的通病，有的人一生郁郁不得志，有的人只能远走他乡出国寻梦。即便是倪院士有理想有抱负有情怀有天大的本事，不通达不会做人自然不被领导喜欢，最终只能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性格决定命运，倪院士出局也是冥冥之中的安排。

倪柳之争不是个别案例，而是普遍现象，这是社会之痛，导致了大量的内卷，却又被中国人坦然接受，认为本来就应该那样。奈何？

当然也有做人与做事都非常出色，二者的关系拿捏的恰到好处的人，这种人极稀少，像曾国藩就是杰出代表。曾国藩被称之为半个圣人，文能治理天下，武能统帅三军，家事国事军事或同事之间都处理的非常好，实为人中龙凤，百年难得之良才。

大家都感叹中国人活得累。作为中国人不但要有一技之长，有谋生的手段，更需要懂得谋生的策略，否则，手段强反而会遭到嫉妒或者排挤。但，算计过了头，得意忘形难免会遭到报应，只是早来迟来的问题。

圆滑世故的人能赢得一时，却未必能赢得一世。就像大教父牛皮吹了半辈子，口袋也捞满了，人生快要划上圆满的句号，谁料忽然风云突变，祸起萧墙，搞不好会落个身败名裂，锒铛入YU的下场。光鲜地当了半辈子的教父，看来晚节难保咯。而当年倍受冷落的院士，青丝变白发，晚年却剧情反转，沉冤即将昭雪。往事依稀，恍如一梦。可见一切自有天意！无论是谁，得志不要猖狂，猖狂必然灭亡，古今中外的道理都是相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