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确是一名空少。

虹桥机场一落地，我最后一个离开客舱，站在我身后的是一个年轻的空姐。

小姑娘轻声跟我说再见，看不透我戴着墨镜下的眼睛，我报以微笑说再见。近来公司新乘越来越多，许多都是未曾见过的新面孔。

今天我只是穿了便装而已，脱下制服的那一瞬间，生活就是在另一个世界了。飞行和不飞行，看起来是两个平行的世界，可实际上，想完全把制服的牵绊脱干净，还是很难做到的。

机场上空没有一丝阳光，上海阴天，只能看见一架架飞机在跑道上穿梭，滑行，起飞，进近，降落，地服人员手里的对讲机里传来再熟悉不过的电波声，好像只要按一下那个对讲的按钮，生活就像在演电影一样，所有人都在现实里自欺欺人着。

今天是说走就走的，一个背包，一个相机，用了这一年的最后两张免票，计划是年终用这两张票去一个远点的地方的，比如错过的台湾，比如从飞成都再转道去西藏，比如从伊犁去阿勒泰。

人们说生活不开心的时候，旅行会是一剂良药，会治愈所有的伤口。我从不信这话，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除了西藏我都已经走过，可是所有的伤口都未见痊愈，反而那些不一样的风景更会加重病症，所谓的诗和远方不过是一剂吗啡，去别人家的门口寻信仰，寻不见的。

但是，心情不好的时候，还是希望出去走走，越远越好。

所以，在飞机上，在三万英尺的天上，我问自己——

少年，你为什么不快乐？

1.

“双十一你买的什么？”机组车上同事都在刷着淘宝，生怕错过打折。

“什么都没买啊，没什么要买的，什么也不缺”，我听着歌，看着窗外的停机坪发呆。

“今年双十一很复杂，交定金，顶现金，还要领红包领优惠券，好好算算确实能便宜不少”，头等舱乘务员是个网购达人，每天都在买买买，上学时候数学不好，现在算账倒是算得很明白。

“我只买了两个镜头，前几天就买好了，衣服买来一年也穿不了几次，天天穿制服，自己的衣服都没时间穿”，本想安安静静看看停机坪的日落，没想到还是被拉着聊天了。

“你这个爱好太烧钱了，一个镜头动不动就好几千。”乘务长接过话来开始搭茬，这个只比我大一个月的胖女人。

“毕竟单身狗，只能靠这个排解寂寞了，比用右手强，那个废纸，你们公司机机供品不让拿，纸还得自己买，哈哈哈......”

机组车上笑成一片，机长在前边也笑，我成功的又自嘲了一把。

看起来一切都那么和谐，我这个处处充满阳光的大男孩，给同事的感觉永远都是暖暖的。

拖着沉沉的驻外包回到家，躺在沙发上半天没动，手机通讯录里几百个人，能联系的却没几个，看姐姐刚发了一条朋友圈，忍不住点了个赞。老姐最近刚辞职，换了公司，依旧飘在北京。

把手机扔在客厅茶几上就去收拾驻外的东西了，刚进洗手间，外边电话响。

一个健步跑出来，手上的水没来得及擦，接起来一听不到两秒我就挂了，问我要不要办贷款。

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遇到这种状况都会满满得失落，心就像是十月的花儿，刚要鼓出个花瓣，就被秋风吹残了。

冰箱里塞满了各种吃的，每次飞航班都不怎么吃机组餐，配的东西塞满了一整个冰箱还有大半个厨房，可是除了啤酒，别的东西带回来就从来没动过，厨房已经很久没开过火了，落了厚厚一层油灰。

四天前离开家时，给阳台上的花花草草都浇了一遍水，这一回来就发现绿萝的叶子已经有些发黄，好在其他的吊兰、虎皮兰、龙舌兰还有文竹都还状态不错，翠绿的叶子，看着心情就敞亮许多，赶紧给绿萝浇上水，感觉自己像拯救了一条生命一样。

家里空空荡荡，只有这几棵花草陪我说话，当然都是我一直在说，他们负责听，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们就会叶子变黄，心情好的时候就翠绿翠绿的，阳光好的时候还能喝几口新鲜的水，晒得身上暖洋洋。

下辈子做一株植物吧，每天不用说话，只要一点阳光和水分，就能将根扎得深深的，吸进二氧化碳，呼出氧气，造福着世界，与世也无争，不论是在花盆还是在路边，不论是在大树下还是在小草旁。

可是我知道如果我的花花草草会说话，他们一定会问我许多问题的。

比如：“主人，你为什么不快乐？”

2.

孤独会杀死一个人吗？

最近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每次跟朋友喝酒，总是拿这个问题来吓唬他们，他们就觉得我可能得了抑郁症，然后问我有没有事，然后各种开导我，然后我就很开心，感觉有人陪伴了，片刻间觉得自己不孤独了。

陈奕迅有一首歌《孤独患者》，我听了很多年，如今这首歌依旧在手机的歌单里。

现在听得最多的是李志的歌，此刻耳朵里循环的是那首主打歌《梵高先生》，有人说喜欢李志并不只是喜欢他的摇滚，论摇滚李志还不太纯粹，论民谣李志这曲风也有些剑走偏锋。

我喜欢李志，更多的是真实，歌词也真实，旋律也真实，没太多弯弯绕，每一句话都直抵人心，比如这一句“谁的父亲死了，请你告诉我如何悲伤。谁的爱人走了，请你告诉我如何遗忘。”

说起“死亡”，可能我是比同龄人更有感触的吧，最近看了几集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急诊科医生》，共鸣颇多，倒不是这电视剧拍得多好，只是剧中张嘉译说的许多话挺扎心，这个世界的医生和病人已经不再只是从前的单纯的治病救人救死扶伤了，掺杂了更多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当每一种角色关系变得不再纯粹，这个世界就变得不再纯净了，久而久之人心就偏离了，当这种偏离影响的人足够多的时候，社会的价值观就改变了，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时代变了，我们觉得这个社会变了。

很少有人意识到，其实是我们自己变了。

“不忘初心”这四个字到底有多重要，只有当你在背离初心的时候你可能并不能自知，而当你的身边出现了与你不一样的人，并且他们依然保持着最纯净的心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尽管这些少数人在大多数人眼里像奇葩一样的活着。

所以，这些少数人就被孤立起来了，像一群“高冷孤独患者”。

孤独真的能杀死一个人吗？

大概能吧。

《梵高先生》里有句歌词唱的好“我们生来就是孤独......”

既然我们生来就是孤独，那为何不能死也孤独呢？

就像一棵小草，生来时不过一颗无人问津的种子，死去时不过秋风里的一粒尘埃。

那既然注定生来孤独死去也孤独，人为什么还要活着呢？干脆不要生来，活着生来干脆直接死去就行了，何必还要在这滚滚红尘里忍受世间污浊的沾染？

草儿绿过吧，花儿绽放过吧，风儿吹过吧，云儿飘过吧，你看到这草儿、花儿、风儿、云儿、开心过吧。

这便是存在的意义吧。

尽管这样的存在是如此孤独。

3.

新天地里人山人海，外果人比中国人多，有钱人比没钱的人多。

几个老头（摄影师）扛着小钢炮在各种扫街，扫到谁就拍谁，老外也热情合作，路边美女搔头弄首，缕缕头发，露出职业假笑。

相比这些老头（摄影师），我就显得业余的多了，我的镜头从来不正对着人，拍的永远都是那些面无表情的路人，拍的永远都是那些不太会动的老建筑（别质疑，建筑有时候真的会动，拆了建，建了拆）。

相比拍人像和模特，我就更喜欢拍人文风景了，小竹炮大钢炮这类的镜头我也从来不用，那东西也着实考验摄影师的钢筋臂和石膏手。一个广角，一个中焦，旅行已是足以，偶尔带个徕卡出门，但总不愿意把徕卡挂脖子上，容易被误解成文艺装逼小青年。

有人曾问过我，摄影的初衷是什么。

我回答说，眼里有什么，照片里就会有什么吧。

实际上，再好的镜头也抵不过相机后边那个头，脑袋里有多少东西，都会反映在照片中，这点确实是事实。

所以有些“摄影师”的作品全是各类美女写真和私房照，然后被叫成“摄影师”，滑稽又可爱。

几天前，在昆明，南屏步行街上也是人山人海，大姑娘帅小伙摩肩擦踵，我们机组住的酒店离这里可不近，我还是只身一人坐地铁转公交来到这，因为这里有一家昆明最大的新华书店，书店里很安静，一墙之外就是喧闹的滚滚红尘。

二楼的摄影艺术书架区人特别少，在角落有一个年过花甲的大爷，自带折叠小马扎，一本厚厚的书摊在双膝上，一支用了不知道多少年的钢笔在本子上做着笔记，大爷身旁有个红色小布兜，洗的已经褪色，兜里装着一个旧水杯，里边装了浓茶，每次水杯的盖子拧开，茶香便四散开来。

我找了几本人文摄影的书便走在大爷身旁坐下了，大爷默默转头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

时间在什么时候是过的最快？答案是幸福的时候。

因为人都是贪婪的，当快乐的欲望得到满足的时候，就是幸福的时候。而人这一生不畏艰辛所追求的，无非就是“幸福”二字，在那一个瞬间，我和身旁的大爷沉浸在白纸黑字里，任时光匆匆流过。

临走的时候，大爷又转身看了我一眼，露出欣慰的笑容，我也回一个微笑，带着敬意。

国内得过普利策新闻奖的摄影师刘香成说过的一段话我至今印象深刻，他说：“休闲让人有时间思考，创新需要休闲，需要人们坐下来胡思乱想。在如今人们的心目中，休闲是个很奢侈的词儿，它意味着有钱有闲，刘香成说，21世纪的中国发展得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好，在这个情况下，其实中国人还没有真正的富起来。但休闲并不意味着开跑车，住别墅，度假，拥有各种各样的奢侈品。没有钱也可以找到悠闲。中国人求学问、做工作，每一样事都很用心，但这与坐下来乱想是两回事儿，中国社会提倡创新，其实创新需要一个很休闲的环境。我经常说到巴黎，在巴黎一个学生如果身上只有5个欧元，他可能也会拿出两三个欧元，坐在路边的咖啡馆里喝杯咖啡，坐上一天同别人乱侃；而在中国，每一个人都比我忙。也许是职业的习惯，这当然只基于我个人经验做的一个主观的判断。当然我也忙，但我有时间跟你聊天。一个发达的社会常常会有一个休闲的阶级，休闲不一定非要有钱。这就是为什么穷画家凡·高要到巴黎，因为在那里他可以很穷地休闲，很穷地思考，并有一群与他一样的人”。

今天，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不快乐。

在上海的匆匆一站也并没有给我答案，上海的南京路依旧繁华，外滩的盛景依旧让许多老外都拿出手机拍来拍去，这个城市给与我们更多的不是赚钱生存的机会，而是一种存在感。

我们都在为了“存在感”而努力着，身处越大的城市，我们能感觉到的存在感就越少，这种感觉在北京的后海我有过，在上海的南京路也有过，越来越多的人在加快速度努力，想要追上这个城市发展的步伐，想要追上房价上涨的步伐，想要活成理想中的自己，然后把更多的人甩在身后然后才能找回一丝所谓的“存在感”。

我不否认，这一身空少的制服曾带给过我存在感，在我第一次穿上制服站在客舱里的时候，真有一种自我膨胀的飘飘然。如今三年过去了，这种存在感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自卑和彷徨，就像杨绛先生笔下的那个“老王”。

“眼睛间或一轮，或许还是个活物。”

那么少年，连机票和旅行都不能带给你快乐，什么才能呢？

今天我把这个问题也抛给你，君若有同求，但求与君聚，我们相约在书店的一角，喝杯浓茶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