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论悲剧

雅典学园造就了一位影响之大不下于柏拉图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并不是雅典人，他的故乡在希腊北部，临近马其顿王国，他在17岁时进入雅典学园，直到柏拉图14岁才离开，一方面游历爱琴海地区，继续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一方面担任马其顿王子亚历山大的家庭教师，公元前355年，他回到雅典创办自己的哲学学校。

他成立了举世第一所研究图书馆，并与弟子携手研究动物植物、生物、物理、政治、伦理、逻辑、音乐与数学，直到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逝世于巴比伦，他才离开雅典，他归纳荷马以来的希腊文学现象写成了《诗学》，是西方世界第一部有系统的文学批评，其中关于悲剧的论述最称完整，影响后世的文学观念也最为深远。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一种模仿的艺术，与史诗或喜剧无异，但是他紧接着补充悲剧的摹仿有其严肃的目的，而且是通过动作来达成模仿的目的，有别于史诗只通过叙事从事模仿，他说诗模仿的对象为豁然之事而非已然之事，换句话说，悲剧所模仿的动作兼具共相与理想的性质，是可能或理当发生的事，而不是实际发生过的事，因此诗比历史更具哲理，是一种比历史更高超的表达媒介。

亚里士多德说，悲剧能够激发观众的悲悯与恐惧之情，从而促成这两种情感的进化，悲悯是有感于一个人遭受不应得的不幸，恐惧是有感于其人与我们类似，也就是为无辜受难的人悲悯，因感同身受而恐惧。

所谓净化作用，就是指观众通过剧场经验得以发泄悲悯与恐惧这两种情感，而后怀着澄明的心境与焕发的精神离开剧院，从此对众神与众生有更深刻的认识。

净化作用之产生，源自观众目睹悲剧英雄，历经人世沧桑，又陷于万劫不复世事之沧桑，未必会现人于万劫不复，但是亚里士多德指出，在上乘的悲剧中，人世沧桑与万劫不复，必定接踵而至。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分析，悲剧有六要素:  情节、性格、语言(即师资构成如科白或唱词各有不同的格律)、思想、场面(即演出时整体的视觉效果)与曲调(即音乐)。其中语言和曲调是模仿的媒介，场面是模仿的形态，情节性格与思想是模仿的对象。情节的重要性，居六要素之首，情节及布局也就是事件的配置与组织。理想的悲剧必须具备完善的情节，有明确的开头、中腰与结尾，而且要长度适中，在阐明悲剧英雄不幸的遭遇时，剧情结构必须合乎因果逻辑，不能背离可能或必然的原则，违背此一原则，势必沦为插曲式情节。合乎旨意原则的剧情结构，可以根据情境逆转与认清真相之有无区分为两类:  两者都不具备的是单纯情节，至少具备其中一样的是复杂情节。情境逆转指的是剧情的发展，朝反方向急转之下，而且这个改变是可能或必然的结果。认清真相指的是由懵懂无知而变成了然于胸。认清真相如果是伴随情境逆转而来，如《俄迪普斯王》剧中所见，戏剧效果最为强烈上等的悲剧结构必然属于复杂情节，其情境之逆转，并非由于当事人败德恶行，而是源自判断上的失误。

所谓判断错误有时被译作悲剧缺憾，这个术语强调的不是剧作家的意图，而是悲剧英雄的性格，而且不涉及典型的悲剧结局所隐含的哲学意义，悲剧事件之发生，通常是由于当事人在有所不知的情况下作出判断，又紧接着下定决心，又紧接着采取行动，执意行动由事实产生最后一根稻草的效应。

亚里士多德推崇索福克勒斯的俄迪普斯王为希腊悲剧的典范，关于欧里庇得斯，《诗学》虽然非议如《美狄亚》结尾使用不合情理的方式为剧情解套(即机器神)，却也称许他为诗人当中最富悲剧感。最后要提的是歌舞队在悲剧里的角色，引诗学的话，歌舞队应该视为演员之一，而且是整体演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歌舞队的唱词部分，后来沦为插戏。

希腊化时代

苏格拉底逝世后的那一个世纪，希腊各城邦连年烽火，气数已尽，城邦政治崩溃，经济破产，北方的马其顿趁机崛起。马其顿王菲力暴力之气与讥俏之心兼而有之，充分利用希腊城邦腐败的政治形势，成其军事野心，公元前338年，一场战疫葬送了希腊的自由。

菲力之子亚历山大，凭借强大的武力继续主宰希腊政局，他率领马其顿与希腊联军进攻波斯，历经几场大捷，成为一个帝国的统治者，所辖版图南疆深入埃及东与印度接壤，公元前323年他逝世，年仅33岁。此时，帝国已分裂为许多独立的王国，由亚历山大麾下将领分别统治。

亚历山大的成就令人叹为观止，影响难以估量。他们的足迹所至，带来了希腊语言文化以及希腊风格的建筑、竞技场和剧院。希腊图书馆保存希腊文学作品，希腊诗又见发扬，希腊数学家与地理学家卓有成就，推动了科学的进展，在中东的都会地区，希腊语畅行无阻。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与教诲首度见于文字记载，既是以希腊文写成的。希腊语文正是整个地中海盆地具有同质文化的基础。

亚历山大逝世后300年间，既是史家所称的希腊化时代，之后罗马势力在西方兴起，到了后半期，罗马霸权逐渐拓展，终至于涵盖整个地中海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