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长大姐两岁，等到大姐待嫁，大哥已是大队里的一名民师。那时民师算工分，这时，家里的担子大哥担了一部分。父亲是教书人，大姐待嫁，也从外地调回本地。几个子女，除大姐外，其余都读了书，为此，父亲深愧于大姐。在大姐待嫁的后半年，父亲从牙缝里挤出一百二十元钱，给大姐学裁缝。
那时的冬天不像现在这样温晴，而是时常下着鹅毛般的大雪，天寒地冻的。大姐学裁缝是在离家好几里的叶师傅家学，但她从不因天寒而弃学。叶师傅家有好几个学徒，别人中午都回家吃热饭菜，唯独大姐不肯。叶师傅保守，生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不肯轻易传授技艺。大姐有大姐的办法，常利用中午这段时间，背着师傅，像剪鞋样一样，用报纸将衣样剪下来，然后藏起来。
我那时上初中了，刚好路过叶师傅家，大姐的中饭由我带去。饭盛在大茶缸里，母亲怕饭冷了，就用一件旧衣裳裹着。母亲每次把大姐的饭盒交给我，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我：“小心点，别把饭弄泼掉了。”
天不随人愿。有一次，我真的把大姐的饭弄泼掉了。那是一个阴冷的中午，路上的雪未化又结上厚厚的一层冰，我背着书包，拿着饭盒，沿着路牙，小心翼翼地走着。可谁知，就在快要到了的时候，一截被雪盖住的树桩将我绊了一下，一个趔趄，我摔了一个仰八叉。望着泼了一地的饭，我急得哭了。怕被别人看见，我又赶忙止住了哭，将还剩一半饭的饭盒，用那件旧衣裳重新裹上。到了大姐那里，我怯怯地说：“姐，饭泼了。”大姐没有责怪我，揭开饭盒，微笑着说：“姐不干重活，不饿；还有这么多，够了。”
大姐学成技艺，自己的嫁衣自己做。忙不过来，就连夜加班。那时我们那里没通电，大姐有天晚上缝新被里子，是将煤油灯系在缝纫机头上。大姐技艺娴熟，只见她将压线柄往下一扳，将机头上的轮子一转，两脚一踩，机子就发出嗡嗡的声音。新大条子被里在大姐的双手操纵下，像绞面机绞面一样往前直呼，不一会，一床新被里子的边就缝好了。
大姐不但会在缝纫机上做衣，还会在缝纫机上绣花。绣花有绣花机芯，将它换上，就能在枕套上、假领上绣出各种图案的花样。虽然绣出的颜色单一，不是红的、就是绿的、或是蓝的……但在那时，已是非常时髦了。
大姐还用做衣剩下的边脚料给我做过蝴蝶结 。说是蝴蝶结，其实就是将一块深色长方形布条锁上白色边沿罢了。我将它双过来，压在辫尾的橡皮筋上，然后分开 。对着镜子，望着辫尾上的两只蝴蝶结，心里臭美着、偷乐着。
半年后，大姐嫁到大姐夫家。大姐是个农村姑娘，嫁到城里，虽说风光，但生活拮据。四间平房，厨房、堂屋、两间房间；屋里家具，只一张床、一张桌子大半新，其余都破损了。尤其是那扇后门，摇摇欲坠，开过后，还得用一根木棍抵着 。
争强好胜的大姐，结婚不到两年，就开了一个裁缝店。为了照顾蹒跚学步的儿子和体弱多病的婆婆，大姐要大姐夫在自家门前用铁皮做个小屋。小屋搭成后，大姐把缝纫机往里一搬，店面就开张了。大姐夫在东北打工，一年难得回来几趟，家里大事、小事，都是大姐一人张罗。
城里不像乡下，大姐裁缝店，尽管在自家地基上，尽管小得只放下一架缝纫机、一架锁边机，但收税人员还是经常身着工作服，到大姐店里收税。大姐识字不多，收税的开张发票，说多少给多少。
为了挣钱，大姐开始接订单。订单大都是单位工作服，裁好了的，一订都是几十件甚至上百件。铁皮小屋，冬冷夏热，为了赶工，大姐不顾这些，时常加班到深夜。
父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时常在背后念叨着：“唉，当年怎么没把她读书呢？”大姐是个明白人，从没埋怨过父亲。大姐不但不埋怨，反而逢年过节都要回家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