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姬姓，公孙氏，名鞅，本是卫国人。因辅佐秦孝公变法，使得积贫积弱的秦国一举成为战国首强而居功至伟，成为先秦时期法家的代表性人物。他也因此受封商於十五邑，所以被尊称为商君，史称商鞅。
在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大背景下，尤其是在某些号称“历史正剧”的影视作品的影响下，商鞅在如今受到了人们普遍的尊崇，也经常被塑造成一个忧国忧民、大公无私的悲剧英雄形象。这种做法大体上是没毛病的，我本人也无意否定商鞅在特定时期对于推动历史的发展与进步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本文想要说的，只是被某些鼓吹者和编剧大人们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而遗漏掉的、关于法家和商鞅的另一面而已：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第二十》）
在现代人的理念中，国与民从来不应该是对立的关系，“富民强国”才是正理。可是对于商鞅而言，上述结论却是不成立的——国家想要强大，就必须让人民贫弱。一旦民强了，国就会变弱；只有国强了，民才能接受严刑峻法的统治，保证他们老老实实的接受国的驱使和压榨。
所以法家在主张富国强兵的同时，却极力鼓吹限制民众的权利、千方百计的剥夺民众的利益，以达到“弱民”的目的。
如果有人在今天宣扬这样的言论，且不提是否会被诉以反人类的罪名，起码谓之为“民贼”不过分吧？
而且还必须唠叨一句：法家绝不等同于法治，任何试图混淆这两者关系的都是在耍流氓。
诸子百家都有历史局限性，法家和商鞅自然也不能例外。
以黄帝时代为开端，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期间在华夏大地上自然也诞生过发达的文明、出现过璀璨的思想。只可惜诸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典籍早已失传，而诸如“笔削春秋”等行为更是在此基础上推波助澜，使得我们如今只闻诸子百家而不知更早的上古先贤。
于是发生在春秋战国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成了我们已知的最早的一次思想启蒙。
“诸子百家”的说法首见于《汉书·艺文志》，“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这并不是说先秦时期的学术派别有189家之多，而是指班固搜集到的诸子典籍的数目。其中有儒家53部、道家37部、阴阳家20部、法家10部、墨家6部、名家7部、纵横家12部、杂家20部、农家9部、小说家15部，加起来正好189部、4324篇。至于经常拿来跟诸子百家同列的“千家之说”，情况大体也是如此。
上述提到的10个“家”再加上兵家、医家等其实就基本涵盖了先秦时期的所有学术派别，即便有所遗漏其实大多也属于上述学派的分支，或是与其理念近似。比如因主张“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而在当今颇为走红的杨朱之学，虽然可以说是自成一家，但在理念上就与道家很接近。
是不是觉得有点少？事实上在当时的情况正相反，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些自说自话的门派实在是太多了，搞得人一个头两个大，还弄不清楚谁是谁非。更极端的观点甚至认为这帮家伙就没一只好鸟。
比如说脾气暴躁的荀况，他将诸子总结为“六说十二家”，然后将包括师出同门的孟轲在内的“十二子”统统臭骂了一顿：
“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在者，有人矣。”（《荀子·非十二子篇第六》）
虽然荀况骂人的理由不一定对，但是先秦各大学术派别的基本主张也确有不足和局限之处。比如儒家不合时宜，道家过于消极，墨家爱走极端，阴阳家惯能牵强附会，纵横家们不但酷爱阴谋而且个个都是大忽悠，至于名家到底主张的是个啥问谁谁都不知道……
为啥不说法家？因为在那个时代法家简直就是完美的化身，是强国的法宝，是称霸的利器，也是各种自以为怀才不遇的“才子”们出人头地的不二捷径。比如说李斯这个家伙本是荀况的门徒，结果跑到法家当道的秦国之后就果断投靠了师门的死对头，一辈子替法家摇旗呐喊不说，还反戈一击主张焚书坑儒，堪称儒家最大的叛徒。
法家之所以完美，是因为契合了那个时代统治者的需求。春秋战国是个什么的时代？孔圣人早有论断，那就是礼崩乐坏。不仅周天子权威全无，连看上去日子过得很嚣张的诸侯们其实也是有苦自知——又是三家分晋又是田氏代齐的，大诸侯被小诸侯（指诸侯国内的卿、大夫等）蚕食、欺凌以及内耗成了普遍现象。在那个强秦尚未成为天下之敌的年代，令各大诸侯最头疼、也最危险的敌人从来都来自国内。
而法家最重要的主张就是强化君权，实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这简直是太合诸侯们的胃口了。哪怕法家尤为强调的“法治”其实也是如此——你当“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第六》）这种超越时代的法律思想，完全是为了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伟大目标？这可是诸侯们打击贵族和豪强的一个多么强大的武器啊！
极其务实的法家可不是理想主义的儒家，他们的任何主张，都有极强的目的性。更可怕的是，相比于大多只擅长打嘴炮的其他学派，法家从不是纯粹的理论家，他们是积极入世的行动派（墨家也是行动派，只是他们的“行动”只会让统治者畏惧和抵触，所以注定没落）。法家不但像纵横家那样能说会道，可以解答君主的疑难、拨开他们眼前的迷雾，更能说到做到。对于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这样的法家人物来说，为官一国、造福一方不过是基本操作，只要再稍给点权力和空间，他们就“敢叫日月换新天”。
法家合乎时宜，但不代表没有局限性。法家最大的问题就是将国民关系对立化，在竭力鼓吹君权至上的同时，却将所有的民众都视为“刁民”。所以法家认为要想富国强兵，就必须对民众施以严刑峻法，迫使其乖乖的替君主卖命，这才是“爱民”的表现：
“夫民之性，恶劳而乐佚，佚则荒，荒则不治，不治则乱而赏刑不行于天下，者必塞。故欲举大功而难致而力者，大功不可几而举也；欲治其法而难变其故者，民乱，不可几而治也。故治民无常，唯治为法。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韩非子·心度第五十四》）
这种主张肯定是不靠谱的。哪怕在春秋战国这样的大争之世尚可适用一时，但终不是长久之计。即便是“耐苦战”的老秦人也在百余年如一日的拼命压榨下走向了崩溃，所以秦历二世而亡，其实正是法家自己种下的恶果。
如果我们与商鞅生活在同一时代，那么当他被五马分尸的时候，一定会感到痛快淋漓。
与当代人大都将商鞅视作变法强人、时代先锋而备受推崇不同，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老商的名声其实一直很糟糕，时不时的就会被人捡起来大骂一顿。比如说太史公司马迁就因为读了《商君书》中的开塞、耕战两篇就气不打一处来，然后就不顾史家的中立立场在《史记》中开骂：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卫鞅入秦，景监是因。王道不用，霸术见亲。政必改革，礼岂因循。既欺魏将，亦怨秦人。如何作法，逆旅不宾！”（《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
虽说司马迁与商鞅立场不同、三观不合，但《史记》通篇为130个人物作传，其中并不乏大奸大恶者。但能让太史公如此失态的，商鞅是为数不多的之一。
那么商鞅到底干了什么坏事让司马迁如此激动？
商鞅的事迹随处可寻，无须我废话。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翻几本史书，不耐烦的也可以去看看那些“正剧”，但是别忘了带上“批判的眼光”，否则被忽悠瘸了可不是我的错……
当然，史书也可能不客观，正剧变成神剧更是常有的事。但是根据商鞅的著述和言行汇编而成的《商君书》，基本可以认为是最能体现商鞅思想主张的有力证据。
（关于《商君书》的真伪存在一定的争议。但按照韩非子和司马迁的记载，《商君书》不但确实存在，而且内容基本真实。）
话说司马迁只看到了其中的开塞、耕战两篇就气得语无伦次，说商鞅死有余辜，被五马分尸都便宜他了。要是再让他看到更过分的说民、弱民两篇，估计暴脾气的司马老大爷就得带人去挖坟鞭尸了……
让我们看看这两篇都说了些啥。
在《说民篇》中，商鞅开宗明义的指出聪慧、善辩、礼节、音乐、仁义、慈悲、担当、举荐这八种东西是国之大敌，一旦被民众接受并拥有，那么国家的存亡和君主的权威就要完犊子喽，要是“国无八者”那就完美了，其结果必然是“上有以使守战，必兴至王”。
看明白了吧？在商鞅的眼中，只有无知无情、没有善恶之分、被断绝了出路的民众才是好民众，才能让君王和国家强大——说白了商鞅需要的不是民众，而是一群没有自己思想、任由君主操纵的机器人而已。
那么怎样才能把民众改造成机器人？商鞅给出了两个解决方案，一个是通过“有罪推定”让秦国变成刑徒遍地的国度，另一个则是利用威权操弄利益：
“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故曰：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商君书·说民第五》）
而在《弱民篇》中，商鞅除了给出了“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这个基本原则外，还发挥法家行动力超强的优势，立马拿出了解决方案，那就是“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
这就太恶心了。啥意思呢？就是商鞅认为秦国的政策法令应该本着怎么让老百姓难受、痛苦、无法接受就怎么来的原则去制定；如果颁布的政令给百姓造福了、受到欢迎了，就说明这道政令是错误的、是“恶政”，必须予以更正。只有这样做了，才能弱民继而强国。
这种言论称之为倒行逆施都是客气的，也无怪乎历朝历代的有识之士都对商鞅没有好脸色。这也解释了为啥秦国变法后一跃而成战国首强，但山东六国却宁愿成天挨揍也不肯有样学样——也只有没啥历史文化积淀、百姓也大多未开化的秦国才经得起商鞅的瞎折腾。换在齐楚燕或是三晋这样的老牌诸侯国，商鞅别说变法了，怕是上述那些主张流传出去，他就得被愤怒的百姓撕成碎片。
即便在秦国，商鞅变法固然有快速富国强兵之奇效，但是当他所倡行的苛政暴法使得秦国变成一个遍地刑徒的国度时，一切繁华与强大也就都成了泡影。
虽然商鞅的主张和理念有问题，但是如果他能坚持到底、以身作则，那么哪怕他最终被五马分尸了，也可以称之为为理想殉葬，是个悲剧英雄。可事实上，司马迁说他是个“天资刻薄人”其实是客气了，这家伙的人品其实非常有问题——商鞅所主张的严刑苛法只能施加在别人头上，换到他自己头上就必须凌驾于法律之上。
公子虔犯法，商鞅毫不客气的对他施以劓刑。可是当有人指控商鞅谋反——甭管这是不是构陷，按照商鞅制定的法律，他都必须无条件的服从秦王嬴驷的命令，哪怕是要砍他的头（其实嬴驷也没说要杀他，只是“发吏捕商君”而已）。
可商鞅却表现得毫无法律意识和身为法家的气节，直接撒丫子溜了，而且还越境叛逃到了魏国。结果魏国人也被商鞅这种“严于律人，宽以待己”的无耻精神吓住了，拒绝让他入境。最终走投无路的商鞅还是不肯认命，于是干脆造反了：
“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於郑黾池。”（《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
一生强调法律的尊严不容践踏的商鞅，最终走向了与自己的理想背道而驰的方向；同样是口口声声的主张弱民，而当他自己也成为了被君权压制、欺凌的对象时，商鞅却不肯像他要求百姓做到的那样弱下去，而是千方百计的试图顽抗到底，结果自然是死路一条。
所以说不管商鞅死得有多惨，也是咎由自取，而且丝毫不值得同情。
换个角度而论，以今非古其实也是一种苛责。
我们都知道，知识是岁月积累的产物，文明更是在不断的试错中前进。像在最早的时候人们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哥白尼提出个日心说就被当成异端烧死，而到了今天就算是小学生都知道无论地心说还是日心说其实都不靠谱，但却不能因此否定哥白尼的学说对于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意义。
同样的道理，哪怕商鞅的主张和变法有再多的缺陷和不足，但是他推动了秦国的强大和天下的一统，结束了春秋战国500多年的乱世，这就是他的进步性之所在。
事实上自从周天子东迁并权威丧尽之后，面对诸侯纷争的现实，无论诸子是十几家还是百多家都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更没有可借鉴的经验。所以他们只能根据自己发现的问题先提出解决方案，然后在不断的试错中加以完善。
儒家主张法先王、行仁政、重教化，这当然是一剂强根固本的好药方。但儒家的好药方疗效慢不说见效时间还太长，治不了春秋战国这个大争之世的急惊风，所以从始至终都是吹捧叫好者无数却人人弃之如敝履，最后落得个“惶惶如丧家之犬”的下场。
相比儒家这个慢郎中，道家干脆直接弃疗，让大家听天由命；而阴阳家受道家影响很大，认为听天却不一定由名，所谓天道有循环，五德轮流转……可以把人忽悠瘸，却解决不了任何现实问题；墨家则要求大家都成为圣人，不要成天打来打去，要兼爱非攻——这玩意当然只有傻子才信；至于纵横家，这就是群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那个乱七八糟的时代就是因为有他们煽风点火才变得更加乱七八糟。
所以主张严刑峻法加强君主权威、注重耕战富国强兵的法家，就成了在那个时代最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学派。哪怕法家的主张过于极端，弊病和隐患极多，但大家都过得朝不保夕的，谁顾得上那么多、那么远？
大家都在试错，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因为秦国的崛起而一时风头无两，又因为秦朝的倏忽兴亡成了万恶之源。所以之后夺取天下的西汉又懵逼了、不知道该信谁的鬼话了，干脆一偷懒信了道家的邪放弃治疗，开始实行黄老之术的无为而治。
而汉武帝刘彻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也是一种试错的过程。须知当时占据儒家主流的是公羊派，主张以天人感应限制君权，反对无条件的忠君（即“君臣以义合”）甚至是大复仇。同时，公羊派重“权变”，在乱世时鼓励“霸道”而非一味鼓吹“王道”，因此也在后世被认为是“外儒内法”。
这跟我们熟悉的那个儒家是不是看上去完全不同？其实这就是历代王朝统治者和学者们在不断的试错中逐渐修正和改良儒家的结果，最后将一门很是热血愤青的学派变成了后来我们熟悉的那个刻板怂包的样子。
儒家有这个机会，法家却没有。所以我们至今看到的仍是那个原始的法家和未经装点的商鞅，所以才显得那样的格格不入和三观不合。
不过对于法家和商鞅的主张，历代统治者还是非常喜欢的，只是碍于“暴秦”的名声太差而不好表现出来而已。所以《商君书》经常被皇帝们藏在深宫中当成学习“帝王之术”神功秘籍，对外则予以禁毁，生怕被别人学了去。
因为他们很清楚，商鞅的主张是非常有利于自己的统治的。可商鞅错就错在，某些事情心知肚明、偷偷实施就行了，一旦写成白纸黑字、把潜规则弄成明规矩，那可就麻烦大啦。
比如都过了两千多年，还被我这个小破自媒拎出来骂了一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