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罗斯，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是三品文官，勋章获得者。他有那么多俄罗斯的和外国的勋章 ，每逢他必须把它们一齐戴在胸前的时候，大学生就管他叫做“圣像壁”。他所结交的人物都是最赫赫有名的，至少，近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以来俄罗斯的知名学者没有一个不与他有过亲密的交往。现在他没有可交的朋友了，可是讲到过去，他的著名朋友的长名单却是以皮罗戈夫、卡维林、诗人涅克拉索夫这样的名字结尾的，这些人都跟他有极为真诚、亲切的友谊。他是俄罗斯所有的大学和三个外国大学的委员。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所有这些，再加上以外许多也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构成了我的所谓名声。
我这个姓名是人人都知道的。在俄罗斯，凡是能读会写的人都知道。在外国，大学讲坛上提起它的时候，总要冠上“著名的、可敬的”这类字眼。这个名字归在少数幸运的名字当中，如果有人在公共场合和报刊文章里辱骂或者滥用这些名字，就会被人看作品格不佳的表现。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要知道，我的名字是跟名望很高、极有天赋、无疑有用的人的观念紧密联系着的。我象骆驼那样勤恳耐劳，这是重要的，而且我有才能，这就更重要了。此外，我要顺便提到，我是一个有教养的、谦虚而正直的人。我从来没有钻到文学和政治方面去出过风头，也没有贪图名望而跟不学无术的人进行过论战，更没有在宴会上或者我同事的坟墓上发表过演说。……总之，我的学者名声没有一星污点，对我的名声谁都没话可说。这是幸运的。
享有这种名声的人，也就是我自己，却是一个六十二岁的男子，头顶光秃，镶了假牙，害一种医不好的面部痉挛症。我的名声光辉灿烂，我的模样却灰溜溜的，极其难看。我的头和手衰弱得发抖，脖子跟屠格涅夫的一个女主人公那样，象是大提琴的柄，胸脯凹陷，背部狭窄。我说话或者讲课，嘴角总是往一边撇。我一笑，脸上就布满衰老的、死气沉沉的皱纹。我这种可怜的模样没有一点动人的地方，也许只有在我面部痉挛症发作的时候，我才会有一种特别的表情，惹得人家看见了必定会生出阴森而难忘的想法：“这个人大概不久就要死了。”
我讲课跟过去一样，仍旧不错。我照旧能够一连两个钟头抓住听讲人的注意力。我的热情、我在讲解方面的文学技巧、我的幽默，差不多遮盖了我声调的缺陷，因为我的声调干巴巴、尖得刺耳，可又抑扬顿挫，跟假善人一样。我写文章却不行了。专管写作能力的那一部分脑子不听使唤了。我的记忆力衰退，思想不大联贯，每逢我把思想写在纸上，总觉得我已经失去一气呵成的本领，结构单调无味，语言贫乏拘谨。我常常词不达意，写到结尾忘了开端。我往往忘记常用的词，写信的时候我总是费不小的劲才能避免多余的句子和不必要的插句，这显然证明我的智力活动衰退了。值得注意的是信越简单，写起来倒越费劲。我写科学论文反而觉得比写贺信或者报告便当得多，也通顺得多。还有一点：我觉得用德文或者英文写比用俄文写容易。
讲到我现在的生活方式，我先得提到近来常犯的失眠症。
要是有人问我现在生活中主要的和基本的特点是什么，我就要回答：失眠症。跟过去一样，我按照习惯，一到午夜就脱衣上床。我很快就睡着了，可是不到两点钟又醒来，觉得好象根本没睡着过似的。我只好下床，点上灯。我在房间里走上一两个钟头，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瞧着早已看熟的照片和画片。我走得腻味了，就在桌旁坐下。我一动不动地坐着，什么也不想，什么欲望也没有。要是有一本书摆在我面前，我就顺手拉过来，一点也没兴趣地看下去。前不久我就是照这样在一 夜之间心不在焉地看完整整一本题目古怪的长篇小说：《燕子唱的是什么》。或者，为了集中我的注意力，我就逼着自己从一数到一千，再不然，我就想我的一个同事的脸，极力回忆他是在哪年，在什么情形下，来教书的。我喜欢听声音。一忽儿，我的女儿丽扎在跟我相隔两个房间的一间屋子里很快地说了句梦话，一忽儿，我的妻子举着蜡烛穿过客厅，而且总是把火柴盒掉在地下，一忽儿，干裂的木橱劈啪一响，或者灯头忽然呜呜作声，不知什么缘故，所有这些声音都惹得我兴奋。
晚上老睡不着觉，就会时时刻刻觉着自己不正常，因此我心急地巴望天亮和白昼，到那时候我就有权利不睡了。要挨过许多难熬的钟头，公鸡才会在院子里啼起来。它第一个给我带来好消息。它一叫，我就知道不出一个钟头楼下的看门人会醒来，使劲地咳嗽，上楼来拿什么东西。然后窗外天色渐渐发白，街上传来人声了。……白天刚一开头，我的妻子就走进屋来。她走来看我，总是穿着衬裙，头也没梳，不过脸已经洗过，冒出花露水的气味，装出仿佛偶尔走进来的样子，每回老是说那一套话：“对不起，我只在这儿待一分钟就走。……你又是一夜没睡吧？”
然后她熄了灯，在桌旁坐下，谈起话来。我不是先知，可是我事先总知道她会谈什么。每天早晨老是那一套。她不安地问过我的健康以后，照例忽然提起我们的儿子，在华沙服役的军官。每个月到二十号以后，我们总要汇给他五十卢布，这就成了我们的主要话题。
“当然这在我们是不容易的，”我妻子叹着气说，“不过，在他还不能完全自立以前，我们也不得不接济他。孩子在异乡服役，薪饷又少。……不过呢，要是你乐意的话，下个月我们不汇给他五十 ，汇四十算了。你觉得怎么样？”
日常的经验本来应该使妻子相信：我们的开支是不会因为我们常常谈到它就减少的。可是我的妻子不肯承认经验，每天早晨必定要谈到我们的军官，还要谈到，谢天谢地，面包落价了，糖却贵了两个戈比，她说这些话的口气好象在向我报告什么新闻似的。
我听着，顺口答应一声，而且大概因为我一夜没睡觉吧，我的脑子里满是古怪而不必要的思想。我瞧着我的妻子，总是象孩子那样吃惊。我纳闷地问我自己：这个肥胖、笨拙的老太婆，一肚子琐碎的烦恼，为区区一小块面包担惊害怕，总是露出一副蠢相，再加上经常为债务和贫穷操心，眼光也变得迟钝，而且一开口只会谈家中开支，必得东西落价才见笑容；难道这样一个女人就是当初那个清秀的瓦丽雅？那时候我热烈地爱上她，是因为她头脑聪明，心地纯洁，面貌俊美，并且如同奥赛罗爱苔丝德蒙娜那样，因为她“看重”我的学问。难道这个女人就是当初给我生下一个儿子的我那妻子瓦丽雅？
我注意地瞧着这个皮肉松弛、笨手笨脚的老太婆的脸，想在她身上找到我的瓦丽雅，可是如今，过去的瓦丽雅所保存下来的只有那么一点：为我的身体担忧，把我的薪水叫做“我们的”薪水，把我的帽子叫做“我们的”帽子。我瞧着她，心里很难过，为了多少给她一点安慰，我总是随她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遇到她不公道地批评别人，或者怪我不私人行医或者出版教科书的时候，我甚至一声不吭。
我们的谈话也有老一套的结束方式。妻子忽然想起我还没喝茶，心慌了。
“我干什么尽自在这儿坐着？”她站起身来，说。“茶炊早就摆在桌子上了，我却在这儿闲聊天。主啊，我的记性变得多么差！”
她赶快走出去，可是在门口又站住，说：“我们欠下叶果尔五个月的工钱了。你知道吗？听差的工钱不可以拖欠，这话我说过不知多少遍了！每个月给十个卢布总比每隔五个月给五十个卢布便当得多！’她走到门外，又站住，说：“我觉得再没有人象我们的苦命的丽扎那样可怜了。这姑娘在音乐学院读书，经常出入上流社会，可是上帝才知道她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那样的皮大衣，她都不好意思穿着上街了。如果她是别人的女儿，倒也罢了，可是人人又都知道她父亲是一位名教授，三品文官！”
她把我的名望和官阶糟蹋一顿以后，总算走了。我的白天就是这样开始的。这以后，也不见得好过些。
我正在喝茶，我的丽扎向我走来，穿着皮大衣，戴着帽子，拿着乐谱，已经完全准备好，要到音乐学院去了。她二十二岁。
她的模样显得还要年轻一点，长得漂亮，有点象我妻子年轻的时候。她温柔地吻我的鬓角和手，说：“早，爸爸。你身体好吗？”
她小时候很喜欢吃冰淇淋，我常得带她上糖果店去。在她心目中，冰淇淋是一切美好东西的范例。要是她想称赞我，她就说：“你是奶油冰淇淋，爸爸。”我们常把她的这一个小手指头叫做阿月浑子冰淇淋，另一个叫做奶油冰淇淋，第三个叫做马林果冰淇淋等等。往常她来问我早安，我总要把她抱起来，放在我的膝头上，吻她的小手指头，说：“奶油冰淇淋，……阿月浑子冰淇淋，……柠檬冰淇淋。……”
现在呢，拗不过老习惯，我还是吻着丽扎的手指头，喃喃地说：“阿月浑子冰淇淋，……奶油冰淇淋，……柠檬冰淇淋。……”可是我的声音完全不一样了。我冷冰冰，就跟冰淇淋一 样，自己也觉得难为情了。临到我女儿走到我面前，用嘴唇碰一碰我的鬓角，我却打个冷战，好象有一只蜜蜂螫了我的鬓角似的，我勉强笑一笑，把脸扭开了。自从我害失眠症以来，有一个问题象钉子那样钉在我的脑子里：我女儿常常看见我这个老头子，这个名人，为了欠仆役的工钱而痛苦得满脸通红，她也看见由小小的债务带来的烦恼常常逼得我放下工作，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连走上好几个钟头，想心事；可是为什么她就从来没有一回瞒着母亲，悄悄地来到我的身边，凑着我的耳朵小声说：“爸爸，拿去吧，这是我的表、镯子、耳环、衣服……。把它们统统拿去典当了吧，你要钱用。……”？她既然明白她母亲和我要面子，极力把我们的贫穷瞒住外人，那她为什么不放弃学音乐这种昂贵的享受呢？我不会收下她的表、镯子，也不会要她牺牲音乐，求主保佑我，我所需要的并不是这些。
同时我也想起了我的儿子，那个在华沙的军官。他是个聪明、正直、头脑清醒的人。可是我觉得这是不够的。我想：要是我有个老父亲，要是我知道有些时候他穷得害臊，那我就会把军官的职务交给别人去干，自己情愿做雇工。关于孩子的这一 类想法败坏了我的情绪。这样想有什么好处呢？只有心胸狭窄、满怀愤恨的人才会因为普通人不是英雄而对他们抱恶感。
可是，这些不提也罢。
到九点三刻，我得去给我那些可爱的孩子们讲课了。我穿好衣服，顺着街道走去。这条街道我走了三十年，对我来说它已经有它自己的历史了。那儿是一所灰色的大房子，开着一家药店，这儿从前是一所小房子，开着一家啤酒店，我就在那啤酒店里构思我的学位论文，给瓦丽雅写第一封情书。我是用铅笔在一张上端标着“ Historiamorbi”字样的纸上写的。那儿有一家食品杂货店，当初是一个犹太人开的，他赊给我纸烟，后来由一个胖太太经营了，她喜欢大学生，因为“他们人人都有娘”，现在呢，那里面坐着一个红头发商人，是个很冷淡的人，用铜茶壶喝茶。这儿是大学的破败的、多年没修过的大门，穿着羊皮袄、烦闷无聊的看门人，笤帚，一堆堆的雪。……在一 个新从内地来的、生气勃勃的、以为科学的宫殿真是宫殿的孩子的心上，这样的大门是不会留下什么良好印象的。一般地说，在俄罗斯悲观主义的历史上，大学校舍的颓败，走廊的阴森，墙上的污迹，光线的不足，台阶、衣帽架、凳子的凄凉的模样，在造成这种倾向的众多原因当中占首要地位。……那儿是我们的校园。我觉得从我做大学生的时候起到现在，它既没变得好一点，也没变得差一点。我不喜欢它。要是拔掉那些病样的菩提树、枯黄的金合欢、剪了枝的稀疏的紫丁香，在那儿栽上高高的松树和好看的橡树，那就合理多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学生的情怀是由环境造成的，那么他们在求学的地方无论走到哪儿，眼前所看见的只应当是高大的、健壮的、优雅的东西才对。……求上帝别让他们瞧见那些细瘦的树木、破碎的窗子、灰色的墙壁、蒙着破烂漆布的门才好。
我一走到平时进出的门廊，门就打开了，我碰到了我的老同事，跟我同年龄、同名字的看门人尼古拉。他一面把我让进门去，一面嗽着喉咙说：“天好冷啊，您老人家！”
或者，如果皮大衣湿了，他就说：
“下雨了，您老人家！”
然后他跑到我前面，把一路上所有的门都替我推开。到了我的办公室里，他就小心地为我脱掉皮大衣，趁这机会跟我讲点大学里的新闻。大学里所有的看门人和校工彼此都十分熟悉；因此全校四个系、办公处、校长室、图书馆里出了些什么事，他都知道。他有什么事情不知道呀！遇到学校里发生了什么大事，比方说，校长或者系主任辞职了，我就听见他跟年轻的校工聊天，谈到补缺人的名字，而且说某某人不会得到部长批准，某某人自己又不肯接受这个职务，然后捕风捉影地、详尽地谈到办公室里接到了神秘文件，部长和督学大概在进行秘密谈话等等。如果把那些细节除外，他的话差不多总是对的。他对每个补缺人都形容一番，那种形容是别致的，可又正确。要是您想知道某人在哪年宣读学位论文，开始教书，退休，或者去世，那尽可以靠这个老兵的广博记忆来帮忙。他不但会告诉您哪年哪月哪天，还会讲到这件事或者那件事的经过情形。那样的记性是只有满怀爱心的人才会有的。
他是大学传统的保护人，他由前辈的看门人那里接受了许多大学生活掌故这样一份遗产。他还给这份财富添上他自己在服务期间得来的许多宝贝。要是您想听，他就可以给您讲许多长长短短的故事。他会讲到有些了不起的学者什么都懂，有些出色的刻苦钻研的人一连几个星期不睡觉，很多的人为科学受难和牺牲。在他看来，善战胜恶，弱者永远征服强者，聪明的征服愚蠢的，谦虚的征服骄傲的，年轻的征服年老的。
……那些传说和故事，人也不必都信以为真，不过把它们滤一 下，您就会在滤器里找到您需要的东西：我们的优良传统和大家公认的真正的英雄的名字。
在我们这班人当中，学术界的全部新闻只限于某些老教授精神异常恍惚的趣闻以及关于格鲁别尔、关于我、关于巴卜辛的两三个笑话罢了。可是对于知识界来说，这点消息未免太少。要是我们知识界都象尼古拉那样热爱科学、科学家、学生，那么早就会出现有关它的写成文字的完整的史诗、故事、言行录了，可惜这样的文献直到现在还没有。
尼古拉跟我讲完新闻以后，就做出一脸的严肃神情，我们开始谈正事了。要是在这种时候有个外人听到尼古拉随口说出许多学术名词，那他也许会以为尼古拉本来是个学者，却假扮成一个兵。顺便说一句，关于大学的校工有学问的传言是大大夸张了的。不错，尼古拉知道一百多个拉丁词，会把骨架拼凑起来，有时候还会准备实验标本，引一句课本上的文绉绉的长句逗学生发笑，可是，举例来说，对血液循环这种绝不复杂的原理，他现在仍旧跟二十年前一样茫然无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