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所有事关生死的问题都是死活题

      唐翰存先生最招人恨的言语就是声称：“旧体诗是死文字、死文学。”这话既武断，又伤人，让很多“旧爱”难以保持风度。或许对旧体诗最忠心不二的铁粉中，如我这般上了一点岁数的诗友相对较多，对“死”这种字眼比较敏感吧。

      拉回到一百年前，在胡适先生和他的同伙们完成对于旧体诗的绝杀的时候，旧体诗的确还沉浸在文言文的古雅风致之中，完全没有做好接纳白话文入伙的心理准备和物理准备。但在白话文自己连书面语的阵地没有完全攻克，就要求作为语言艺术皇冠的诗歌对它倒履相迎，未免强人所难。

      但即使在那个时候，在旧体诗中使用什么语言，如何修辞都是自由的，格律中涉及平仄和韵脚，偶尔有些学定俗成的对仗等局部限制，但从没有硬性地规定什么词语可以入诗，什么不可以。限制无形地存在于诗人的脑子里，他们习惯于用文言文搭建诗歌的建筑，而不是他们认为有些肤浅的白话文。

      而在今天，当唐先生试图第二次判旧体诗死刑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现代词语入诗早已经被很多“旧爱”身体力行了，充满新词、新意的旧体诗触目皆是。旧诗以前没有，现在更没有把自己局限在某个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所有我们可能遇到的限制完全来源于具体的作者本身个性化的偏好。的确有不少“旧爱”，包括我本人，对于现代词语的使用比较谨慎，对于包括新词新意较多的作品的鉴赏有些执拗的脾气而已。

      旧诗仍是不背锅。

      如果把写一首诗的过程比喻为下棋，那么最重要的只是输赢，不是过程。诗的输赢就是能否打动读者，至于用什么招数，自然有效就好，不论黑子白子，黑猫白猫。

      不可否认，新的语言要素层出不穷地出现，的确给旧诗的写作和鉴赏带来了一些不可回避的挑战。对于有些人，这种挑战是麻烦，而对于另外一些人，则可能是乐趣。

      这些是诗人的独立选择，而面临这种选择的不仅是“旧爱”，新诗人同样需要面对，需要选择，甚至需要痛苦。语言是永远无止境地变化着的，而其中越是接近于人们直接交流信息的语言，如口语，变化的幅度和频率就越大。不独旧诗，也不独新诗，所有以语言文字为艺术载体的文学形式，都无不在语言的变换中吃力地找寻自己的位置。那些火星文、口水诗、各种网络用语，他们仿佛闪婚一般突然出现，吓人一跳，再扔下一地鸡毛之后就瞬间消退殆尽。面对这样的语言环境，主流的文学家们应该顾不上介意旧诗的死活才是。

      当鲍勃·迪伦201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大概全世界吃文学这碗饭的都愣了一下，包括鲍勃自己。那寥寥几本自传远不足以给鲍勃带来殊荣，应该还是他作为音乐家创作的大量脍炙人口的歌词打动了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

      歌词无疑是诗的一个品种，然而以唐先生为代表的新诗达人在讥讽完旧诗的死文字之后，是否考虑把崔健们、周杰伦们、毛不易们、甚至PGone们承认为自己诗歌最新的现在和未来？当然，人家早不需要教皇的加冕，他们已经拥有了世界。

      对比2016年的瑞典皇家文学院，中国的主流文学界在2014年作过一件比之更为另类地事情，就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把鲁迅奖授给了旧体诗词，但遗憾地是获奖的诗作却完全无法得到旧诗界的认同，就仿佛他们穿越回唐朝，把本应授予李白杜甫的桂冠，随手套在黄巢的头上。

      不知这样的选择是出于无知还是出于恶意的调侃。如果是前者，我们或许可以一笑置之，如果是后者，我们可能也只好一笑置之。

      当所谓“中国诗词大会”沦为中国诗词知识竞赛和背诵技能专业大赛的时候，当哪些对旧体诗如隔山岳的所谓专家卖弄文采的“打油诗”被当成现代人的旧诗大作的时候，我有一点理解唐先生对于当代旧诗创作的不满。

      但这种我们同样不满的情况，不正是某些主流诗歌界刻意打压、歪曲甚至羞辱旧体诗词的必然结果吗。

      生死问题其实摆在所有诗歌的面前需要解答，无论新旧。

七律 珍珑

纵横三百六天机，点点团团竞有为。

域外无边心入境，局中万变计难施。

东西竹座惊随手，黑白兵锋冷向眉。

看不破时魂尽破，如空事事付一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