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藩镇存在意义——藩镇割据5
从755年范阳起兵安史之乱开始，到907年唐灭，历经藩镇割据的唐王朝仍旧是起起伏伏152载。虽然中央政权急遽衰弱，却又在宪宗时期又逐渐复兴，随着宪宗驾鹤西去而走向灭亡。
从安史之乱到黄巢起义，唐朝廷前前后后设置了八十九个大大小小的藩镇，参加过割据叛乱的有是十一个。
在上章我曾讲到宪宗削藩，在镇压了叛乱的藩镇，绞杀了乱党之后又重新安排新的替代者，从根本意义上说，宪宗对于藩镇的措施不叫削藩，而是通过镇压叛乱，让各地的藩镇老实点，对于藩镇的实际权力并没有收回。而真正属于割据状态的其实只有河朔三藩，宪宗在世的元和中兴，大大打击了藩镇的气焰，但是等到他去世，河朔三藩再次复叛，其余的藩镇相对来说保持着稳定。
这久不得不深思安史之乱后到唐亡的150年间，各个地方的“藩镇割据”是不是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分裂割据状态。
而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独特的唐朝地方机构体制。
我们在养虎为患——藩镇割据1（18）一章中曾简单说过唐代地方政府的结构，地方行政实现州县或郡县两级制。但是到了后期，藩镇内的各项自主权致使它具有强大的独立性，节度使本由朝廷指派，而藩镇内部的选官随着藩镇的独立也变得自主起来。地方政府逐渐演化成为节度使自主治理藩镇的状态。即便是朝廷插手到藩镇内部的官僚，也从根本是改变不了独立的局面。更是随着节度使的官位的继承，越发的难以控制，颇有一种回到秦以前的天下共主的分封状态。
但是藩镇割据和分封状态又有本质的不同，藩镇的存在其实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听从中央的政令，服从中央的指挥，整个国家的体系系统制度仍旧是一套的。而分封有着自己内部的专项制度。
我们可以从另一种角度剖析，宪宗削藩采用的是“先弱后强，各个击破”的战略。藩镇由唐玄宗时期的十个增加到元和四十八镇，唐廷通过不断将原本大的板块切小，致使各个藩镇之间互相牵制以求王朝内乱而不至于急速灭亡。
因此说藩镇是一种唐代特殊的地方政体结构，并且藩镇在唐朝后期存在有着它本身的价值。
（一）以“新”治乱
举例说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在逃亡途中下令设置了山南东路、江南东路、西路、黔中等节度使，由永王李璘、盛王李琦担任，其目的是运用唐廷血脉稳住大半江山。到了肃宗时期，又在长安东都设置了同、华节度使，在与安禄山斗争激烈的的河南设置玄武、豫许等节度使，这种以设置藩镇来抵抗叛乱藩镇的手段，在安史之乱时期就显得尤其重要。
这种措施和汉初刘邦剿灭异姓王而运用同姓宗族手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当朝廷的布署传至各地时，地方掀起“始知乘舆所在”，重新给了这些新的节度使抵抗的信心，这就是《黄石公三略》》讲的:
“重赏之下，必有死士。”
显而易见，藩镇的增设，是适应当时军事斗争的需要，全国已经进入到战时紧急状态，唐廷借用所有的战争机器，将战时体制、军事、政治都融入到了“藩镇地方政治”中去，在毫无戒备的内战面前，选择以新治乱的手段是一种积极有效的措施。
（二）以“分”求“和”
安史之乱后，为什么唐廷没有及时削藩以收回地方的自主权，在占山为王——藩镇割据3（20）中曾经讲到，安史之乱后，朝廷元气大伤，面对平叛之功臣藩镇，不是时机打压，这是未收回藩镇权力之初始。同时募兵制下的藩镇兵将一体，有着长时间的雇佣和从属关系，战后兵民的安置对于国家稳定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安史之乱后的河朔三藩与中央貌合神离，虎视眈眈，边疆的的游牧民族又像饿狼般随时觊觎长安之地，同时黄河流域经过战乱后满目疮痍，唐廷内部架构紊乱，国库空虚。
此刻的唐廷命悬一线，不论哪个环节出现问题，将会使得国家陷入瘫痪，随时都可能崩盘。面对这样的百废待兴的唐王朝来说，”维稳“是第一步，维持藩镇的存在，以求在类似的分割状态下求得喘息的机会。
此时地方藩镇强有力的控制，让节度使在藩镇内部进行有效的政治，经济，军事一体化管理，各个机器良好运作起来才能保证唐廷这个整体机器复苏。即在《白居易集》中所谓：
“方隅未宁，务先经略，则专委方伯以总统之，及兵革甫定，思弘风化，则并命连帅以分理之。”就是讲的这个道德。
（三）以“分”定“扰”
安史之乱后，唐廷本身乱成一团，到代宗时期，边陲藩镇的大多数兵被调回长安平乱，边陲地带的吐蕃又开始猖獗起来，一举攻下长安。这几年间，凤翔以西，邠州之北，全部被吐蕃占据，同时在南部的南诏国与吐蕃会盟，给唐廷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在边防地区布置重兵是必须之举措。凤翔节度使具有“控秦塞之西，扼胡苑之左”功能，邠宁有“华夷要地”，“以威西戎，以护中华”使命；西北西南十六镇在战略地位上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在分割的藩镇使命上，肩挑起殿邦御侮的职责。据《旧唐书》载：“
贞元二年（786年），吐蕃入泾、陇诸州，邠宁节度使韩游环夜袭敌营，击退吐蕃，收复盐州。
又有泾源马璘，“以破虏为己任”；刘昌在镇十三年，而”边障妥宁“的局面。
穆宗时期的卢简求先后坐镇泾源、北庭、凤翔、河东，对边陲地带的少数名族“开怀抚待，接以恩信，所至抚御，便鄙晏然。”
（四）初始功能
处于以上讲的藩镇存在在王朝各个节骨眼上的重大功能之外，我们从它出厂设置的功能来看，作为检察官体，不论在乱前和乱后，其本质的检察职责对于唐中央集权的巩固都是积极有效的。
特别是安史之乱后的国家急需要恢复政治常轨，对于地方的检察控制刻不容缓，藩镇的存在一来有着“以分求和”机能，还使得其成为国家和地方连接的纽带；
唐肃宗在位期间，由于国家被搅得一团糟，肃宗不得不承认，“必令郎官御史，分命巡察，则乘驿蹔往，难于委知，谅无益于澄清，反而增于劳损”。其本质的功能仍旧表明了藩镇存在的意义。
同时，在讲藩镇类型中谈及的“ 东南型藩镇”是唐廷财赋的重要来源地，几乎成了唐中央赖以存延的经济基础。
如浙东地区“财富之所出，公家之所给，岁以万计。”
淮南地区“控荆衡以淞泛，通夷越之货贿（hui，四声），四会五达，比为咽颐”。《新唐书·食货志》载：
“贞元二年，唐廷增加江南漕运，令浙江两道每年进米七十五万石，另以本道两税折纳一百万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亦百二十万石，淮南二十万石。”
这些富饶高产之地不管是为唐廷战后的元气恢复还是之后宪宗的削藩军事费用提供都起到了很大意义上的支持。
不得不说，藩镇作为唐朝独特的地方政体，在唐安史之乱大伤元气的体系下，唐王朝能够屹立百年而不灭，就是有力地利用了藩镇的独特性和特殊的政治手腕，致使整个江山呈现类似“割据”而未分裂的局面。
但是，藩镇的存在始终对于唐中央集权来说是把利刃，利用得好，能使唐不倒而姓李，起起伏伏上百载，继而在日薄西山之际能够出现小的“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大中之治”的回气之盛；
不过，仍旧和钱穆先生所说的“政治的好坏仍旧需要人来运作”。因此在唐宣宗之后，唐懿宗与唐僖宗的无能昏庸，使得唐朝一直走下坡路，此后一蹶不振。 唐朝后期，战争不断，经济政治衰退，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年）爆发农民起义，唐朝经济命脉的江南地区经过黄巢的打击，唐朝统治名存实亡。 经过黄巢起义后，把唐朝的基础打破，整个唐朝中后的治乱，结局正如黄巢那首《咏菊》: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地尽带黄金甲。
藩镇的存在此时便是借着农名起义的风势，着黄金盔甲而灭唐于朝夕之间。
（本章仅为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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