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国学的人很多，读钱穆的人不多；读钱穆的人不少，真能细致深入的很少。读钱穆的很多人只知道《论语新解》《国史大纲》，而不知道有《刘向歆父子年谱》《先秦诸子系年》等，更不知道还有《朱子新学案》《晚学盲言》等等。纵是读《国史大纲》，如果理解不了“温情与敬意”，也读不了此书，甚至可以说读不懂中国历史。可以说，中国的历史文化，就是秉持着这温情与敬意而绵延向前，没有此，也就没有中国文化。
试问这“温情与敬意”自何而来？窃自度之，乃来自于《论语》中子游与子夏之问孝。孔子答子游问孝，便是要存敬意；答子夏问孝，正是要有一种温情。我想钱穆先生下此两词，很有可能是受孔子此两问孝之答而启发。什么是温情？亲近之是也。什么是敬意？尊重之是也。一国之知识国民对其本国历史的态度正源于子女对父母的态度，此一种态度也正是作为子女对父母所应有该有的态度。
治史者若没有“温情与敬意”，历史便成了一堆生冷僵硬的材料。唯有注入一股情意，历史方成生命，文化方能延续。此乃钱先生反复一贯之观点。
也可说，中华民族何以能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独存于世，正在于这“温情与敬意”二语。自古以来，中国人心中如果没有这二语，中华民族或早已灭亡。同样，今日国人心中如果不存此二语，吾族亦离灭亡不远。此绝非危言耸听。读史治史者不可不察，不可不知也。
若此二语用一字予以概况，那便是“仁”字。孟子说：“仁，人心也。”温情与敬意具来自人心，温情是爱，敬意是敬，皆由心发出。如此可知，温情与敬意正是孟子所谓良知良能，人心本所固有。正是中国人善护此仁心，善保此良知良能，使得中华民族虽屡仆而屡起、虽衰落而复兴，历几千年而能长存不灭。此正是中国人之伟大处。读史治史者必察乎此、知乎此，方可谓能读史，会治史。钱宾四先生发明温情与敬意二语，实乃有甚大甚深之意义。
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是一种民族主义史观，固然不错，但毋宁说这是一种儒家史观。因此，钱宾四先生可称之为儒家历史学家。20世纪中国众多学者中，有是儒家但不是历史学家的，有是历史学家但不是儒家的。既是儒家又是历史学家的，仅钱宾四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