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跋扈家族里的道德楷模

西汉以“孝”治国，这一朝的太后，往往不离政治中心，并有极大的话语权。比如众所周知的吕雉，在惠帝和前后两位少帝时期，曾以强硬的姿态主政十五年之久。又如窦太后，其专断的性格，不仅差点影响了景帝继承人的选择问题，甚至令武帝初即位时也忌惮不已。王政君和这两位太后相比，相对宽容仁厚了很多，可能正是因为过于仁慈、过于重感情，所以她在提拔外戚的力度上，远胜于窦太后，不亚于吕太后。

在她的儿子汉成帝即位后，王太后的七个兄弟很快就两位被封为列侯，五位被封为关内侯。其中王凤还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这是武帝以来，真正握有实权者的内朝职务。要不是有一位兄弟王曼早死，只怕此刻已经是一门八侯了。

一个家族忽然凭身份暴得富贵，然后又飞扬跋扈，奢侈无度，引起非议那是必然的事。所以王氏家族便自然而然成了众矢之的。

朝野内外反对他们的理由主要有几条。

第一条理由是，汉朝廷有一则从刘邦开国就定下的规矩：非功臣不侯。所以即使连汉武帝这么专权独断，为了给宠爱的李夫人的兄弟李广利封侯，也要派其领军大费周章地去战场上立功。而王氏兄弟们显然无功可言，怎么可以随便封侯呢，这岂不是违背了祖训，有失孝道？

所以当某一个夏天，长安忽然发生沙暴天气后，就有人解题发挥了，称这就是上天对他们无功封侯不满而产生的灾异警示。（注①：《汉书·元后传》：其夏，黄雾四塞终日。天子以问谏大夫杨兴、博士驷胜等，对皆以为：“阴盛侵阳之气也。高祖之约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诸弟皆以无功为侯，非高祖之约，外戚未曾有也，故天为见异。”）

第二条理由则是，这几位兄弟的行为实在太不检点了。《汉书·元后传》里记录了汉成帝对几人的痛斥，称：成都侯王商，为了引河水到自己家，擅自打通长安城墙；曲阳侯王根，骄奢僭越，园子里的建筑竟然模拟天子的形制；红阳侯王立父子，则私养宾客，包藏了大量亡命之徒、奸猾份子。一般来说，如果只是普通的骄奢淫逸，汉成帝是不会太在意的。而这里面列举的几项，越权僭越、收养宾客，却都是人君无法忍受的底线问题。也就是说，虽然汉成帝出于对母亲的孝意，封了所有的舅舅为侯，但其实皇帝本人也对他们没有分寸的行为感到愤怒。而既然皇帝的态度都如此，大家也就自然更有胆量表示不满了。

在普遍对王氏家族给出差评的同时，有一个王氏子弟却独独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赞誉。

这个人就是王莽。

王莽的父亲，就是王政君兄弟八人中最早死的那位王曼，所以王莽很不幸地没有沾到姑姑的光。当然，即使他父亲活着也被封侯了，将来继承爵位的也将是王莽的兄长。

当他的堂兄弟们都已经成为“侯二代”过上声色犬马的富贵生活时，王莽却独自过着“孤贫”的日子。他拜师儒生，勤奋好读。在长兄也过世后，一人抚养寡母、寡嫂，以及兄弟二人的子女，把家庭料理得井井有条。他不管是在外结交朋友，还是在家族中面对各位叔伯，都恭敬有礼。有一年，最尊贵的伯父大将军王凤生了病，王莽亲自在床前服侍，一个多月衣不解带、寸步不离，让王凤大为感动。

于是在大家眼里，这就算是一件稀奇事了：嚣张跋扈的王家竟然出了一个知书达礼、虚怀若谷、克己慎独、风清气正的好少年。世人总喜欢反差萌，出淤泥而不染，比一朵净室里栽培出来的花更引人注目。王氏子弟们用自身的恶行，反衬了王莽道德楷模一般的光辉形象。

而在王家，特别是太后王政君和大将军王凤眼里，王莽也成了拯救王家声誉和命运的关键寄托。如前所述，连汉成帝本人都已经表达对舅舅们行为的厌恶，遑论其他大臣。何况，汉成帝本人一直没有子嗣，帝国未来的主人不知道是谁。但大家都知道，新的主人身边就会组成新的班子，有新的外戚。假如不争取皇帝和朝野内外一致的支持，而是任由口碑继续恶化，王家的未来实在堪忧。权力既然不可以旁落到外人手里，最好的办法是交给一个连外人都称赞都信服的自己人。

由于王凤临终前对王政君和汉成帝的嘱托，王莽终于成为了一名黄门郎，虽然职级很低，但却可以出入省中，经常侍从皇帝了。

很快王莽就升迁为射声校尉，不知是否看到了良好声誉为自己带来的政治机会，他在营造“好人人设”这件事上变得变本加厉。

比如他哥哥因为早死，留下的儿子一直由他照料。王莽把这个孩子送到博士门下学习。只要王莽轮休，就必定兴师动众，载羊载酒，送去学校犒劳老师同学们。（注②：《汉书·王莽传》：莽休沐出，振车骑，奉羊酒，劳遗其师，恩施下竟同学。诸生纵观，长老叹息。）

《汉书》的这段原文里，有几个细节很有意思。第一处是：“振车骑”，运送东西自然用得上车骑，但这个“振”字，就有故意搞大阵势，唯恐别人不知道的意思。第二处则是“诸生纵观，长老叹息”，一个家长来送餐，竟然要引起学生大量围观和老师们的感慨。其实我们不妨想一想为什么要围观，显然不仅仅是因为阵仗大，更不可能是因为王莽的官职，毕竟在长安城里，射声校尉算什么大官呢？最大的可能是，“那个传说中的好人来了，快去看一看！”自从汉武帝一尊儒术，设五经博士之后，所谓的博士子弟，基本就是儒家子弟，这个时候王莽虽然还没有硬套“圣人”模板，但显然已经是个有口皆碑的名人。名人进校，儒生们自然有围观的冲动。而长老们叹息的，也必然是：“果然名不虚传，是我们儒家道德的好代表啊！”

《汉书》的作者是东汉的班固班氏兄妹，写到王莽这类事情时，用了一句话来总结。“其匿情求名如此。”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为了博取好的名声，故意克制内心真实的想法和欲望。班固的爷爷是王莽的好朋友。不知道他对王莽的这个论定，是来自他爷爷家庭内部的交流印象呢，还是东汉朝廷对前朝天子的政治共识。但凭良心讲，“匿情求名”算是一个诛心之论。几乎所有的自我修养，不都是要克服一些本能的欲望吗？比如，在路上捡到一个包，打开里面装了一百万现金。内心难道真的不想占有这些钱吗，但权衡利弊，还是不想做个小人，于是找警察联系到了失主。但非要用“匿情求名”来形容，就显得有些刻薄。

当然，用在王莽身上，算是一种东汉的政治正确。

二、击败淳于长

王莽的德行越来越知名，他是儒家不世出的好学生，又是王家声誉的唯一形象代言人，从上到下无人不夸赞。他的职位也随着声誉直线上涨，既被封为新都侯，又先后升迁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但是离大司马这一最高权位，始终还有一步之遥。而他的面前，也有一个强劲对手：他的表兄弟淳于长。

淳于长是太后王政君姐姐的儿子，所以和王政君、大司马王凤关系也都很亲密，王凤生病时，他也和王莽一样，寸步不离地服侍左右。所以，王凤临终时，其实是把他和王莽两人一起打包托付给了汉成帝和王政君。

但是比起王莽来，淳于长有个巨大的优势，他和汉成帝的关系要来得更好。这是因为汉成帝当初废了许皇后，想要立赵飞燕苦，于母后王政君嫌她出身太低，是靠淳于长到王政君那里做工作，最后先封赵飞燕父亲为侯，才成功将其立为皇后，因此汉成帝非常感激和信任淳于长。淳于长担任侍中的时候，“奉两宫使”，也就是频繁地走动于太后与皇帝之间，帮助联络母子感情。而既然淳于长和王莽都是王家下一代里的种子选手，最后谁胜出，自然就靠汉成帝和王政君心理更偏向谁了。

如果真要靠博得喜爱来决胜，王莽几乎没有赢面。

正面走不通，王莽决定另辟蹊径。既然我无法骤然增加皇帝和太后对自己的好感，那我就设法打消他们对你的好感，此消彼长，等于我赢。

而贬损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从道德层面入手。

恰好淳于长真的不是个太注意私德的人，尤其是非常好色。（注③：《汉书·佞幸传》：多蓄妻妾，淫于声色，不奉法度。）至少比起“道德圣人”王莽来说，这一点上他完全处于劣势，把柄一抓一大把。

比如，汉成帝的许皇后有个姐姐，叫做许孊，自从死了丈夫寡居之后，就和淳于长好上了。许皇后被废不甘心，一看姐姐和皇帝身边的红人关系如此亲密，便托姐姐帮她大行贿赂，希望淳于长帮自己在汉成帝面前美言几句，再当皇后自然不可能了，哪怕当个婕妤也不错。淳于长前后收了皇后上千万的钱财礼物，骗她已经和皇帝说了，迟早要立她为左皇后，实际上却没有任何帮忙的意思。因为淳于长有自己的打算，他写了不少信调戏许后，显然是打算把这位失宠的女人和她姐姐一起收为己用。

除了调戏许皇后，其他细节都被王莽探得，王莽决定开始行动了。

此时的大司马，是王氏兄弟中的曲阳侯王根，因为年龄原因，他将是王家第一代中最后一位辅政的了。他致仕时的推荐也很有分量。所以王莽首先找到他，在病床前告密道：“听说淳于长知道您久病不起，以为自己就要继任大司马了，开心得不得了，到处和人说。

王根听完勃然大怒：“有这种事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王莽道：“我不知道您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之前犹豫着一直不敢说。”

王根气得摆摆手：“赶紧去东宫报告太后。”

王莽见到王政君，除了以上事，又添油加醋说了一些其他事情。比如淳于长曾经对王莽的母亲，也就是自己的舅妈毫不尊敬，不行礼数的事，又比如和许皇后的姐姐私通，收受贿赂的事。

王政君听完自然也怒不可遏，催促王莽立即禀命皇帝。

王莽再把所有事情原原本本和汉成帝说了一遍。他的目标很明确，你不是种子选手吗，我就是要暴露你的道德问题，直接取消你的比赛资格。而且前后对王根、王政君说的内容，都有所区别，精心对准每个人最在乎的事。王根患病最忌讳什么，忌讳还没死，别人就惦记着要来取代自己。王政君在乎什么，在乎王莽的母亲，也就是自己寡居多年的弟妹竟然被小辈无视侮辱，在乎王家的子弟怎么出了一个这么不检点的后人。所以王莽的策略立刻奏效，对淳于长实现了精准打击。

不过汉成帝倒是真喜欢淳于长，留足了面子，只是免去了他的官职，令他离开长安，回自己的侯国去。

到这一步，王莽已经基本赢了，他也未必就需要置淳于长于死地，只需要他退出竞赛就可以。但老天似乎想让他赢得彻底一点。

淳于长离开长安时，他另一名舅舅红阳侯王立，有个儿子跑来问他要马车。淳于长和这名舅舅的关系处得非常糟糕，若是平时肯定一万个不愿意。不过此时，失意的他也是病急乱投医了，别说马车，他甚至拿出重宝，央求表兄弟回家和舅舅王立说说，让舅舅在汉成帝面前帮自己求求情，也许可以不用离开长安。王立拿到贿赂，居然也就真的开开心心说情去了。问题是，汉成帝一早就知道二人关系恶劣，这时为什么突然说起好话来了呢？难道过去是有意骗我？还是两家之间有什么阴谋？

做人臣有个原则是，你可以贪污受贿，骄奢淫逸，但是不能偷偷摸摸有所隐瞒，让皇帝产生疑心觉得你有阴谋。

于是淳于长被迅速逮捕审问，这么一拷问，便把调戏许皇后、谋立左皇后的事情也招供了出来。本来只是行为不端，现在则是谋逆大罪。淳于长就如此死在了诏狱里。

王莽毫无后顾之忧，很快顺利当上了大司马。

这是儒家好人第一次使用手段攻击政敌，其阴狠毒辣的风格和他苦心经营的人设似乎背道而驰，又好似一体两面。

三、外戚争夺战

辅政不久之后，汉成帝便一命呜呼，正因为他没有子嗣（注④：《汉书·外戚传》里记载，有个叫解光的人，在哀帝时曾透露，后宫有一名美人、一名宫女都曾怀过成帝的孩子，但生下来之后就被赵昭仪派人弄死了），所以帝国的继承人早就提前商量好了，由定陶王刘欣来即位，史称为汉哀帝。

汉成帝还在做元帝的太子时，元帝差点就废了他，改立刘欣的父亲，也就是说，刘欣的奶奶傅氏曾差一点就取代了王政君的皇后、太后之位。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说，汉成帝和王政君应该对傅氏、刘欣非常忌讳，而傅氏也应该为曾经唾手可得的后位而十分嫉恨王政君母子。

逻辑是对的，但事情在不断发展，逻辑也并非一成不变，而人更会随着形势改变而调整应变处事的方法。

傅氏在退出皇后位置争夺后，和儿子定陶恭王、儿媳丁姬等人一起到了藩国，当起了诸侯太后。傅氏是个很有心计谋略的女人，而且很能处理人际关系。（注⑤：《汉书·外戚传》：（傅氏）为人有才略，善事人。）当她看见汉成帝没有子嗣，便清楚自己的孙子机会来了。她私下贿赂赵昭仪及时任大司马的王根，请他们在成帝面前建议立刘欣为嗣。而赵、王二人也要为将来谋划，自然巴不得在立太子一事占一份功劳。

不过，最后的决定权，仍然在王政君和汉成帝手里。

平心而论，即使汉成帝过去对刘欣的父亲有忌讳，但在面对宗庙祭祀、帝位传承这样的大问题上，似乎也容不得有什么计较了。谁让他没有自己的儿子可以奉嗣呢。而且刘欣这个大侄子人的综合素质倒也还不错，所以就算没有赵昭仪和王根的努力，成帝自己都有几分器重他。

真正的矛盾，集中在王政君和傅氏这两位奶奶级的人物身上。因为一旦刘欣即位，曾经的问题又将出现了，那就是王政君和傅氏，究竟哪位该当太皇太后。

其实，在儒家的宗法制里，这是有明确答案的。

答案是：刘欣如果要继承帝位，那就必须过继给汉成帝，相当于汉成帝才是他的父亲，王政君才是他的奶奶。那原先的亲奶奶傅氏、亲妈丁姬则跟他就没有关系了，甚至连见都不能够见。所以，大汉仍然只有一个明确的太皇太后，这个人只能是王政君。

这个答案自然也是王莽心里的标准答案。因为只有王政君还有发言权，他作为外戚才能长久地坐在大司马的位置上。

答案是唯一的，但是问题却可以有很多。

问题之一是王政君是个很心慈手软的妇人，她不仅完全没有把傅氏作为对手来衡量，还大开方便之门，允许傅氏、丁姬十天见一次皇帝。问题之二是傅氏并不满足于此，王政君的宽容，恰好给了她与汉哀帝刘欣商量如何对付王氏一家的机会。

于是，很快就有人顺着汉哀帝的旨意，上奏建议称丁姬为太后。这显然是个谄媚且不合礼制的建议，因为成帝原先是有赵飞燕皇后在的，哀帝即位后，自然就应该称赵飞燕为太后。所以这个建议正常情况下本不该提出，之所以会提出，真实目的是为了把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可以讨论的问题。有讨论，就有回旋的余地。

果然，余地来了。王政君明知道这个建议是为了抬高傅氏、丁姬的身份，但又不可能同意，所以为了给新皇帝面子，只好折中一下，那就追封哀帝死去的父亲定陶恭王为恭皇吧。别小看这一个字的出入，从“王”到“皇”，实际上是是一种突破礼制的等级跃迁。

但这下就给傅氏和哀帝找到理由了。既然定陶恭王可以变成恭皇，那为什么他的母亲傅氏不能从王太后，变成皇太后呢？一个口子开了，其他的事情再推起来，就显的理所当然。而既然傅氏和哀帝的意图这么明显，也就一定会有一波政治投机者热衷于在其中推波助澜。

王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因为太皇太后之争，必定会带来外戚之争。一旦王政君失势，王氏家族在朝中的地位势必要被傅氏、丁氏家族取代。所以在整个过程里，王莽始终不遗余力地维护姑妈的权威。比如，有一次汉哀帝在未央宫设宴，侍从摆席的时候，把傅氏的位置放在了王政君身边。王莽勃然大怒，责骂道：“定陶太后只是藩妾，有什么资格坐在太皇太后一起。”（注⑥：《汉书·王莽传》：莽案行，责内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与至尊并。”傅氏知道后，视王莽为大仇，痛恨到了极点。

面对傅氏的得寸进尺，王政君选择了息事宁人，她示意王莽辞官回家，希望双方可以各退一步，傅氏不要再觊觎名位之事，而王莽则把辅政大权拱手而让。不过王政君可能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了，权力中央的角逐，如同过独木桥，对手又是历来恨你入骨的傅氏。你主动往后退，别人怎么可能不往前进，趁机置你于万劫不复呢？

几年后，一切不可阻挡地顺势发展了，傅氏和丁姬共称尊号。于是巍巍汉宫里，同时存在有一个太皇太后王政君，一个皇太太后傅氏，一个皇太后赵飞燕，一个帝太后丁氏，堪称奇观。这其中，赵飞燕太后势孤力单，实力可以忽略不计，为求自保，她投向了傅丁一方。所以局面就变成了傅、丁二人和两家的外戚，在汉哀帝的支持下，合力围攻王政君和王氏家族。谁强谁弱，一目了然。

自从称了尊号以后，傅氏开始丝毫不顾念王政君过去对自己的仁慈，越来越不把她放在眼里，甚至当着面也直呼其为“老太婆”，并且追怨自己当年做汉元帝妃子时，另一位有宠的婕妤，找个借口将其处死。（⑦《汉书·外戚传》：傅太后既尊，后尤骄，与成帝母语，至谓之妪。与中山孝王母冯太后并事元帝，追怨之，陷以祝诅罪，令自杀。）

而免官在家的王莽，也在此时被赶出了长安，回到自己的封地，彻底远离政治中心。

按照正常的规律来看，只要年富力强的汉哀帝不出什么意外，保守估计执政个二三十年，王莽也将在闲散的日子里老死，而姑姑王政君更将走在他之前，所以他几乎不会再有任何机会复出了。

回首短暂的辅政岁月，像这位道德家打盹做的荒唐一梦。

四、清除异己

意外来了。来得相当意外。

二十五岁的汉哀帝，只在位了六年，忽然驾崩了。

在这前一年，跋扈的傅太皇太后也已经过世了，汉哀帝虽然由于众多人的喊冤，重新把王莽调回了长安，但始终没有再次把大权交还给他的意思。汉哀帝有一名新宠，即“断袖”典故的出处，历史上著名的董贤。

西汉诸位皇帝，几乎都有男宠，高祖、惠帝、文帝、武帝莫不例外。董贤就是因为长得标致，得到了哀帝的宠幸，从此平步青云，赏赐巨万。两人曾一起睡觉，哀帝的衣服被董贤压在身下，为了起床不惊醒爱人，于是挥剑隔断了袖子。（注⑧：《汉书·佞幸传》：（董贤）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悦其仪貌……常与上卧起，尝昼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其恩爱至此。）

哀帝起初也重用外戚傅丁两家，但随之便把辅政的希望转移到了董贤的身上。董贤二十二岁便当了王莽半世苦苦追求的大司马一职，匈奴单于来朝拜天子时，很奇怪怎么那么年轻便能坐上如此高位。汉哀帝对翻译官说：你就给我这么翻译。大司马虽然年轻，但却是难得的大贤。（注⑨：《汉书·佞幸传》：单于怪贤年少，以问译，上令译报：“大司马年少，以大贤居位。”）

哀帝也没有子嗣，故此有禅位给董贤的念头。

但还没轮到这一计划执行，哀帝就忽然死了。由于走得过于突然，当哀帝的灵柩停在未央宫的大殿之上，年轻的大司马董贤忽然束手无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接下来的政局变化。殊不知，每一任天子死后，几乎都要大变天、大洗牌。身在高位的人如果不提前应变，不谋划防范，自己就有可能变成那张被血水洗掉的牌。

就在董贤犯楞的时候，久已失势的太皇太后王政君忽然带人赶到了现场，并当场收走了天子印玺，然后问：大司马准备怎么操办皇帝的丧事？

刚刚二十出头的董贤哪里懂得这些规矩，一句话都答不出来，忙不迭地自责。

王政君顺势说：新都侯王莽，当初曾料理过先帝的后事，熟悉各种礼仪，我让他来协助你吧。

董贤哪里还敢说不，而且王政君说得那么委婉。何况丧礼本身就是儒家的专业，由儒家的好代表王莽来主持，简直是不二人选。

于是使者迅速飞奔至王莽家，传达太皇太后旨意，所有禁宫的军队、奏事权全部归还给了他。

王莽按捺住心底的喜悦，火速赶到宫中，第一件事情却不是问丧事，而是立刻指使尚书弹劾董贤，收回他大司马的印绶，理由一是皇帝生病时料理的不够细致，二是作为大司马不能服众。这两条理由听上去就像是纯粹找茬，但作为欲加之罪，则绰绰有余了。董贤当天回到家，就忧惧自杀。等下葬后，王莽还疑心他是假死，令人发棺剖视一番，最后草草埋在狱中。

大司马这一职位自然不能空着，王政君于是让群臣推荐合适人选。

可是这个时候还有谁更合适呢，从上到下，个别人以外，都纷纷表示除了王莽，再也找不到更有资格当大司马的人了。（注⑩：《资治通鉴35卷·汉纪二十七》：自大司徒孔光以下，举朝皆举莽。）

平心而论，群臣倒也并非只是畏惧太皇太后的权势，而是王莽一贯以来，的确承载了汉朝知识分子，或者确切的说是儒家知识分子的希望。儒家是一个政治学派，它的学术理念，是要运用到政治实操中去的，它的学术目的，是通过实现王道来验证自己的理论正确与否。所以儒家必然要促使着自己的门人充分去投身政治，并寄希望有一位身居高位的代表可以把这些理论施之于国内，化行于四方。西汉王朝自汉元帝以来，灾异频现，这在儒生眼里，是和政治紊乱密切相关的。而政治紊乱的原因，则是因为没有严格地贯彻儒家的施政理念。王莽是作为一个儒家道德典范出现在世人眼里的，儒生们愿意相信，他之所以那么道德，不正是因为经术的熏陶吗，一个能够修身齐家的人，自然有了治国平天下的资本。更何况，王莽在汉哀帝朝，是作为政治受害者被抛出权力中心的，而当哀帝死后，汉家王朝差点被年轻轻的董贤取代面临灭顶之灾时，又是王莽如救世英雄般拯救了刘姓天下，这些光环加在身上，还有谁能对王莽担任大司马产生异议呢？

当然，西汉朝的儒家并不是反对王朝改姓换代，董贤的问题是资格问题，换一个人就不同了，这一点我们后面再说。

重新担任大司马后，王莽迅速进行了大范围的打击报复，扫清政治上现有的和潜在的敌人。

傅太皇太后、丁太后自然要削去尊号，傅丁两家外戚几乎全部免官，遣回故里。当时投靠他们的赵飞燕皇后，也被逼迫自杀。两位在推举大司马时没有投自己票的大臣，则全部免职。亲舅舅王立曾经收过淳于长贿赂并为他求情，也必须赶出京城。所有平素看不顺眼的，统统找了个理由治罪。（注11：《汉书·王莽传》：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悦者，莽皆傅致其罪。）

在大权稳固，再也无人反对之后，王莽迎立了九岁的中山王即位，是为汉平帝。

但问题来了，汉平帝和汉哀帝一样，都是藩王即位，平帝的母亲卫氏也有外戚，会不会又出现像傅丁两家一样，来争权夺位制造威胁呢？

这次，王莽提前采取了措施，直接下诏，命令卫氏一家全部留在中山，绝对不得入京。

令人意想不到的事，王莽的亲儿子王宇却对父亲的这一做法表示了不满。这就有些奇怪了，照理说，父亲独揽大权，将来儿子坐享其成，不是挺好一件事吗，王宇的不满究竟从何而来呢？这就要说到西汉王朝的另一个权臣了。汉武帝死后，霍去病的弟弟霍光击败了所有政敌，权倾朝野，甚至到了可以废立天子的程度。王政君的公公汉宣帝就是霍光扶持上位的。霍光生前，宣帝有意隐忍，但等霍光一死，宣帝立刻将霍家灭族。有这样的前车之鉴在，王宇怎么能不怕呢。毕竟按照正常的年龄规律，王莽肯定要死在九岁的汉平帝之前，王宇害怕平帝长大后报复，自然是情理中的事。（注12：《汉书·王莽传》：莽子宇，非莽隔绝卫氏，恐帝长大后见怨。）

九岁的孩子，正是需要母亲的时候，所以王宇认为，如果自己帮助平帝的母亲卫氏一族申请到进入帝都的资格，就能博得新皇帝的好感。但他竟然没有想通，王莽前不久刚吃过傅丁两家外戚的眼前亏，同样的错误怎么允许犯上两次。

王宇先是暗中教卫姬以母亲的身份请求独自进京，被王莽果断拒绝。见不奏效，王宇又和老师大儒吴章、大舅子吕宽等人商量对策，大家一致认为王莽这人是听不进劝谏的，但是笃信阴阳灾异这一套，毕竟自从董仲舒开始，就把本属于阴阳家的这些糟粕加到了儒家学说里了。所以王宇决定故意弄一些怪像，借口是上天对卫氏受到不公待遇的警示，来逼迫王莽就范。这一夜，王宇派大舅子吕宽悄悄盛了一些血，去泼在王莽门口。只可惜，吕宽一不留神就被逮住了。经审问，王莽对儿子触碰自己底线，挑战自己权威的行为十分震怒，逼其自尽身亡，儿媳正大着肚子，于是关进监狱，等产下孩子之后再处死。王宇的老师大儒吴章，其一千多名弟子被禁锢，终生不得从政。而这次事件也恰好给了王莽彻底收拾卫氏外戚的借口，除了平帝母亲卫姬以外，其他卫氏尽数诛杀，其他与卫氏有关人员也有数百人被牵连致死。

在处理完卫氏外戚后，王莽特意举办了一期培养班，听课人员是公卿大臣们，授课内容则是儒家礼仪。其中特别强调了一条原则：“为人后者，义不得顾私亲。”什么意思呢，就是平帝现在继承了帝位，就不能再顾念当诸侯王、诸侯王妃的父母了，应该断绝和他们的联系。这期培训显然是为了统一思想，是为了证明自己铲除卫氏的理论正确。这些话既是说给平帝听的，也是当锤子一样敲在公卿大臣头上的，警告他们不要再动这方面的歪心思，否则我轻而易举就能从经典里找到你大逆不道的证据。

到此为止，异己似乎都被清除了，王莽的心总算是安稳了。

还有没有自己要对付的人呢？

有的，他仔细盘算来盘算去，还有一个人始终制约着自己的权力，令他仍有所顾忌。

这个人就是他的姑姑，太皇太后王政君。

太皇太后是至尊，又是至亲，自己坐上大司马的位置又多亏有她，当然不算是异己，也用不着铲除，但是毕竟年龄大了，又是女流之辈，可以想办法架空她的权力。

起初，因为平帝过于年幼，已经七十二岁的王政君是直接上殿临朝、听政决事的。在大殿之上，她面朝东坐，平帝面朝西坐，所有大臣奏事，必须东西各说一遍。当然，拿主意的只有王政君一个。只不过到这个时候，大臣们所奏的事，往往都已经是王莽的旨意。

其中奏的有一条，就是说太皇太后年迈体衰，大臣们忧心她过于操劳，希望她不要再操心那些小事了。于是从平帝即位第二年起，除了封爵这种与国家治理其实关系不大的事情外，其他如州牧、二千石官员等重要人事任免，就都由王莽亲自面试过后一手决定了。

在大权独揽之后，儒家好人摩拳擦掌，准备往“圣人”的人设迈进。

五、圣人与改革

前面说到，至少在西汉的儒家理念里，改朝换代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还没有像后世王朝那样讲究对一姓的愚忠，而是更讲究天命。所谓天命，就是人主只不过是顺应了上天的旨意，来替上天打理天下，生养万民。相当于你只不过是老天的雇员，老天看到你素质不错，说那就你来当天子吧。所以儒家坚持要君主修仁德，有仁德上天才会继续给你连任。假如你干得不好，上天就要换人。

所以在西汉的儒家里，颇有一些直性子，敢直接劝天子让位的。

比如汉昭帝时，有枯木复生，虫子把树叶吃出了文字的形状，就有儒生眭弘上奏认为是改朝换代的预兆，他说：我的师傅董仲舒说的，就算现在的皇帝干得不错，也不妨碍新的圣人应天受命，汉朝是尧的后人，现在你该去访求贤人，禅位给他顺应天命了。（注13：《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眭弘）说曰：“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

即使是在汉宣帝这么相对优秀的天子在位时，仍有儒生盖宽饶对他说：五帝官天下，所谓官天下就是要把帝位传给贤人的，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

这些刚直的儒生表达出来的理念说明，当王朝气运衰败时，自然会有圣人应运而生的。而汉朝时尧的后人，理论上圣人最有可能是舜的后人，那么刘姓天子禅位给舜的后人，自然是一件上应天命，前应先王，皆大欢喜的事。

自从汉元帝开始，西汉王朝的国力的确是开始下行了，朝纲紊乱，灾异迭出，矛盾激烈，在位的天子也很少有强大的统治能力，甚至寿命都异常得短，这是全天下有目共睹的事情，这很容易让大家产生是不是要改天了的念头。在越是纷乱的世局里，儒生们也就越期待新的圣人的出现。

王莽自然是最“像”圣人的那个。这种“像”，一半来自于时代催生，而儒家也迫切需要一个代言人在这个时代为其发声，另一半则来自于王莽自己的苦心经营。

所以并不能说后面发生的一切都是迫于王莽的权势，至少相当一部分人，是真心觉得王莽的出现，是“圣人救世”。

《孟子》里有一句话：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王莽生于公元前45年，往前推五百年，还真有一位儒家的圣人孔子，孔子大约出生于公元前551年左右，而再往前推五百年，公元前1046年，周朝建立了，周朝的周公也是儒家认为的大圣人，虽然不知道明确的出生年月，但大致也不会离周朝建立相差太远。你看，王莽当圣人，首先就有了孟夫子的加持。

自然都是圣人，王莽就必须和他们有一些相似之处。像孔子是不太合适的，孔子更多的时候，是仕途的失意者，而周公却是执政者的典范。那么王莽的一切形象，一切行为，治国的一切成效就不得不向着周公靠拢了。

汉平帝元始元年，王莽示意益州的长官，令塞外的蛮夷进贡了一只白野鸡，两只黑野鸡。这是因为周公辅佐周平王时，也有同样的祥瑞。天然白色的动物很少，古代更少，所以白野鸡、白兔、白鹿都可以成为罕见的祥瑞。这一年，王莽把大司农官职改成叫“羲和”，这是回归儒家经典《尚书》的记载。他还找到了周公和孔子的后人，给他们封以世世代代继承的爵位，表达后圣对先圣的尊敬。而王莽自己也在群臣的支持舆论声中，进爵号为“安汉公”，比“周公”还要更气派一点。

元始二年，祥瑞继续被州郡发现，并向朝廷上报，以响应“圣人”的存在。云南、四川一带的江中出现了黄龙，而远至印度半岛的黄支国也献来犀牛表示庆贺。但自然灾害并没有因为圣人出现而减少，夏天的时候，巨鹿掉下了两颗陨石，以山东为主的一些地方还发生大旱，灾民流离。王莽带头捐款百万，捐地三十顷，随之响应捐赠的大臣达到230人，长安城里也修建了灾民的住所。王莽并不担心这些小插曲，这只不过是圣人治国必须面对的挑战之一。每有灾害天气，他还总是吃素以示节俭，以至于太皇太后王政君下诏说：为了天下百姓，你要爱惜自己身体啊，还是多吃点肉吧。（注14：《资治通鉴35卷·汉纪二十七》：太后遣使者诏曰：“闻公菜食，忧民深矣。今秋幸熟，公以时食肉，爱身为国。”这一年，王莽还遵从儒家理念，认为双名不符合礼制，在全国推行使用单名，于是从这一年开始直到魏晋南北朝，史书里将出现大量单名的人物。

元始三年，王莽开始从坐车、服装、俸禄、丧事、嫁娶、奴婢、田宅、器械等方面，大面积推行他个人“理想”中的制度，以解决汉朝现实的社会矛盾。但是这所谓的“理想”，不过是恢复到古代，比如周公时代而已。但问题是，周公时代的很多制度，并没有记载流传下来，有很多都是战国时期的臆想和推测。这些改革就算部分可以奏效，但王莽推行之速、覆盖之广、关节之细，也令人难以接受，很快天下吏民就都将饱受其苦。

兹举一例：王莽改变了全国几乎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地名，按照几个原则，第一是从儒家经典里找依据，第二是听着吉祥。第三是要体现天朝与四周蛮夷的地位区别。比如，离字不吉利，那就把“符离”这个地方改成“符合”。“曲逆”听着非常叛逆，干脆改成“顺平”，这样就顺从多了。又因为古代中原对四周的少数民族有专属名称，南蛮北狄、东夷西戎，于是把琅琊改成镇夷，长沙改成镇蛮，天水改成镇戎，雁门改成镇狄。而东北的高句丽王国也未能幸免，正好他们叛乱，于是干脆改成“下句丽”了，蛮夷之人，怎么可以“高高”在上呢。这一套地名改革，既迂腐又麻烦，而且动不动就重新更改，让基层官吏记此忘彼，以至于很多年后，行政文书里提到一个地名，都不得不把旧名、新名都标上，否则就没人搞得明白究竟是哪里。

元始四年，由王莽的堂弟王舜带头，累计八千多官民上书，纷纷表示王莽的功德茂盛，应该赐予他“宰衡”这个名号。这个名号当然也有来历，商周两朝著名的辅政者伊尹、周公分别被称为“阿衡”、“冢宰”。这合二为一的“宰衡”，说明了王莽的“圣德”，又超越了周公。宰衡的地位显然是凌驾于三公之上的，所以三公向王莽禀事，必须以“敢言之”开头，大约是“斗胆说一句”的意思，来表示对王莽的敬意。这一年，他又按照《周礼》，要求在京城内建设明堂（施政场所）、辟雍（典礼场所）、灵台（观天场所）等设施，征召了上千名怀有一技之长者来表演，蔚为大观。但真正到了治理黄河这种民生问题上，却因为意见不一致搁置了下来。不久的将来，正是两次黄河改道，在下游造就了数以万计的灾民，他们将成为王莽和他理想秩序的掘墓人。

在周公时期，据说是蛮夷向化、四方宾服的，所以王莽派遣中郎将用财物诱使西方羌族来归附，西羌的上书里，盛赞了王莽治下的世道：天下太平，五谷丰登，禾苗高丈余，一粒谷子里长好几粒米，不需稼穑就自己成熟了，也不需要蚕吐丝茧就自己结好了，甘露天降，醴泉涌出，凤凰来仪，神鸟交集。这就是农业帝国时代的理想画面，有足够的粮食，和足够制成衣服的材料，衣食无忧，俨然盛世。

元始五年，王莽大约开始为篡位正式谋划了，所以春天的时候，下了一道特殊的圣旨，大意是，自从汉朝建立以来，刘姓宗亲已有十几万人，遍布全国各地，难免会有一些行为不端的害群之马，所以要求在各个诸侯王国设置“宗师”一职，对皇室宗亲进行严格教育和督查。这一诏令，多少有些未雨绸缪、防患未然的味道。五月，王莽就被赐予了九锡之礼，这是人臣最高级别的礼遇。这个月，王莽派去天下采风的八个大臣也回到宫中，他们带来了郡国为王莽歌功颂德的各种歌谣和祥瑞，累计有三万字。唯一没有带祥瑞回来的，被王莽严厉地进行了惩罚。这一年还罕见地没有记载任何地震、水旱等，倒是琅琊太守公孙闳因为想上报灾情被下狱处死。

在一切水到渠成之后，汉平帝于该年的十二月驾崩于未央宫。而恰好在此月，武功县有人凿井得到了一块白石，上圆下方，暗合了天地的形象，白石上有红色的字迹“告安汉公为皇帝”。尽管连太皇太后王政君也认为这块石头很荒唐，但已经没有能力阻止事情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而不得不下诏：王莽可以着天子服，朝见群臣，自称“假皇帝”，吏民则称其为“摄皇帝”。这个“假”字，不是真假的意思，而是“代理”。但大家心知肚明，代理着代理着，就会变成真的了，就像从“好人”变成“圣人”的过程一样。

七、结局不是结局

其实还有三年时间，王莽才真正改朝换代，建立了短暂的“新朝”，但这三年已经没有详说的必要了。就像一个谜语，答案在元始五年就已经揭晓了，我们已经完整看到了时代、学派、人是怎样互相牵绊、互相利用、互相催化，剩下的一切就显得略有些乏味。

值得再一提的是，很快有一个青年，就要在王莽的新朝里，到长安来学习了，他叫刘秀。他在繁华的京城里，看着威武雄壮的卫士，忍不住感慨：“仕宦当作执金吾！”这一幕，多么像两百多年前，他的先祖在咸阳看着皇帝浩浩荡荡的车队，说道：“大丈夫当如是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