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版"隆中对"：刘伯温如何帮朱元璋圆皇帝梦
在投奔朱元璋集团的知识分子中，真正对朱氏统一事业有重大影响的除了淮右地区的李善长外，还有就是浙东“文人圈”的刘伯温了，他的出山被赋予了更多的传奇色彩。
刘伯温在元朝混的有多惨
刘基，字伯温，打小聪明绝伦，读书过目不忘，而且很勤奋，14岁就中了元朝的秀才，16岁中举人，元顺帝至顺四年，年纪轻轻的刘伯温就中了进士。
按惯例，新科进士要被授予七品以上官职，但武夫当政的元朝政府却极端歧视汉人，蔑视儒士。因此，刘伯温在家吃了3年闲饭，才被授予低于七品的县丞。
元朝当权者重用蒙古贵族、色目人，而文人学士则备受排挤和打压，刘伯温是金子掉进沙坑里，一直遭埋没。不久，刘伯温得罪了地方豪强，被迫辞官。后又被聘到江西行省做掾吏，因见不得衙门的黑暗，又辞官。接着又去浙江行省做考试院副院长，没多久，再次因不愿苟且眼前的黑暗而辞职。
1348年，方国珍起义反元，刘伯温被举荐出任浙东元帅府都事，镇压方国珍势力，后因中央官员接受方国珍贿赂，刘伯温被以“擅做威福”的罪名，发配到绍兴羁押起来。
不久，浙东发生了“山寇”吴七成的叛乱，腐败无能的元政府手足无措，无奈之下，又放了刘伯温去平乱，事后，元朝廷给刘伯温封了个判官的职位，这时刘伯温恼火了，自己做了那么大的贡献，结果弄了这么个破官，一气之下，又辞职回老家了。
刘伯温被朱元璋说服出山
时值朱元璋攻打浙东的婺州，听说了“浙东四先生”的传闻后，他很想得到这些文化名人的支持和帮助，就三番四次地派人去刘伯温家去拜访、聊天和游说，这个过程很困难，因为刘伯温是有顾虑的，自己是元朝的臣子，理应为元王朝尽职尽责，要让他背叛，那是要遭天下人谩骂和耻笑的啊，再说，如今天下大乱，占山为王的多了去了，哪个能长久。但朱元璋聪明，知道知识分子的软肋，就做出一副礼贤下士、尊重和爱护文人的姿态，毕竟刘伯温在元政府不能得志，无法实现儒士理想，况且，再固执的人，也架不住别人老是好言相劝，朱元璋就从这一点出发，终于把刘伯温撩拨的动心了，就这样，刘伯温、宋濂、章溢和叶琛等浙东的文人就来到了南京。《明史·刘基传》
明版“隆中对”：刘伯温如何帮朱元璋圆皇帝梦
浙东四先生到达南京的当天，朱元璋就迫不及待的予以召见，开口便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纷纷，何时定乎？”这段话的前一句是客气话，后面才是朱元璋所要问的核心主题：如今天下纷争，狼烟四起，什么时候才能重新一统、社会安定？章溢说：“天道无常，惟德是辅，只有不嗜杀的仁德之人才能统一天下。”
尽管上述话说的很简洁，也充满了阿谀的色彩，但从四先生中章溢的“抢答”来看，多少让人感觉有点答非所问。朱元璋是个功利主义者，他的问话含有有何良策迅速平定天下的意味，章溢的回答就很泛泛了，这样的解释能让没啥文化的朱元璋完全理解吗？天知道；还有这四个人名声很大，到底有啥才华能助我一臂之力？一向疑心病十足又似懂非懂的朱元璋在召见四先生后偷偷将自己的心腹陶安找来问话：“陶先生，你以为这四个浙东人怎么样？”陶安十分谦虚地说：“论谋略臣不如刘基，论学问臣不如宋濂，论治民本领臣不如章溢和叶琛”，听了这样的话，朱元璋终于心里有谱了，随即任命宋濂为江南儒学提举，后来兼任朱标的老师；章溢和叶琛为佥营田司事，后来叶琛在镇守南昌时殉职，只有刘伯温被留在朱元璋身边，参与高层事务的讨论与决策，也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军师。
但一开始朱元璋似乎还是没有完全意识到刘伯温的才能和本事。有一次他正在用餐，有人来报，刘伯温求见，朱元璋立即招呼，赶快请他进来，二人见面后，先是一番寒暄，比如身体可好，老母亲怎么样，等等。待到谈话进入正题时，朱元璋问：“刘先生平常读什么书？能作诗吗？”刘伯温当即回答：“作诗啊，是知识分子的基本功，雕虫小技，怎么不会？”此言一出，不是狂妄就是大气魄。这时朱元璋手里正拿着筷子，就要求刘伯温即兴来一首。刘伯温看了一下那双筷子，灵感来了，开口说道：“一对湘江玉并看，二妃曾洒泪痕斑。”朱元璋一听，直皱眉头，原来天下人称奇的刘先生居然这么儿女情长，这么酸气，他顺口说：“太秀才气了！”哪想到，他话音刚落，刘伯温又来了一首：“汉家四百年天下，尽在留侯一借间。”这诗是说，汉朝四百年江山的根基，就是张良和刘邦两人用筷子比划而定的。朱元璋听到这里，连说三声：“好！好！好！”峰回路转，不得不称奇啊。大有相见恨晚，激动中的朱元璋随即问起的平定天下之策，刘伯温陈述《时务十八策》，分析道：“（张）士诚自守虏，不足虑。（陈）友谅劫主胁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一举可定。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明史·刘基传》
这就是被人称为明版的“隆中对”，刘伯温高瞻远瞩的把握了当时的时事，对于全国实力诸方做了大致的描述，告诉朱元璋全国实力派决斗主要在于江南三雄和北方的元王朝了。而在这样的形势下，朱元璋面临最为危险的敌人，不是他一直欺负的张士诚，而是西线过来咄咄逼人的陈友谅。认为眼下的张士诚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那副英雄气概了，仅仅是“自守虏”而已，不太可能构成对朱元璋政权的很大威胁；倒是彪悍不怕死的陈友谅很有可能主动发出攻击，而他的实力又是几倍于朱元璋，一旦处理不好，不仅不能实现统一大业，就连自身政权能否存续下去都成问题，因此刘伯温的思路是先设法打败一路不断东进的陈友谅，歼灭西线敌人，回过头来收拾张士诚，然后北伐中原，统一全国。
这个明代版的“隆中对”与朱元璋以前的战略思想有着很大的不同。可能是通过淮西过来的“饿死鬼”的本能所决定，朱元璋与他的将士们过去更多的看重的是张士诚占据的浙西和元军控制的浙东富庶地区，也可能是“老太太吃柿子”心理的作用，他们专挑软的捏，多少让人有一种不上路子的感觉，弄得人家堂堂也是一方豪杰的张士诚灰头土脸的，自从有了这个西部邻居后，自己只有挨打的份，想还一下手，结果被打的更惨了，难怪后来的张士诚那般颓废。而刘伯温的统一策略并不是同情张士诚，只是将战略进攻的次序作了更加吻合实际的调整，后来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刘伯温的思想是正确的。从此以后，朱元璋在统一战争中来了个战略的大转变。
可以说，本来农民本性的朱元璋打起仗来并不能高瞻远瞩，而刘伯温的出现简直是为朱元璋做了精确的导航仪，顺着导航仪走，朱元璋成就大事只是时间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