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么一个风雨交加的日子里，几经周折后，我终于拿着一杯大杯的芝士草莓和好友一起坐到了电影院的座位上，等待着电影的开始。
电影一开场，余顺天的第一任妻子（周秀娜饰）因为余顺天（刘德华饰）混在帮派里，整天打打杀杀，所以要离开他。当余顺天想要去追回妻子的时候，从小抚养他长大的叔叔——帮派老大余南（郑则仕饰）打电话过来让他去捉拿地藏（古天乐饰），因为地藏贩卖毒品，违反了帮里的规矩。
余南命令侄子余顺天亲手剁掉地藏的手指。一个是养育自己长大成人的亲叔叔余南，一个是出生入死多年相伴的兄弟地藏。在一番挣扎后，余顺天最后选择剁掉地藏的手指。这一举动彻底凉了地藏的心，余顺天甚至都没有要求查清楚地藏有没有贩毒。
事实上，真正让地藏寒心的不是余顺天没有去搞清楚地藏是否贩毒，而是在血缘关系面前，他抛弃了兄弟情义。
而这也为剧情的后续发展埋下了伏笔……
至于后续发展如何，大家可以到电影院里看哦～
因为我没有看过《扫毒1》，所以这部电影于我就是一个新电影，不存在什么情怀问题。
首先要吐槽下音效：开枪的声音、车撞了的声音、玻璃破碎的声音，太太太温柔了好吗？会让人出戏的！
然后，言归正传，谈谈我的感受。
第一，以暴制暴，到底值不值得肯定？
余顺天在儿子因为毒品从高楼摔死后，利用自己的人脉和财力去打杀毒贩，想要从根源解决问题。
用这种以暴制暴的方法，余顺天处理了一些游走在法律边缘的毒贩。
那这种行为该值得肯定吗？
一方面从道德正义上说，他确实惩戒了那些逃过了法律制裁的人，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正义。而另一方面，这样的行为却是一种不好的榜样，他告诉人们可以越过法律，以私刑去惩戒那些自己认为的逃脱了法律制裁的人。而人心一旦被有心人利用，只会带来更大的混乱与动荡。
第二，把犯罪分子的信息公诸于众，到底应不应该？
关于这点，我想到了前几天在微博上看到的新闻，因为保护罪犯的所谓隐私而人权造成了无辜的女孩遭到了凌辱，失去了生命。
人权是维护人的，对于那些畜生讲什么人权！
第三，当亲近的人犯错时，我们该如何去做？
一开始的地藏因为发现底下弟兄在场子里贩毒，非常生气，后来因为多年的好兄弟不信任自己，还砍了自己手指，于是就去成为了一个心狠手辣，称霸一方的毒贩。
在影片的结尾，地藏派人去枪杀余顺天，结果不小心杀了余顺天的妻子，当他得知这个消息后，脸上出现的惊愕，表明他并没想去伤害余顺天的家人，他一直想报复的只是那个背叛了他的余顺天。
换个思路想，如果一开始余顺天选择查明真相，地藏是不是就不会走上贩毒的道路呢？
如果身边亲近的人做了错事，甚至犯了罪，那你会如何做呢？
举报？还是隐瞒？
为了节约司法资源，保证及时有效的惩治违法犯罪，法律是鼓励举报的。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有权利也有义务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报案或举报”。可见，“任何”之中也包括亲人举报。
但是，在亲情伦理上，大多数人的内心仍然是排斥亲人举报的。因为家庭是每一个人最能放松，也最具有安全感的港湾，亲人之间相互举报势必会给家庭成员间带来信任危机。作为我国古代法律重要原则之一的“亲亲相隐”制度，就是因其以中国人认可的人伦亲情为基础，才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虽然现代法制并不坚持“亲亲相隐”，但现代法制亦不排除从人性与伦理价值的层面分析和考量法律问题。
例如，在立法上，我国《刑事诉讼法》就有“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在司法上，亲人的举报行为属于帮助犯罪嫌疑人自首，有利于其从轻处罚的重要量刑情节。例如，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亲友采用捆绑等手段送到司法机关，或者在亲友带领侦查人员前来抓捕时无拒捕行为，并如实供认犯罪事实的，虽然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但可以参照法律对自首的有关规定酌情从轻处罚。”前述醉驾案件的周某被判决缓刑就是依据了相关规定。
如今，我们固然承认“亲亲相隐”对于稳固和睦的家庭关系具有一定的特殊价值。但这与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有着本质的区别。在遇到违法犯罪时，收集、举报亲人没有设防的违法犯罪言行，还远远谈不上是一种人伦之殇。喝酒不开车，开车不打电话，这不仅是对他人生命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生命的珍视，还是对自己家人应有的责任感。举报交通违法犯罪，不能用传统的家庭伦理标准来判断对与错。
不举报，或许有人觉得会涉及另外一项罪名——包庇罪。其实，包庇罪在客观方面主要表现为明知是犯罪分子，而向司法机关作假证明的行为，主要指自己向司法机关和有关组织出具口头或书面的假证明，意图使犯罪的人逃避法律追究。而单纯不提供证言、沉默不语或者不出庭作证行为，不成立包庇罪。
尽管举报亲人的行为符合法律的要求，亦体现出公民日益增强的法治意识，但对于举报，法律毕竟没有规定不举报的责任，亲人间的举报更应该属于个人自由的范畴，法律不能够过度干预。综合来看，举报亲人不应是第一选择，而是穷尽其他方法之后的最后选择。
（以上观点摘自：新京报，金泽刚，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刑事法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