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至2013年，我曾与朱启臻和熊春文二位教授到河北、河南、山东等地，调查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这期间对我冲击最大的是乡村学校撤并后孩子们住校生活的一幕幕。或许他们享受到了所谓的优质教育资源，但却与家庭、与村落彻底疏离：孩子从6岁起就开始住校，一直到高中毕业，我们难以想象他们的乡村记忆还有多少，对乡土的情感是否依稀尚存；寄宿学校即使设在乡村，也多半形同军营，孩子们对村里的远山近水都无法亲近，虽然在乡村也会偶尔干点农活，但是对家乡的历史文化无知，对村落的礼俗漠然，对养育他们的这块土地几乎是无感的。这种研究结果是令人沮丧的。与我们的调研同时，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数据显示：2014年年底，全国流动儿童3581万，留守儿童8973万，56.8%的流动儿童与户籍地没有联系，一半以上不知自己乡镇的名字。这样的状况让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个判断——乡村已经身处集体失忆的边缘。如果人口学家的判断无误，再过40年还会有5亿人生活在乡村，那么留住乡村的文化与记忆就是当务之急。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文化失忆与农村教育的使命》（孙庆忠，2014）。在我看来，“失忆”就好像突然跌倒，醒来时妈妈不认识、太太不知晓，记忆全无。如果一个村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把历史忘却了，也就意味着没有可以期待的未来了。因此，如何进行乡土重建？如何应对凋敝的乡村处境？如何能够让乡村教育回归乡土以传承我们记忆的根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思考的大问题。——引用孙教授的一段话作为题记。

我在太行深山区的一所初中任教，也曾借调到小学复式班代过一个月课。有一天下暴雨，一名学生哇哇大哭。身为中学一级教师，却不知道孩子嚎淘大哭为哪般，蹲下询问，学生掀起布衫，露出裤带，说：“俺系了个死疙瘩”。那时我才真正懂得，作为教师不仅是教书育人，还须在这样的关健时刻，为学生打开死结，撑起雨伞，在暴雨中将其抱到厕所，才能止住孩子的啼哭。此时此刻，在孩子的心里，我这个教师，有点像父亲但毕竟不是父亲。甚至连“尿”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幸好是个男孩，若是女孩更尴尬。

去年初中大集中，我所在的联办初中，也要搬到20里地外的镇上，我调到了西坡寄宿制小学，该校地处深山，交通不便，本地的教师留不住，外地的教师不愿来，19名教师中，8名临时工，一名合同工，还有5名已是50开外的老教师了，就是这么样一支队伍支撑着大山深处的一片教育蓝天。上学，家长带着孩子从各个山头赶来，放学，家长再来把孩子带回家去。放学时，校园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老师接过离校卡，把学生交给家长。惦记，担心，生怕哪一个学生回不了家，正因此，学校每两周合并为一周，不但有星期七，还一个劲过到星期十二。四年级有一名收养的男孩，其父母收养后就把自己的女儿送人了，不幸，女孩养母去世，由奶奶照管，奶奶年迈体弱，接送孙女很是不便。有一次放学，男孩女孩都在等着家长来接，终于母亲来了，接走了男孩而不能接亲生女儿，男孩高高兴兴跟着母亲回家去，一走，女孩的眼泪扑簌扑簌直往下掉。老师陪同女孩继续等待家长，不管是奶奶还是什么亲戚。我就在女生身边，但代替不了奶奶。

寄宿制学校里配备了微机，实验器材，营造了大规模办学气氛，安装了供电供暖设备，建筑了明亮的教学大楼，唯独母爱无法配备，无法营造，无法安装，无法建筑。

我用红薯面做的面食，学生愿意吃，分而食之，午饭被分食没关系，吃完再做，不就是希望老师的面团里能揉进母爱的成分吗？同时，学生进办公室，看到没水了就下楼去抬，地脏了就打扫，那里不整齐也细心摆好，俨然一家人的样子。

任凭你怎么努力，终归不是一家人。

对学生的照顾，再努力也不及家长细腻，比如感冒头疼等常常出现，教师可领到诊所给他们打针吃药，但不可能给所有的学生包揽药费，只是记在诊所的粉板上，等家长下周去结账。

一年级有专门的小饭厅，每两人合用一个小饭桌，可以坐下扒着吃，二年级以上一律在院里或蹲或站围在一起吃。有时我会问，“饱了吗?”“饱了。”说是饱了，再拿来包子又吃多半个，“会叠被子吗？”“我会。”“我也会，兵雷不会。”于是，兵雷脸上挂不住了。这时，你会思考：如果是自己的孩子，你会不会挂念他在学校里饥多饱少？抑或是就还不知道个饥饱？是不是也惦记着不会叠被而受人讥，生自悲？学校里只有水窖，没有自来水管，提水洗漱有些麻烦，特别是冬天，学生就更少去洗。山上孩子的小脏手可不比水乡里少年闺土红阔圆实的手。在家，家长会把孩子打理好，换换衣饭，洗洗小脸蛋。洗去的是手上的污垢，感到的是家庭的温暖。作为教师，实在是力不从心，爱莫能助。几十年的教学生活，让我越来越认识到：老师，有时像父母，有时像朋友，有时像领导，但什么都不是。老师，就是个老师。

有人说离开父母便于培养独力生活能力。错，试问，没父母的孤儿更好一些吗？

原载《云南日报》论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