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碰。大饼。”
二姐打出发财，被大姐碰上了。大姐打出一个圆滚滚的大饼。三姐的牌面足够齐整，面前既没吃牌也无碰牌。四姐是我亲姐，还不会麻将，只好我上了。
我的麻将是自学的。一年级到五年级，父亲饭后都要去赤脚医生的家里搓麻将—父亲手上的老茧可能来源于此，每每带上我。我就坐在旁边看。一开始只喝水，嗑瓜子，东张西望。我仔细观察他们抽烟的烟雾。抽过的从嘴里吐出的烟是天蓝色，而夹手上燃烧冒出的烟颜色偏深一点，一个像晴天，一个像阴天，抽一口便阴转晴了。但母亲告诉我，手上的烟熏黄手，嘴里的烟染黑牙。我扒拉父亲的嘴看，还真是黑的。而父亲的手也的确黄中带着股烟味。当时只知道中华烟，所以父亲的手上是中华的味道。
“吃。东风。”
我吃了大饼，发出一阵东风。像东风这种牌，除了十三幺的赢法，很少有别的，所以放炮的几率小，打出最是稳妥。这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经验。
父亲打牌输赢一半一半。赢的时候，会让我买烟，多出的钱买小浣熊。当时我太小，看他们打麻将坚持不到九点就发困，这就是父亲他们结束麻将的时间了。父亲背我回家。然而我虽然困，但难以入眠。在烟雾缭绕的环境下，我的眼睛被熏的难受，一闭眼便有一种干涩的疼痛感。我往往需要打很多个哈欠，打出眼泪冲洗眼睛后才能入眠。
“又抓了一个发财。看来不发财都不行了。发财。”
二姐把第四个发财打出去。二姐没有留住发财的命，先后抓了俩发财，不巧都打出去了。
我们一行人打牌，电视必是开着的。虽由于打牌看不了春晚，但听还是听的。过年，必得把灯都亮上，声音都放出来。笑要大笑，说话要大声。一年中这样放肆的时刻并不多。楼下小孩的鞭炮已经响起。楼下大妈的叫骂声紧紧跟着鞭炮声也过来串门：
“滚远一点，别弄到人。”
这是一个刚煮完肉的大妈。楼下飘上白煮猪肉的香味，加的是自家酿的黄酒。煮熟后腌制好挂上风干。
“九万。”
这是三姐打的。
我其实算是瞎打。我认为麻将太依赖运气。与胜利失之交臂的情况我碰着太多了，就差那么一步。但最惨的是截胡。比如这把。
三姐打出九万，大姐和二姐都亮出牌面，两个都胡了，但因为大姐在三姐的下首，因而只算大姐赢，这就是截胡。截胡被认为是挡财运的预兆，意味着二姐这趟麻将凶多吉少。可就麻将的乐趣而言，我们乐于见到这种戏剧性的“不幸”，这样搓起麻将来不至于没有些起伏。
那是2006年的大年三十，印象中没有雪。姐姐们从外头回家来。大姐比以前清瘦了些，据说还谈了男朋友。男朋友是以前高中同学，家里卖苗木。二姐三姐是双胞胎，二姐像她妈，骨架偏大，看起来显胖，三姐随了她爸，和大姐一样清瘦。三个姐姐都是高中肄业便工作了，读过夜校。她们常年在外，我接触的少。直到她们结婚以后，接触才频繁起来。
搓麻将时照例是要聊天的，尽是些以前的趣事。有一年三十晚，我们点上了白天在庙里收集到的蜡块，每人手握一盏蜡油灯，到处在村子里晃悠。晃悠到一半，不知是谁出的主意，我们挨家挨户敲门，敲完门就躲起来，听屋子的主人达拉着重重的脚步声，拉开门，发现空无一人时后的咒骂。我们为我们的恶作剧捧起了蜡烛灯，干了杯。
我们搓麻将到零点，就到了放烟花的时间。所有醒着的男人和小孩出来。男人们点上烟，熏熏这冷冽的空气。他们把打火机或者火柴给小孩，再抽起烟，往往抽上半根才磨蹭着点烟火。村子里全部的烟花升起，模糊了整片天空。那时我发现了一种模糊的黑色的色彩。
放完烟花，母亲们已准备好宵夜，是水煮荷包蛋，加少许猪油、葱花、酱油，做法简单，香鲜味十足。吃完，睡眠才开始列入新年的行程单。于是，在热闹了半个晚上之后，外头的风渐渐发力，夜晚的冷意愈发浓郁，它们即将冻结姐姐们来自未来的财运、幸运和霉运，直到大姐的婚姻将其敲碎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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