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接触“浙东史学”时，我对于“浙东”这个词就有些困惑，为什么是浙东而不是浙西或者浙江呢？后来查阅了一下资料，对于“浙东”这个词，学者们较认可的为清乾隆《浙江通志》卷一的记载：“元至正二十六年，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而两浙始以省称，领府九。明洪武九年，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割嘉兴、湖州二府属焉，领十一府。国朝因之，省会曰杭州，次嘉兴、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之右，是为浙西。次宁波、次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凡八府，皆大江之左，是为浙东。”记载中的大江是指钱塘江。也就是说以钱塘江划界，右边是浙西，左边是浙东。既然有“浙东”这个词，那“浙东史学”首先就是地域性的，但我们也不能用一种单一的尺度去套，只用地域去划定某一史学流派的学术属性。和客家学有点类似，毕竟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需要突出某些意义，就会建构出不同面貌的史学意义上的历史。还有就是我认为学术思想的影响，不会受到地域限制的，因为不同地区的学者学术思想的交流会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因此研究地区学术思想史注意与全国学术发展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故而想要研究浙东学术史，不能机械，不能框框。

想要了解浙东学术史，就要先了解它是如何产生的，及其发展脉络。我首先简要的梳理了一下“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学术”、“浙东史学”这四个的概念和嬗变的过程。最早提出“浙学”这个概念的人是朱熹，“浙学”的嬗变则经历了两大阶段，一是宋代浙学，二是明代浙学。宋代的“浙学”其实质是具有浙江特色的儒学，属于地域性的儒学流派。而明代的“浙学”大都建构的是以王学为主的学术系谱。从“浙学”本身来说，它的空间是包括浙东、浙西的，并不限浙东。由南宋浙学到明代浙学，是浙学历史运动过程的不同阶段。清代以后，开始出现以“浙东”为地域核心的学术术语。“浙东学派”则是此时最早出现的，大约在17世纪后期，指的是源于浙东的王学，但当时使用的并不广。接着则是18世纪的章学诚首先提出的“浙东史学”与“浙东学术”。杨太辛在《浙东学派的涵义及浙东学术精神》一文中曾指出：“现代学术界所谓的浙东学派或浙东学术，大致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南宋的浙学，其中包括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博洽文史的中原文献之学，以陈亮为代表的崇尚事功的皇帝王霸之学，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考订千载的经制治法之学，简称金华学派、永康学派、永嘉学派，统称为南宋事功学派。二是指明末清初的浙东学术，以黄宗羲为宗师，中经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邵念鲁，以章学诚为殿军，通称为浙东史学。”章学诚在写《浙东学术》专篇中建构了浙东学术传统，强调浙东学术的精华在于史学。我猜应是由于强调浙东学术重在史学的缘故，“浙东学术”这个术语逐渐向“浙东史学”转型。而章学诚这一谱系，经过近代以来梁启超、章太炎、钱穆、陈训慈、杜维运等史学家的继承和推阐，使得“浙东史学”这个概念深入人心。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宁波学界，大都更喜欢用“浙东学术”这个概念。原因有二：一是浙东学术范围比浙东学派大，且浙东学术的外延比较宽泛，强调学术的地域性。二是浙东学术这个概念更具有开放性，可容纳近代以来的浙东学术思想与学术文化。由此可见，“浙东学术”其实是一种学脉的建构活动，而其主角都是不同时期的引领风骚的人物。而我们后者要研究的应是浙东学术在发展过程中所反映的优良传统，各个历史时期的浙东学者的学术成就及其在社会上的影响等等。

很多学者曾给“浙东史学”下过定义，但很多定义都不是太明确。我目前暂时把“浙东史学”理解为：在浙东这个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先后传承，有着相近的治史宗旨或方法的史学流派。而后看了钱茂伟老师的《浙东史学研究述评》，管敏义老师的《浙东学术史》，让我对于浙东史学的分期、特色、精神及贡献都有了初步的、一定的了解。这两本书都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者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浙东学术史》一书，最主要的就是系统的论述了浙东学术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此书将浙东学术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来论述:汉唐时期（初步发展），宋元时期，繁荣阶段，北宋时的“庆历五先生”和“永嘉九先生”，宋室南渡后，浙江成为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出现了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及传播陆学的“甬上四先生”和传播朱学的“金华四先生”。元代时，浙东的学术文化曾一度走向衰弱，但黄震，王应麟和胡三省在宋末元初时，开明清文献派之先河。明代，活跃时期，特别是在思想史上有重大突破，其主要标志是王学的兴起，打破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并形成一股强劲的社会思潮，和清代，最辉煌的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出现由黄宗羲开创的浙东学派。此书还有最值得赞扬的地方在于总结出了浙东学术发展过程中的博采、重史、创新、爱国、经世求实的特点，其中“博采”和“重史”是浙东学术最大的特点。博采即不存门户之见，相互尊重，互相推服，取长补短，而重史则是因为浙东学者大都精通历史，他们许多的政治观点和主张亦通过历史著作来体现和反映。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到的“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 故而重史是浙东学术的一大优良传统。爱国和经世求实则属于浙东史学的民族精神。创新这个特点，则是浙东学术经久不衰，并且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更新，日趋繁荣的重要原因。如袁康、吴平所著的《越绝书》，赵晔的《吴越春秋》，虞世南的《北堂书钞》，均各具特色，并且富有创新。明代浙东学者的创新精神可能更多的表现在学术思想上，如王阳明针对程朱理学僵化提出的“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等，黄宗羲提出的“为天下”的民主观点，“工商皆本”的观点。不因旧说，敢于突破传统观点。这是其发展的一个特点之一。

钱茂伟老师的《浙东史学研究述评》，通读全书，有以下特色：我认为本书在学术编纂模式上很有创新，借鉴了新闻宣传要素，有助于学术研究成果的推广。

比如本书写作模式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

1、小传链接——人物生平及成果的介绍，皆为常识性知识，语言较为精炼。

2、研究回顾——研究某人或某书的重要性以及本专题研究的起点、过程和现状。重点梳理清楚了不同时期的不同论文分别讨论了什么问题，这部分内容占了大部分，贡献就在于信息搜集，学术编年，学脉梳理，学术史建构。

3、知识聚焦——成果的精炼与归纳。将前人的全部研究成果，按一定的标准划分为若干方面，归纳出若干个主题，即对某位史家研究现状的主题提炼，有助于读者理解相关研究在哪些方面有所进步，同时作者把主题细分为几个方面，体现了较强的问题意识。

4、延伸思考——通过专题学术史的回顾，归纳研究特点，分析研究不足，提出努力的方向，属老师自己的判断与设想，有一定的新意。可见在资料收集上下了很深的功夫。

《浙东学术史》和《浙东史学研究述评》这两本书都是采用不同的叙述方式来向人们介绍和阐述浙东学术。有时我觉得，人们需要以各种方式理解历史，不同叙述方法好比是从不同角度投射向黑暗的历史客体的许多光束，它们必然各有其所见不及之处，但也毕竟都各自照亮了不同的景象。这里强调要“以各种方式理解历史”，要有“不同叙述方法”，也就是强调方法的多样性，而《浙东史学研究述评》中有一个研究方法特别值得认真总结和学习，那就是钱茂伟老师所注重的“问题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