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西红柿椒盐饼
历史像是连续的独幕剧,每一个角色每一个事件都何其相似,只是扮演的人与发生的事本身不同了而已。又或者像爱因斯坦所言是一个连续滚动的大圆球?在我们自己的生活经历里,那些细微的事件与那些早已尘封影响深远的事件相比,我竟发现它们具有很大的相似。
一次我的家人问我:“你学那个历史,到底有什么好学的?能当饭吃吗?”
我竟一时怏怏,无语相对,是的,历史确实吃不成。带着这个疑问,我依旧在历史的书本里寻觅,它藏得太深,极难寻觅。
或许它能拿来当饭吃,至少它让我从不止步思考事物的意义,不再健忘。
陪母亲去派出所办理手续的时候,从窗口塞进去她的身份证,里面传来声音说:“没看见外面的新文件规定吗?这个已经作废了。”
于是以前看似很重要的身份证连同上面的文字便埋进了历史,扔到了垃圾桶。我们每天都要扔掉无用的、旧的东西,有一天不小心在遗忘了的角落里找到早已忘却的旧物,却兴高采烈的说:“乖乖的,老子找你很久了”,脸上洋溢着失而复得的欢乐。历史的垃圾桶摆在我们脑后的角落里,有用之时我们推崇,我们敬仰,到无用时都丢到历史的垃圾桶里,无人问津。
这让我想到了卢梭,以及卢梭身后的岁月。
欧洲中世纪历史上,在政治领域,政治神学论一度处于独占地位,而后1517年,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社会走向了世俗化。人和神的和解,迎来了我们人与人的对抗与斗争,这时候君主与人民之间开始了关于权利和公共意志的辩论,卢梭哲学便搬上了历史大舞台。柏拉图说伟大的事物都是危险的事物,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一样,罗伯斯贝尔彻头彻尾的将它实践在自己的政治理想里,带来了世俗的流血与恐怖,也把社会改革推及到公共意志的层面。
无疑,这个舞台上演的剧目都带着淡淡的凄凉,令人唏嘘。
一、浪漫的追梦人
1762年卢梭发表《社会契约论》,他所期许的社会道德化终于走上实践的道路。这时候社会正在历经微妙的变化,启蒙运动正在大张旗鼓的进行,这部著作的发表为当时社会形态的构建给了一个指向标。
人们开始了解卢梭的社会哲学,了解他的社会公共意志和契约论。“大凡高度的概括,都带有想象的成分”,黄仁宇没有穿越到百年前给卢梭说,他的世界是一个道德的理想之国,道德的全能化,道德成了主宰,他太浪漫了,感性的想象这个世界都是感情可以主宰的。荀子是否需要飞跃时空,告诉卢梭“人之性恶,其性者伪也”的观点呢,师法教化、礼仪规范之外,人是否需要法治的约束?这种公共意志的参差不齐不同于制度法律,更不可能人格化,也就注定了它的极大缺陷。
历史给出了答案。
1789年,法国大革命轰轰烈烈,如同政治地震一般在欧洲的土地上开演。孟德斯鸠、狄德罗、伏尔泰以及卢梭等的思想如同未出生的婴儿在如同宫腔一样的床头案几上安静地等候,等候咬破脐带降生在大地。
罗伯斯贝尔时期,卢梭的思想彻头彻尾的被他实践在自己的政治理想里。据传,革命前夕罗伯斯贝尔曾与卢梭相遇,至于言谈则一概不知。这个来自乡村的律师——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贝尔,这位与卢梭同体的实战家,如果没有他,或许《社会契约论》依旧会呆在床头案几或者贵妇人的枕边作为文化的装饰品,依旧会在子宫里独享孤独和寂寞,却又找不到咬破脐带的利齿。
大革命排山倒海,山呼海啸,声势浩大。然而,这位活在理想道德国的圣子之梦终究还是覆灭了。卢梭背叛了启蒙运动,观点与伏尔泰各异,可是历史的真实与荒诞真让人捉摸不透,1778年,这两位思想着的人竟在同一年都不再思考,离开了人世。
大革命之后,《社会契约论》一落千丈,无人问津,只有他的浪漫主义气息似乎还在这个国度的土地上漂荡。
人们或许还记得他1747年名噪一时的第一篇论文《论科学与艺术》,或许还记得他倡导自然教育的《爱弥儿》,或许……卢梭的道德理想国如同条文,然而,卢梭就如同条文制定者,条文的不合理引来人们的唏嘘和抱怨,都被摒弃,扔在历史的垃圾桶里。
1778年7月2日,卢梭据医生诊断为患迫害型心里分裂症而死,与此相比,伏尔泰死的时候这位哲人得到了崇高的礼遇,塞纳河边万人空巷,直到伏尔泰笑着离开人世。
笑着的是伏尔泰,哭着的是卢梭。
卢梭抛弃了君主意志,书写公共意志如同条文一般将君主时代推进历史,如同那张身份证的命运,而他自己如同条文制定者,湮没在历史尘封的脚步里。
“全能的天啊!天气如此晴朗,没有一片云,上帝是在等着我了。”卢梭临前的一句话,多么美,又多么凄凉。
可是天空越蔚蓝,卢梭的心里会不会更凄凉?
卢梭的理想之国,是在一个完美的立法之下,个别的人或者个人的意志根本就没有了地位,政府本身的集体意志也应该是次要的,从而公共意志以及主权的意志则是永远占主导地位的。这种公共意志指导下的个人民主,是后来法国在内国家政治参与的基本模式。
法国大革命期间,罗伯斯贝尔,这位卢梭精神世界的产儿将这种思想放在了法国的温床上让它生根发芽。如同文件精神一样,追随者全面地领悟了它的思想和精神,待到期限已过,全部都成了一纸空文,丢进了垃圾桶。
法国大革命之后《社会契约论》的地位一落千丈,据调查在很多家庭的书橱里有他的《新爱洛绮丝》、《忏悔录》、《爱弥儿》等都占大多数,唯独《社会契约论》寥寥无几。尽管他的理想之国被搬上了温床上孕育,但是终究还是夭折而死。
过期作废!虽然法国社会给《社会契约论》打上了这个红字,但是它留给我们的精神启示保质期却是永远。
一个梦,一个追梦人,我们如同卢梭,都在路上。
二、筑梦人
罗伯斯贝尔,来自阿腊斯农村的一位律师,人们称他为行走着的卢梭,正是他把让·雅克的政治哲学推到了实践阶段。像每个筑梦人,罗伯斯贝尔下了极大的决心去实现他的政治理想,和卢梭一样,他们都活在他们的道德理想之国里。
浪漫的事情,女人更喜欢参与,在卢梭的朝圣者里,更多的是那些太太们。
罗兰夫人,吉伦特派里最富有美感的象征,在她的沙龙密室里,吉伦特派很多重大的决定都在那里孕育,她饱读卢梭的所有作品,自己则想象为卢梭式的人物,扩及到她的爱人。罗伯斯贝尔初到巴黎,就与其结识,时常出入罗兰夫人的沙龙。然而作为女性,她也实践了卢梭女性不宜公开参政的主张,扮演的只是“沙龙政治”,罗伯斯贝尔则在外面的土地上将其耕织。
思想孕育着与膜拜者之间似乎都有一根精神脐带,卢梭与罗伯斯贝尔正是如此。
1961年,瓦尔特:“罗伯斯贝尔自己承认是《忏悔录》的精神产儿。”
1968年,汤普逊:“罗伯斯贝尔的国家教义是其他一切观念的基础,而这一点显然来自卢梭。”
1975年,鲁德:“罗伯斯贝尔在公共场合的语言,频率最高的是这三个词:美德、主权、人民。”他认为这些精神的发育最大的功绩应归于卢梭。
于是,在法国大革命里凭借这根脐带汲取营养,实践了他的政治梦想。他把《社会契约论》里的道德理想国的梦想经纬在法国大地上,虽然挫折无数,但却为人类社会政治形态的探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两个追梦人,心跳都不曾止息。
1799年,法国大革命失败,启蒙运动湮没于历史大潮。卢梭哲学成了下一世纪的笑柄。
19世纪的德国历史主义学派叫嚣着在卢梭的坟墓外声讨:“拿出远古的考古证据,证明你的那套社会契约论来源于远古时代,一群人和另一群人的书面合同!”
所有的人似乎记起了这个安睡的老人,记起来他思想的浪漫流淌。
20世纪英国分析哲学则对着希特勒的雕像,大骂一通:“从雅各宾专政到冲锋队运动,历史上举凡浪漫主义的事儿,缘由都应塞给了这个矮矮的坟墓下灵魂未安地老人,罪孽!”
人们把法国革命的恐怖,归因于卢梭,200年来旧大陆的起义成瘾,革命成瘾,运动成瘾,也归咎于他,可是他不过是个追梦人,想活在自己的理想国。
如今成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卢梭身负这样的历史担子会不会心里掉泪?耳闻身后骂声阵阵,冥府凄凉,应是掩面痛哭还是拂须一笑,全然不顾?
然而,终究是有赞扬声的。康德、罗尔斯、韦伯等这群哲学家给了他历史的明证。相反的方向,相反的卢梭。
牛顿把理性的数轴勾画到了无穷,而卢梭则把感性的阈值放大到极限。这让我想起了李白,不谄媚于权贵,不拘泥于名利,高声唱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坦坦荡荡,只去“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的潇洒,但谁又知道李白心里的艰涩与无奈?
有人会去赞美李白,也有人会去骂李白说他不是操持政治的料,有人会去骂卢梭,说他只是一个天生的想象家,是一个乌托邦的缔造者,但也有人会去纪念卢梭,他带给我们美德、主权、自由,带给法国人民感性的浪漫。
康德说:“你们说,学习哲学必须通过我这座桥,但你们知不知道,我康德首先通过了卢梭这座桥?”
罗尔斯说:“我以数学方程式演证出的模式,恰与卢梭当年用(契约合同)推测出的结论相合:人们将不约而同,奔向卢梭那把大镐,刨出社会老根,刨出一块价值重建的空白起点。”
或许小卢梭在哭诉,但老卢梭应是如羽化登仙,随风归去,阴阳两隔,终究是莞尔,红尘不顾,依然活在他的道德理想之国里。人们以法国革命成败论卢梭、伏尔泰之成败,还加以把欧洲200年历史之成败论及大陆、英美学派成败,似乎种种的一切还是一个噩梦。
法国大革命早已刊刻在了历史课本里,但我依旧似乎可以听到它急促有力的呼吸声,它无不为后来的人们给予着莫大的鼓励。从巴士底狱的攻破到1789年革命跌跌撞撞的滚爬探索,那是一条血染之路,一条经天纬地之路。
一个遥远的远方,不曾彷徨,只要有梦,我愿像追寻自由的法国人民,做个寻梦人。
思想可以杀人,也可以挽救生命。一种思想如同输送营养的管道,如果混入毒素,就会夭折梦想。卢梭的思想,输给了罗伯斯贝尔,输给了法国大革命,于是一段时光流年里的灰色记忆便刻在了人类历史上。
可是,它真的有毒么?答案是:没有。
三、有毒的梦
大革命具有深远的民族历史根源,是贵族反对加贝王朝的长期斗争的休止符,它似乎加速了民族历史的进程,但是却没有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由“贵族”引发,然后“平民”完成。它以猛烈的步调突围了整个历史的步伐,在其他诸国唤起了人们对于社会形态的改革热情。欧洲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在1789——1815年为重大转型的,大革命后其在人类生活中任然有很大的影响。
它是一个典型,是放在整个世界历史里,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世界化的开端,它是一个梦,开启了人类社会形态和体制改革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
郭敬明说:“给我一滴眼泪,我就能看见你心里的全部海洋”,而于我来说,际遇一件小小的意外,或许我就能瞥见尘封在流年里的灰色记忆。法国大革命的熊熊烈火烧遍欧洲,而后燃至全世界,但终究还是湮没于历史。
来的猛,去的却淡。那一段灰色的记忆,却闪现着金属的光芒。
作者:西红柿椒盐饼,80后,教师,爱吃西红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