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西藏高原的藏族是一个对生活器皿十分讲究的民族，除金器、银器、铁器、玉器、石器、木器以外，陶器是他们经常使用的器皿之一。这些陶器出自西藏民间艺人之手。
”
藏族制陶人的技艺传承
据考古资料证明，西藏的制陶历史源远流长。1978年在西藏昌都地区发现的卡若遗址，是迄今为止中国所发现的海拔最高、经度最西的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这里出土的两万多件陶片中，能够辨认器形的有1234件，分罐、盆、碗三种。其中盆的器形一般较大，敞口，平底，深腹，制作较精，多为盛器。少数陶盆的表面有烟熏的痕迹，据专家推测可能是炊具。碗的形器较小，敞口，平底，可分直口和多口两型。罐的器形大小悬殊，制作精致，可用作汲水、烧煮食物和储藏粮食等。从器形上看，有小口垂腹罐、小口鼓腹罐、长颈短唇罐、深腹罐、大口罐、单耳罐、双体兽形罐、带流罐和带嘴罐等类形。
制作陶器的陶土均有羼和料。羼和料分粗细两种，故陶器也可分夹沙粗陶系和夹沙细陶系。陶器均为手制，以泥条盘筑法为主，小型器物则用手捏。陶坯一般都从底部开始制作，出土的陶器均为平底，极少有耳、流等，可见方法比较简单。从陶器的火候不高，颜色不纯等情况看，当时可能未使用陶窑，而是在露天的火堆里烧制陶器。
藏传特色
那些陶制的种子
曲贡村遗址的陶器，在制作工艺、陶质、器型方面，都显示出相当的进步性，年代上应比卡若文化晚，可以基本确定为西藏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新的独特文化型。除此以外，在西藏的其他古文化遗址中均有不同程度地发现陶器遗址，由此可见，西藏人制陶，用陶的历史相当久远。
西藏的林周、达孜、尼木、墨竹工卡、贡觉、芒康、洛隆、丁青、桑日、扎囊、乃东、琼结、贡嘎、定结、定日、谢通门、仁布和江孜等县均有陶村，他们的制陶工艺大同小异。基本程序是：
西藏
地处高寒，烧制陶器的能源也与其他地方大为不同。西藏南低而北高，东南为林区，制陶时烧木柴，而西北只好用牛粪或草皮做燃料。
执着
巴热村制陶技艺传承，一般是父传子，或兄弟传，传男不传女，女人不操制陶手艺。如自家人不会制陶，拜师学艺也十分简单，或到亲戚家学，或找一个同村的技艺好一点的人为师，给师傅当帮手，做零活，从旁学习，等到技艺学成，可以独立制作时，根据家中经济能力而定，送些礼物给师傅，以表谢意。但不管家中如何贫穷，一条哈达是必需要送的，绝对不可少，自此可自立门户，以制陶为业了。
在世俗者眼中，制陶人往往被视为贱人，与铁匠、理发师、天葬师等职业的人一样遭人白眼，不与他们同桌就餐。究其缘由，据说因为陶匠在制陶时，烧死陶土中的幼小生灵，因而是有罪之人。这种看法由来已久，择婿嫁女时尤其看重这一点，一般人家不愿与陶匠通婚，所以在过去陶匠的社会地位是比较低下的。
这种朴素----
制陶人家把制好的陶器拉到拉萨，在布达拉宫后边的龙王潭公园里，一次性出售给专门设摊的卖陶人。卖陶人中有的是从农村来拉萨打工的农民，有的是拉萨居民。这些卖陶人沿公园的外墙搭起临时帐篷，帐篷前设摊，打着牌，喝着酒，悠闲自在，并不着急是否有顾客光临。
从江孜卡麦乡出来，途经日喀则时，在街上碰到两个卖陶人，他们背着自己的产品，走了很远的路来城里售陶，时值中午，烈日当空，他们只好把陶器放下来靠在树上，人在树荫下席地而坐，面前放着几个香炉，眼巴巴地望着行人，渴望自己的货早点售完。
记得从江孜到日喀则途中，当从车窗外看见，有两辆马车装满陶器迎面而来，及至擦身而过消失在尘埃里。次日，在回拉萨的途中，行至仁布县和尼木县交界的峡谷中，脚下雅鲁藏布江汹涌奔腾，更显得山势险恶，忽听到毛驴的铃声由远而近，但见一队毛驴驮队正驮着一批陶器沿着险峻的山路顺江而行，不知驮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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