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曾国藩日记八【604】2023-12-30

原文：

早，出城，至九弟营中早饭。饭后至朱唐两营、岳字两营、振字营、护卫军送行，午正归。见客二次。中饭后见客二次。与星房前辈久谈。作“禫服文”一首，定禫服礼仪注。沅弟来，明早共设祭，行释服礼也。

夜与沅弟论为人之道有四知，天道有三恶。三恶之目曰天道恶巧，天道恶盈，天道恶贰。贰者，多猜忌也，不忠诚也，无恒心也。四知之目，即《论语》未章之“知命”、“知礼”、“知言”、而吾更加以“知仁”。

仁者恕也，已欲立而立立人，已欲达而达达人，恕道也。立者足以自立也，达者四达不悖，远近信之，人心归之。《诗》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礼》云：“推而放诸四海而准，达之谓也。”我欲足以自立，则不可使人无以自立；我欲四达不悖，则不可使人一步不行，此立人达人义也。孔子所云：“已所不欲，勿施诸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则识大量大，不知此则识小量小。故吾于三知之外，更加“知仁”，愿与沅弟共勉之。沅弟亦深领此言，谓欲培植家运，须从此七者致力也。

咸丰九年（1859）五月初八日

天道三恶人道四知

要说悟道，曾氏在这篇日记中所悟出的是真正的大道与要道。

《尚书·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所以，天道其实就是百姓之道、社会之道、群体之道。曾氏认为，这个道厌恶三种现象：一厌恶乖巧、二厌恶盈满、三厌恶不忠诚。

关于这方面，咸丰八年正月初四日，曾氏在致九弟沅甫的信中提到：“近日忧居猛省，一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复我固有。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城愚应之，久之则人意也消。”曾氏还提出“拙诚”的理念，认为天下之至拙可胜天下之至巧，天下之至诚可胜天下之至伪。

他在同治元年（1862）五月十五日致沅、季信中说：“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吾家亦盈时矣。管子云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同治二年正月十八日又致沅弟：“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曾屡次以此七字诫春霆（鲍超（1828—1886），初字春亭，后改春霆。得曾国藩赏识，在剿战太平军过程中，迅速成为湘军名将，与湘军勇将“多隆阿”齐名，并称“多龙超虎”、“北多南超”，官至提督，封子爵，声名显赫。一生经历大小 500 多次战役，身负轻重伤 108处，立下赫赫战功。虽粗豪不文，对统军领兵却深有研究，并自成体系。其亲自组建的霆军悍不畏死、锐不可挡。）不知与弟道及否？”在《求阙斋记》中，曾氏写道：“若国藩者，无为无猷而多罹与咎，而或锡之福，所谓不称其服者欤？于是名其居曰‘求阙斋’。凡外至之荣，耳目百体之耆，皆使留起缺陷。礼主减而乐主淫。乐不可极，以礼节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若夫令问广誉，尤造物所靳予者，实至而归之，所取已贪矣，况以无实者攘之乎？行非圣人而有完名者，殆不能无所矜饰于其间也。吾亦将守吾阙者焉。”

笔者所以要罗列这些，意在攘读者更多地了解曾氏所悟出来的天道三恶。

巧能使人少花力气而多得利，故而世人都愿意巧。但巧之过多，则成取巧、乖巧、机巧，逐渐脱离“实”这个立身之本。人性贪婪，故而求盈余、盈满。其实，盈余无止境，盈满更是违背自然法则。世事纷纭诱惑亦多多，人世就难得专一，而专一才是成事的要诀。《尚书·大禹谟》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之所以被后人视为十六字心传，就在于他揭示了人性与社会性的真谛。

因为巧能一时得便捷，盈能一时多获利，贰能一时处逢源，人便极易陷于巧、盈、贰之中，不能自拔，但从长远来看，巧、盈、贰将会带来更大的不利。故而哲人们会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方式来提醒大家从一时的满足中跳出来，不要舍本求末，弃正趋斜。曾氏用天道恶巧、天道恶盈、天道恶贰来表述，与前贤说法或许略有不同，其宗旨则是一样的。

所谓人道，即人的立身之道，曾氏提出四知，即知命、知礼、知言、知仁。前“三知”出自《论语》：“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人也”这“三知”以现代语言来表述，即不懂得命运则不可能作为君子，不懂得礼仪则不可能立足于社会，不懂得理解别人说的话则不可能去识别别人。知命者能对人世持通达的态度，即努力去求取更好，又不过于固执（《论语》：“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种人具备社会精英的素质。人类社会依靠礼来维系，所以必须知礼，否则在社会上寸步难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主要靠语言来沟通。但人说的话有深有浅、有真有假、有虚有实、有直有曲，理解、辨识起来颇不容易。倘若不能很好地去知会一个人说的话，也就谈不上去认识一个人了。因为此，孔子认为知命、知礼、知言这三条很重要，这是一个出入社会的人所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

在“三知”之后，曾氏再加上知仁一条。关于这一条，他有很多的诠释。他在晚年时，预先给两个儿子留下四条遗嘱，其中第三条即“求仁则人悦”。全文如下：“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之源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四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说，则虽尽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这是一段极为精辟的文字，是典型的曾氏论文风格。短短的两百多字，将人为什么应当“仁”以及如何去为“仁”谈得透彻明了。一个人若具有孔子所说的“三知”及曾氏所说的“知仁”，则真可以行走于五湖四海而无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