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不能寐，忆及三国。
无疑，这是一个典型的乱世，具有所有乱世的共同特点。旱灾、瘟疫、军阀割据、农民起义、少数民族叛乱接踵而至，几十年间连绵不绝，天灾人祸导致全国人口锐减。
《后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全盛时期“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晋志·地理志》记载：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已属清平盛世的西晋“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从东汉末至西晋初一百年左右时间里，经过长期战乱，全国人口减少了三千多万。而据学者研究，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人口加起来不过八百万左右。
这一时期，“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不是诗意的想像，而是真实的写照。曹操征徐州，“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泗水为之不流。”（《后汉书·陶谦传》）官渡之战，曹操坑杀袁军八万。（《后汉书·袁绍传》）“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不过是鳄鱼的眼泪而已。
老百姓除了活活饿死，就只有人吃人。《后汉书·灵帝纪》记载：建宁三年（170年）春正月，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本应相敬如宾因饥饿却夫妇相食，人世悲惨莫过于此。而据王沈的《魏书》记载，曹操的军队缺粮，大臣程昱掳掠本县，供应的军粮里竟夹杂着不少人肉干！
正可谓“人穷呼天，乱世敬鬼。”在这尸横遍野的离乱之世，居然升腾起一片宗教信仰的光华来。
《三国志·笮融传》记载，初平四年（公元193年），下邳太守笮融斥巨资在下邳建造浮屠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人。”铺排之奢华、气势之宏伟举世罕见。每逢农历四月初八佛祖诞辰，笮融在路旁设酒席达数十里长，任人饮食。来参观、拜佛的百姓有万人之多，费用以亿计。
笮融在佛教发展史上举足轻重，其事迹在冰冷的史册中辉映着浮屠璀璨的光辉。后世建造佛寺，竟相奢靡，无不效仿笮融。而越是高大恢宏的建筑，越容易让人从心理上产生敬畏与认同。在一千八百年后的今天，神州大地又掀起了新一轮造佛运动。高大崔嵬的佛像，屹立在数百米的高空中，面露慈祥的笑容，俯瞰着卑微的苍生。浮屠盛景
也许乱世之中，善行更显重要。张鲁同样在汉中行“五斗米道”，“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又在驿站内放置米肉，供行路者食用。道教风行一时，与佛教遥相呼应，而后张鲁竟借此雄据汉中达三十年之久。（《后汉书·张鲁传》）
宁为盛世鸡犬，莫做乱世英才。乱世纷争，弱肉强食，群雄蜂起。百姓却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能靠宗教的麻醉寄希望于来生。东汉未年，佛道同时盛行。真正是应了李泽厚先生的那段话——人现实的地位愈渺小，膜拜的佛身躯愈高大。在巨大的、智慧的、超然的神像面前匍伏着蝼蚁般的生命，而蝼蚁们的渺小生命居然建立起如此巨大而不朽的“公平”主宰，也正好折射着对深重现实苦难无可奈何的强烈情绪。(《美的历程·佛陀世容》》
又据王隐《蜀记》记载，景耀六年（公元263年）刘禅投降魏国时，蜀国不过“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三国之中，蜀国实力最弱，刘禅确实是扶也扶不起来的阿斗。而后世所津津乐道“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掳灰飞烟灭”（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以及青梅煮酒论英雄，火烧曹军八十万，不过是文人要建功立业的不朽梦想与小说家胡编乱造的春秋大梦罢了……
(文中图片为位于国家级贫困县河南鲁山县的中原大佛，总投资12亿元，大佛总高208米，其中佛身高108米，莲花座高20米，金刚座高25米，须弥座高55米。大佛用黄金108公斤，合金铜3300公斤，特殊钢材15000吨。)
